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1篇1

关键词：社会排斥；社会资本；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17-02

随着社会分化的速度加快，除了以往的高低等级的纵向分化，还出现了中心-边缘的横向分化，出现了许多社会排斥的现象和问题，社会成员缺少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获得资源的机会。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以下的社会群体上：进城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往往遭遇到制度性的排斥，如福利保障及子女受教育机会；留守人员，主要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没有充分选择的机会。在同一制度结构中，获取的社会资本不同，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形成明显区隔。

一、文献回顾

1.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对贫困的研究，最早提出社会排斥概念的是法国学者Lenoir，指代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群体。（李景治，2006）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唐钧，2002）

对社会排斥的成因，不同学者的理解不同，有学者将社会排斥归责于个人，即认为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和态度所造成的。Burchard从社会参与的角度考察社会排斥，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Burchard等，1999）将排斥的原因归责于个人，还体现在对贫穷的相关研究中。在贫穷问题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个人道德低下，正是因为贫穷群体依赖社会福利，形成了一种福利依赖文化，而这种依赖中包含的正是一种自我排斥。（Murray，1990）另一种观点是社会政策创造论，即认为是社会政策在提供资源时，对某些社会成员的系统化拒绝造成了社会排斥。周林刚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社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等制度化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被排斥的社会群体，诸如农民工、老人及残障人士等，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周林刚，2004）

2.在中国的研究。在对城市贫困人群、新失业群体的研究中，有学者研究认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欠缺技能，缺少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更容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后陷入社会排斥的困境。（滕姗姗，杨植强，2011）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观念的排斥成为关键因素，会加重经济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陈庆滨，2006）这一观点在对残疾人的社会排斥中也得到回应。（周林刚，2003）社会排斥理论应用到对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外，还应用到对许多在“社会结构有意无意”排除的对象中，如对差生内化被排斥身份的研究（秦晓玲，2007），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李丹，宫照军，2009）

社会排斥研究中对于女性的研究较少，在对于女性单亲家庭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和观念上都阻碍了单亲女性接收和发展社会资本，从而在社会中处于被排斥的位置。（王爱丽，郭砾，2010）有学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认为，农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来自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的双重竞争，同时还受到中国传统的两性劳动和权力分配意识的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女性被排斥的程度。（宋瑜，2008）

综上所述，社会排斥在中国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贫穷群体的被排斥情况研究，对女性群体关注不够，性别视角运用不足，没有看到整个社会的父权文化建制形成的权力结构。

二、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在反抗父权制的语境中，与标榜理性、客观、追求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男权对立的一切群体都遭遇到社会排斥。女性被社会主流文化塑造成为二等公民，也即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激进女性主义提出了父权制这一概念，来指代贯穿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对于男性气质的推崇，对不符合男性气质要求的一切价值形态的贬低和排斥。父权文化的话语不仅解构了社会的制度政策，还解构了人们的思想范式；父权文化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男性同样是被压迫的对象，不符合主流话语评判的社会成员均处于被排斥的位置。但在被压迫者内部，男性又利用其身份优势在获取资源的竞争中排斥女性，导致女性群体只能处于福利体制的边缘。下文将社会排斥置于女性主义视野下，对其成因和结果进行分析。

1.社会结构：排斥的机制。社会排斥的经典定义为三种类型的排斥，从“团结型”到“特殊型”再到“垄断型”（Silver，1995），关注点由个人逐渐转向社会，最后落在社会结构和权力群体的操控上。

女性主义关注个人处遇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国家通过福利资源的分配和身份的认定，将个人与家庭归置于国家市场的结构中，个人生活的福祉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福利的看法，对弱势群体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归因。而以扶助弱势、谋求社会公平为主旨的福利制度，也是在此权力结构中产生，实际上能多大程度地减少不公平，或者又会制造多少的不公平呢？有学者对福利供热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效益一般的单位，供热的福利补贴只发给家庭中的男性，这缘于福利住房是“分男不分女”的，于是在福利供热这一问题上，性别和单位体制交叉共同作用造成两种极端情况：一种如果丈夫所在单位效益不好或者下岗，那么夫妻双方就享受不到任何福利，而另一极端情况是夫妻双方享受双重的福利。（胡晓红，王晶，2006）表面上看，这是供热问题，实际上是与集合了资源的单位制、福利住房等紧密相连的。当和权力、稀缺资源联系起来时，女性社会资本的减损程度就被放大，女性被社会排斥的程度加深。

政策制度实质上由国家意识形态决定，自由主义或是保守主义的倾向，催生出不同的社会政策，造就不同的福利保障。国家不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深深隐含着父权主义假设和男女不平等的价值判断。（George，1994）父权主义作为一个性别结构，控制着女性；同时还构造着核心文化观念，拣选着价值理念，而被推崇的往往是男性气质。观念上的规训，让社会成员放弃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反抗，自觉服从权力结构的安排，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安然处之。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结构面前，女性无力反抗，更无法逃离。为了能在“男人的社会”中获得生活空间，女性发展出许多妥协策略，其一是学习男性话语，操演男性气质，而这往往会被社会指责为“不适当”或者“越轨”（男性操演女性气质时会遭到更猛烈抨击，因为会造成权力界限的缺口流失）；其二是安然于自己的“第二性”身份，主动扮演社会所规定的女性角色，展现社会所期望的女性气质，这会在为女性带来直接的利益，如淑女的褒奖、贤妻的名分会为其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而这都是由男人来裁决和提供。在长期的男性语境中，对女性竞争意识和成就动机的消减，更好比是对女性成为“一等公民”的进取心的，男性在专业领域和权力领域摒除女性的声音，把握了绝对话语权，进而使得女性处于男权社会结构中。为了得到男性话语的认可，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习得了这样的观念，女性也如男性预言般地成为二等公民。

在父权制的国家制度下，女性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中都遭遇着不公平。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劣势积累，造成很多女性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方面遭遇到不公平，而这正是她们人生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积累的结果。（裴晓梅，2006）福利制度也是父权主义的代言人，女性都是作为被压迫的一方，对此福利制度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女性成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被排斥群体。

2.社会资本：排斥的结果。社会资本最早由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而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得到广泛运用，也常常与社会网络交织被讨论。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镶嵌或悬浮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之中。（姚小涛，席酉民，2003）女性在各自的社会网络中，能链接到的资本很有限。女性被形塑为二等公民，社会网络资本（如晋升机会、薪酬奖励）也会较少流向女性；女性被要求扮演照料家务的角色，男性承担主要的物质生活责任，女性担当价值被低估的家庭生产，在家庭内部资本分配时，弱势的女性分得的个人资本很少。同时，主要由女性组成的社会网络，如“单亲妈妈互助会”等，因为网络中的成员拥有的资本和社会关系很少，整个社会网络的集聚效应也不明显。社会结构导致社会排斥，被排斥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薄弱，缺失争取资源的途径，更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本的缺少，陷入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中。

三、结语

本文回顾了社会排斥理论，并将社会排斥置于父权制结构和性别秩序文化中进行思考，认为社会政策、福利制度中，体现男权意志，排斥女性群体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在社会资本的竞争中，女性永远处于劣势地位。除去社会结构上的被动排斥造成社会网络的脆弱和社会资本的薄弱，还有被排斥群体对父权观念内化后的自我排斥。同样，社会弱势群体也被排斥，但在其内部，男性仍然依靠父权文化在压迫和排斥女性，社会结构排斥和性别排斥的合谋造成女性的二等公民或三等、四等公民的弱权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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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景治，熊光清.中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6）.

[6]滕姗姗，杨植强.社会排斥视角下新失业群体的就业再就业保障研究[J]兰州学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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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晓红，王晶，福利权利是个人的还是家庭的？――从性别视角看福利功能热制度改革与社会公平重建[J].妇女研究论丛，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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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顾新，郭耀煌等，社会资本及其在知识链中的作用[J].科研管理，2003（9）.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校；执行力；交易成本

加强执行力建设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能否有效落实，也是高校能否形成良性内部关系、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事业的核心因素。从国内研究看，早在2005年就有研究者关注这一课题①。在十余年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并提出提高高校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前人研究并分析其局限的基础上，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工具，开辟新的视角，并力图对高校执行力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局限

目前，研究者们对提高高校执行力的重要意义、高校执行力弱化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提高执行力的对策等进行了比较丰富的分析。研究者普遍认同高校执行力在学校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执行力关系学校的生存发展，是实现高校战略目标的有力保障，也有助于消除学校管理黑洞，促进组织的有效运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1]同时，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也被视为是高校管理中的通病，具体表现在：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降低标准，逐渐偏离决策目标；在执行过程中拖延了事，有些工作甚至不了了之；执行力度不足，导致工作虎头蛇尾，达不到预期效果。[2]同时，还有学者概括了执行乏力的具体形式：寻找借口―“不执行”、形式主义―“虚执行”、利益优先―“半执行”、各行其是―“乱执行”。[3]在提高高校执行力的途径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要做到科学决策、完善规章制度、选好配强干部、建设执行团队以及建设好执行力文化等。[4]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高校执行力的理念与理论的研究有待加强；只是针对高校执行力不强的共性来提出一些提升高校执行力的相应措施，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因此需要构建与完善高校执行力建设体系；大多侧重于纵向对我国高校执行力不强的现象及其对策的分析上，而缺少横向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对高校执行力建设的实证研究不足，所提出的加强高校执行力建设的措施，往往不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慎重的缜密推理得出的，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依据。[5]

对于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笔者基本认同上述概括。在这些局限中，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目前的研究普遍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没有深入挖掘影响高校执行力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所进行的实证调研以及比较研究等，最终仍然跳不出对表象的简单观察，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基本局限于健全制度、人员激励、营造文化的框架。当然，这些对策不可谓不正确，但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这些措施真正发挥其作用。

交易成本与高校执行力的基本模型

要强化对高校执行力的理论分析，首先应对高校执行力的性质进行理解和透视。从目前关于高校执行力的观点看，基本都将其视为高校贯彻制度、政策的能力。而要衡量这种能力的高低，归根到底是要评估某种制度或政策在运行中是否符合其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输出”，而要实现这种“输出”，就必须有相应的“输入”―这也正是目前研究的基本逻辑。

然而，尽管这一逻辑在形式上能够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但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却存在与实际相脱节的弊端，因为其把输入到输出的过程置于一个“真空”状态中，而忽略了任何输入以及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主体和客体的交互关系。制度或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利益，由于利益实现要求的自我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同时存在，因此利益矛盾必然是持续存在的。而为了协调利益矛盾，使制度或政策能够尽可能地对客体行为产生符合预期的影响，就必须消耗一定的资源、付出相应的“成本”才能实现。在此，借鉴经济学中的术语，即要使制度或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就必须关注在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以交易成本为工具进行经济分析从科斯（1937）开端，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交易成本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6]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1960）更具体地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内涵，“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7]。威廉姆森（2002）则形象地指出“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8]可见，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所有市场经济组织及各种经济组织中不同形态的交易关系。

那么，执行力的高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但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由此，可以对执行力和交易成本的关系进行一个基本概括，即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为了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而付出的交易成本（输入）在达到特定值之前，执行力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当成本超出这一特定值时，则执行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要提升高校执行力，既需要投入必要的成本，又需要把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的研究所提出的对策简单地认为“输入”（交易成本）和“输出”（执行力）之间是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只要投入人、财、物就能提高执行力，而忽略了在交易成本超过某个特定值时，二者反而是负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要探讨如何提高高校执行力，核心关注点就在于如何有效控制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执行力处于上升区间。

执行过程中交易成本的构成

要把交易成本控制在合理区间内，首先必须界定其由哪些方面构成。进行这一界定的意义，在于厘清哪些交易成本是必须投入的，哪些成本是不必要的、可以进行削减的，从而使控制成本有的放矢。

威廉姆森（2002）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事前”和“事后”两方面。其中，“事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存在“事前”的交易成本，是因为在签订契约时，交易双方都难以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和责任。而“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四种形式：一是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合作方向，导致交易双方不适应的成本；二是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情况而进行讨价还价所产生的成本；三是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所付出的成本；四是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9]

综合威廉姆森的分析，本文结合制度或政策执行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将高校执行力的交易成本划分为决策成本（C1）、运行成本（C2）以及纠偏成本（C3）。其中：决策成本是指在制定制度或政策过程中所支付的信息搜集、方案比较等方面的成本；运行成本是指为了实现制度或政策的功能，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纠偏成本是指为了防止执行偏离目标或当偏离目标出现时，进行的监督和控制所耗费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的函数为：C=C1+C2+C3。

从这三项成本的指向看，在提高执行力方面似都有必要性，倘若如此，则交易成本和执行力之间应持续呈现正相关性―但这与前文的分析不符。那么其原因何在？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注意到这三类成本均存在着内部矛盾性，即同时存在着必要性和非必要性。具体而言：

第一，决策成本。为了使执行的过程顺利进行，在决策时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和专业性的论证是必要的，但由于涉及利益的复杂性，有时会采取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或是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导致决策不科学或是决策过程冗长而无效，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第二，运行成本。为了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成立相关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是必要的，但执行主体可能存在着追求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倾向，导致不必要的“寻租”成本，从而增加执行中的不必要成本。

第三，纠偏成本。为了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对执行主体和客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是必要的，但执行主体和客体可能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或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制度或政策不利于自我利益时，用各种手段抵制或规避监督，从而导致资源浪费。

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了交易成本和执行力之间并非持续正相关，而是在突破某特定值后呈现负相关。因此，要合理地投入并控制交易成本，核心就在于科学处理好交易成本的两面性，既维护其合理的部分，又控制、削减其不必要的成分。

交易成本视域中的高校执行力提升路径

1.坚持民主集中制，控制好决策成本

有研究表明：政策执行是政策特性（冲突性、明晰性）的函数。其中，政策冲突性是指不同行为主体在政策目标或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不一致意见的程度，政策明晰性是指在政策目标或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模糊性的程度。[10]为此，在制度或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努力实现方案的民主性和专业性，降低执行失败风险。在民主性方面，要针对高校师生民主意识较强的特点，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把师生作为大学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学校最主要的人才资源，广开言路集中师生智慧研究制定学校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同时，要科学合理确定征求意见的群体范围，注重实现代表性、多样性和适度性的有机统一，有效控制决策信息搜集、方案优化等方面的资源消耗。在征求有代表性的群体意见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意见和建议进行整合、统筹、协调，使制度或政策目标明确、内容具体，使政策方案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减少讨价还价所造成的决策成本，保证制度或政策能够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

2.调整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控制好运行成本

执行主体的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倾向，其重要结构性根源在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新中国成立后，以前苏联大学为模板，我国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大学按照严格的科层组织系统建构与运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大学的管理体制依然带有浓厚的“科层化”特征，“从学校内部组织的纵向关系上来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行政控制关系；从横向关系……由于这些部门掌握着分配办学资源的绝大部分权力，……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的泛化现象。”[11]这种传统的管理体制有正式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标准化，有清晰明确的工作目标，但其导致的权力垄断性则是其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现代组织变革的趋势表明：动态性与灵活性的加强将成为组织未来发展变化的首要特征，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是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为了克服权力垄断所可能导致的不必要的运行成本，就要改革传统的组织结构，构建合理的权力配置体系。要通过对科层制的分权化、扁平化改革，简化制度或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使学校和院系、师生能够通过尽可能精简但却必要的环节形成互动，为克服“中阻梗”现象提供组织结构基础。同时，也要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既保证基层拥有相应的权力来履行职责，也要明确院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在权责统一的基础上推进执行过程。

3.对执行主体和客体采取不同的纠偏措施，控制好纠偏成本

纠偏既要监督和控制执行主体的行为，又要使执行客体逐步认可制度或政策。在针对执行主体方面，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制度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利益过滤机制，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会基于其自身收益的大小来选择性执行。因此，一方面，要提升高校执行力，应为执行监控提供必要的投入，建立健全以党的监督为先导、权力监督为主体、群众监督为动力的监督体系，有效地控制执行主体的权力“寻租”成本；另一方面，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工作，还需要目标群体对制度或政策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支持行为，如同志就曾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12]因此，要保障制度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偏离其目标，还需要重视宣传和解释工作，特别是对有抵触心理的执行客体要进行循序渐进、耐心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增强其对制度或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并对少数因制度或政策施行而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要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适当补偿，消减其抵触行为所造成的不必要成本。

注释：

①基于笔者以“高校执行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检索.

参考文献：

[1]文永红.努力提升高校管理者的执行力不断推进学校各项事业改革发展―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蒋庆哲[J].北京教育（高教），2007（3）；汤正康.执行力：消除学校管理黑洞的利器[J].教书育人，2005（3）；王成珉.高校组织执行力体系的结构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7（19）；李晓衡，吴移谋.论高校执行力的提升[J].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8（2）.

[2]蔡泽寰.论高校管理者的执行力[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3]黄士安，王秋先.高校执行力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老区建设，2013（8）.

[4]杨振姣.关于高校提升执行力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6（10）；邱心玫.学校管理中的执行力探微[J].吉林教育（现代校长），2007（4）；刘菲菲.问诊学校中层领导执行力[J].当代教育论坛，2006（12）；任水才.高校中层干部要努力提高“十种能力”[J].教书育人，2006（8）；杨毅敏.浅谈高校管理中的执行文化[J].中国电力教育，2007（7）；莫海燕.提高高校执行力的研究与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14（50）.

[5]刘应兰，杨林，卢朝佑.高校执行力建设研究综述[J].文教资料，2009（12）.

[6]R.H.Coase.TheNatureoftheFirm[J].Economica，1937，4（16）：386-405.

[7]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J].TheJournalofLaw&Economics，1960，3（10）：1-44.

[8][9][美]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0]RichardE.Matland.SynthesizingtheImplementationLiterature：TheAmbiguity-ConfliictModelofPolicyImplementation[J].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1995，5（2）：145-160.

[11]马廷奇.大学管理的科层化及其实践困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1）.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4

这个寒假让就读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周泽感到“很不一样”，以往假期里被排得满满的课外培训班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老师留的假期作业也不再是机械性地做题，而是变为阅读一本好书、和家长一起观看冬奥会……  作为“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首个寒假，学生们一改以往“在家赶作业、辗转辅导班”的高压模式，迎来了更为轻松充实的假期生活。但面对首个“无学科培训寒假”，不少家长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双减’政策下，对学生、家长和学校而言都是不一样的体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伴随“双减”政策的推进，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将迎来变革，这个寒假是观察“双减”成效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要听取各方合理诉求，尊重教育规律，让“双减”真正落到实处。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

  提起2022年的教育热词，绝对非“双减”莫属。

  “双减”的概念，来自2022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双减”明面上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则也是为了缓解家长长期存在的教育焦虑、减轻家庭教育支出。

  长期以来，在家长“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寒暑假基本沦为学生的“第三学期”，很多学生的假期生活大多奔走在各个培训班之间，学生疲惫不堪，家长压力山大。

  对此，“双减”意见直接划出红线——要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除此之外，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超标超前培训；禁止以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等规定，也被业内评价为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精准打击”。

  其实，早在2018年，国家就开始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开启了一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但校外培训机构的超标培训、虚假宣传、退费难等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储朝晖注意到，与2018年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的治理不同，“双减”意见在提出规范校外培训的同时，提出了要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中明确提出要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主阵地。

  “这是‘双减’政策的最大亮点，内外兼顾，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与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同步推进。”储朝晖指出，“双减”是一场持久的阵地战，厘清其主旨与边界才能有效落实。

  非学科类培训日渐火热

  “双减”政策的效果尚需实践来验证，但目前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校外学科类培训班在这个寒假“消停”了。

  在今年寒假来临前，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强调要严查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违规开班等问题。

  然而，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凉凉”相比，非学科类培训则日渐火热。记者调查后发现，“双减”政策下，不少家长依旧不愿“躺平”，选择在假期给孩子报体育、美术、舞蹈等非学科类培训班，这背后暴露出的则是一些家长面对“无培训节假日”的焦虑与无措。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秀萍原本想利用这个寒假给刚上初一的孩子“打打基础”，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停业”加上学校老师反复重申禁止假期补课的“禁令”让她意识到正规渠道走不通了，只能选择“私教”“小班教学”等“野路子”。

  但接连咨询了几位“毛遂自荐”的教师后，出于费用和害怕被查等方面的考虑，张秀萍还是放弃了。最终，在假期里给孩子报了游泳课和书法课。

  与张秀萍相比，初二学生家长刘娜娜则坚决“将补课进行到底”，通过联系孩子以前培训班的老师，采用“家教”方式为孩子进行一对一补课。

  虽然知道这种做法是违规的，但刘娜娜也很无奈，孩子偏科严重，数学不好，自己也无法辅导，只有在时间充裕的假期补课，“作为家长，理解‘双减’是在为学生减负，也很支持，但毕竟中考升学还是需要考试来决定，不敢完全放弃学科补习”。

  刘娜娜的焦虑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长，记者随机采访了8名中小学生家长，其中有6人都表示曾在以前的假期中为孩子报学科类培训班，这个寒假，虽然仅有刘娜娜一人继续选择给孩子“补文化课”，但另外5名家长也都给孩子报了美术、体育等培训班。

  需家庭学校合力推进

  对于“双减”后家长们的焦虑，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学数学教师梁旭深有体会。今年寒假，学校响应“双减”政策，不留笔头作业，取而代之的是让学生阅读书籍、亲子互动等多种形式的弹性作业。同时，给家长们重申了禁止假期给学生报班补习文化课的要求。

  对此，多数家长比较支持，但也有家长担心既没有笔头作业，也不能上培训班会让孩子在假期彻底“放飞”，不利于开学后尽快投入学习。

  “‘双减’的有效执行需要学校教育方式和家长意识的转变。”梁旭指出，“双减”后，学校在教学课程内容上进行了调整，更强调课堂效率，力图让学生在课堂上理解并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学生在上课时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课后和假期则应该注重学生其他领域的培养，这给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学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关键，在‘双减’和‘依法带娃’的时代，学校应当承担起宣传指导的责任。”储朝晖认为，中小学校应考虑建立家长学校，指导家长科学进行家庭教育，同时要正确宣传“双减”的意义，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必要性，而不是像某些地方简单地要求学生签署所谓的拒绝参加学科类培训承诺书，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杜绝家长给学生“开小灶”，只能进一步加剧家长的焦虑情绪。

  熊丙奇也认为堵不如疏，从严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同时也应认真考虑学生、家长的现实需求。比如，有些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自主学习能力较差，想利用假期进行学科辅导，这种需求具有合理性。对此，建议由教育部门、学校和社区携手，面向此类学生，提供公益性的学科知识辅导，引导学生家长减少校外学科类培训的需求。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各非学科类培训中，体育类培训的受欢迎程度尤为突出，几乎每位给孩子报课外培训班的家长都会至少报一项体育类培训班。在被问及原因时，家长们几乎都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体育成绩在中考成绩中的占比在不断提升。

  “这是家长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也是当前应试教育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熊丙奇一直在关注“双减”政策，在他看来，“双减”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根源还是要啃下中高考改革这块“硬骨头”。

  “当前，我国中高考仍沿用考试分数、排名评价来录取学生，基础教育由此存在唯分数论、唯升学论问题。”熊丙奇担心，在不改革中高考制度的背景下，推进减负措施，可能会陷入升学看分数、名次，减负要求不看重分数、名次的悖论。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为克服唯分数的倾向，“双减”意见要求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据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学教师贾斌透露，今年1月结束的期末考试中，家长不再能知道学生的具体分数，而是用ABCD的等级区间来划分，老师也被要求不能告知具体分数。

  “对此，初一、初二年级的家长比较理解，但初三年级家长询问具体分数的很多。”有家长就向贾斌直言，中考成绩仍是体现在具体分数上，差几分就可能上不了心仪的学校，而等级制成绩的同一区间可能相差十几分，家长难以知晓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5

热议物流税制改革

在本次“两会”上，总理的报告首先客观的回顾了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提出了2012年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其中还多次提到流通、物流、农产品运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对物流业的发展在深化改革、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视，”刘武表示。

“今年国家仍然提倡稳增长，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给流通企业，特别是物流企业是一大发展的机会。”刘武认为物流牵动整个经济命脉，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经营模式的转变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物流体系来支持。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提到“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扩大物流企业营业性差额纳税式范围，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税收政策。”刘武认为政府的本意是想给物流企业减少一些税收的缴纳，但从上海物流税收改革试点发现，出台的税收政策对物流企业是一个更大的负担。

刘武表示，在“两会”报道的当天，与国家税务总局领导见面，反应税收政策不仅没有为物流企业减轻税收的负担，反过来还加大了负担，并且这个负担还可能把物流企业给压垮。税务总局领导也承认没有完全理解温总理提出物流企业减税的深层意义，对物流行业税收政策调研不够全面，并表示会召集物流企业、物流行业相关机构好好沟通交流，对物流税收政策做更深入的调研，并作相应的调整。

为物流成本“瘦身”献策

据刘武介绍，在今年的全国的经济工作中，如何打通流通领域，如何鉴定流通费用，也是今年经济工作的关键。在“两会”期间，商务部部长、发改委主任与刘武在一起交流时一直也强调物流在经济发展的重心。刘武引用美国密西根的研究成果时表示，美国对32种商品进行研究，发现物流的费用占了整个商品的价值是32%。包括物流的运输、仓储、装卸，包括库存、商品存储，有关设备设施、整个原材料、销售环节等费用。按照这样计算物流费用中国商品要占50%以上。“国内对物流费用莫衷一是，认为只有运输，仓储、运输、装卸等才算是物流费用。从50%降到30%，降低物流成本变得非常重要。”

“经常听到市民反应蔬菜贵过肉食，但农民仍然叫苦连天，卖出的菜价格低，究竟中间谁赚了？中间环节的蔬菜批发商也没利润？这些钱去哪里呢？”刘武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流通费用增加，据他的调研显示：以广东省为例，一个农产品从他原材料到消费主体上，平均要经过4.6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产生物流的费用，有装卸、运输、损耗。另外一个是中间商要赚的那笔钱，因为他付出的劳动力，付出的资金，付出的承担的经营风险，要赚钱。

“如果我们能够将流通环节减少，就可以减少一道流通环节的费用，也可以减少一道物流的费用。最近，财政部的部长也在关心如何降低流通费用的问题，为此还专门开了一个专题会议。据透露，国家财政部今年将少收海关12个亿的关税，主要是支持生产服务业，电子商务和物流三个领域”，刘武还表示，在此之前，商务部找过他几次，主要谈对于物流企业政府应该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感受到从国务院到各个部委都非常重视。

广东建双向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平台

广东省主要领导也是非常重视物流。“去年11月份，我与广东省省委书记去湛江调研时，他也跟我说，物流业将成为广东的重点的发展产业，物流协会，企业，和政府会出台一些政策。今年春节前与书记在一起开会，当时他也跟我讲，现在的流通业是广东省的一个重点工作，你作为这一方面的专家要多提意见，你提出意见后就直接交给我。”刘武说道，后来我给书记提交了一份报告，书记非常重视，并给出了以下批示：

“这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建议报告，对我省起草相关文件，开好现代流通工作会议，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请组织认真研究，制定出台有关文件，把我省的流通业提升到一个水平。”

据刘武介绍，他提交的建议报告提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一些主要的港口搭建一个能够构建全球供应链，双向一体化这样一个物流的服务平台。二是在一些较发达的产业地区，如何构建支持这种产业发展的供应链发展一体化的。三是针对人类生活需要从供应链的角度来构建一个体系。

广东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构建全球供应链、双向一体化的服务平台，打造成进出口商品的一个物流集散地平台。刘武认为搭建这个平台应该把发展现代物流作为一个重要的着手。他表示，香港的经济真正的腾飞在80年代，以前就是一个轻工业的生产制造，8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当时主要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量的商品通过香港出口到全世界，全世界的商品通过香港进驻大陆，然后大家为了方便做生意都到香港设立企业，谈生意、签合同、开店、纳税、资金结算、人来人往，合力把香港经济建立起来。

上海在90年代，是工业化城市，毛衣、皮鞋、缝纫机、电视机，现在上海的经济依然发展的非常好，上海的商业发展的模式与香港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把长三角作为他的腹地，出口的物资通过上海出口到全世界，全世界的物资通过上海进入长三角，大家为了方便做生意，都设立总部，在这里开店、纳税、资金结算。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交易中心，金融中心。

“当今广东广州，条件比香港、上海优越很多，因为从全球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地区像珠三角产业那么齐全，产品那么丰富，也从全世界这个角度来看，也没有一个地区像珠三角地区交通这么发达，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五大机场、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区位优势，用三个半小时完成覆盖全世界五分之三的人，并且他还有个很广泛的腹地，并且广州也是一个千年商户，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又是交易会的一个所在地。发展物流集得天独厚。构建全球供应链，双向一体化的服务平台，打造成进出口商品的一个物流集散地平台，存在很多空间和机会。”

刘武还向大家介绍其曾经做过的一个调研报告，发现80%的国际公司都有一个中国战略，核心的是中国采购，有70%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销售他们商品的。调研也发现，国际的采购集团，对中国的商品，可以说是既爱又恨。爱的是物优价廉；恨的是运营成本、交易成本是居高不下。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6

适逢世贸组织问世二十周年和多哈回合成败的关键时刻，世界贸易组织发表了一份署名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报告。报告向世界展示了世贸组织为克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做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借用独立研究专家的分析模型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成员对世贸的承诺大大降低了提升关税的几率，即便约束税率高于现行最惠国税率;二是通过世贸监督机制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攀升，很多学者和商界人士都担心会重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规模贸易战。不过，2014年世贸组织对G20的检测报告显示，2008-2012年贸易限制措施多达1185项，但对世界货物进口的影响仅达4.1%，占G20进口总额的5.3%。这说明世贸组织的监督机制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各国对世贸组织的关税减让承诺抑制了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几率。

报告指出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了22%。事实上，不止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中国入世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更高，2000-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翻了四番，中国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中美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会起到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我们不要忘记，今日中美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互利双赢，其关键就在于双方同意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美国放弃了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对华贸易歧视，开拓了中美互利共赢的新路，双方都应该珍惜。但是近日，奥巴马总统在2015国情咨文中大谈只能由美国来制定世界贸易规则，决不允许中国来制定贸易规则，这颇不合时宜。中国从来都主张全球共管，规则要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制定，中国不寻求自己一家为世界制定贸易规则，美国也不可能一家独揽为世界制定贸易规则。

中美相互适用世贸组织规则是双方经过十五年艰难谈判的成果，中国关税减让表包含七千多个税号，其中美国享有初谈权的共有7051个税号，说明减让表充分反映了美国的利益。世贸组织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最理想的基础。十五年的艰难谈判使中国谈判人员认识到，贸易谈判的政治化是多么的不理智，但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审议是否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反对党为了牵制执政党，总要寻找事端，阻挠延长或者制定新法，制裁中国。在这种不确定的贸易政策环境下，企业难以决策，阻碍了经济贸易的增长。中美经贸关系应该跳出美国国内政党政治之争，从两国经济利益大局出发，进行互利双赢的合作。总之，中美双方应携手合作，鼎力支持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多哈回合早日结束，符合中美利益和所有世贸成员的利益。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7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碳排放限额与交易；单位减排成本；减排率；边际替代率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080-06

DecisionMechanismStudyonProductPricingandEmissionReductioninTwoLevelLow-carbonSupplyChainEnterprisesBasedontheCDM

XIEXin-peng1，2，ZHAODao-zhi1

（1.SchoolofManagementandEconomics，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027

2.SchoolofAutomobileEngineering，MilitaryTransportationUniversity，Tianjin300161）

Abstract：Thispaper，undertheframeworkof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startsfromthecustomer'sactualdemandforlow-carbonproduct，combiningwiththeemissionrightexchangeinthecarbonmarket，andthendeducestheprofitfunctionswhichtakeretailpriceasdecisionvariableofretailerandwholesalepriceasdecisionvariablesofmanufacturer.Throughtheanalysisofcentralizedanddecentralizeddecision-making，itcanbederivedthatithascloserelationbetweenwholesalepriceandemissionreducingrate，emissionreducingcostaswellascarbontradeprice.Overhighemissionreducingcostmeansthatthemanufacturerwillpayahugecosttoreducecarbonemission，andthenwilllosethecooperativespacewhencooperateswithretailer，meanwhile，overlowmeansthattheproductwilllosecompetitionability，ithaslittlerateofreturnoninvestment.

Keywords：low-carbonsupplychain；carboncapandtrade；unitcostofcarbonabatement；carbonabatementrate；themarginalrateofsubstitution

引言

经济在不断地发展，环境也在不断地恶化。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温室气体（CO2）无节制的排放。国际社会致力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上来。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及2010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就是这一行动的具体体现[1]。

目前在众多的碳减排的方法中，较为常见的是征收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其中，排放权交易是在排放限额的基础上进行的直接管制与经济激励相结合的减排手段[2]。CDM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基于项目的碳交易机制。2006年12月，安钢与英国CAMCO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安钢CDM项目协议。如此，发达国家通过资金购买不足的碳配额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而发展中国家开发了先进技术实现了碳排放量的减少。

1文献回顾

1.1庇古税和科斯定理

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就是将生产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传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是20世纪20年代庇古（Pigou）提出的庇古税[3]；另一是20世纪60年代科斯（Coase）所讨论由外部性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以及采取“私了”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科斯定理[4]。科斯认为解决的方案应与强制企业支付给其行为造成损失的受害者的赔偿方案不同。

1.2碳配额的政策研究

遵循着以上两种思路，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碳排放权分配方面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前两种方式最为常见[5]。AarónDavidBojarski等人设计了低碳供应链的网络模型，认为整个供应链中某一时期的碳排放量等于政府在这一时期免费分配的碳配额加上从市场上购买的碳配额再减去通过市场卖出的碳配额[6]。杜[7]在考虑碳排放及其交易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时认为：企业获得的排放许可来源于三种方式。即：政府免费分配量、碳市场交易量和碳排放减少量。本文在建立碳交易模型时也认为制造型企业的所有碳排放权来源于以上三个方面。

1.3排放限额对企业行为影响研究

在对碳减排成本分析方面，张中祥[8]的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在国际间比较活跃的原因是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分析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方面，Fredrik通过比较三种模型分别得出了他们的最优排放税收[9]。JAPoyago-Theotoky[10]考虑了企业减排的技术溢出问题，对于R&D合作，独立R&D和ERC三种不同情况设计了两种契约机制。杜少甫等人分别研究了净化水平确定下企业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净化量[11]。Zhang等[12]通过报童模型建立了企业依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生产与存储的优化决策模型。何大义等运用存储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碳排放交易决策和减排率决策[13]。

1.4考虑碳排放约束的供应链运营管理研究

Hoen等[14]研究了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两种碳排放规制对供应链中运输模式选择影响。随后，Hoen等[15]以一个实行运输外包的自愿减排的企业为对象，同时考虑了运输方式的选择和定价问题。Benjaafar等[16]分析如何通过运营决策的调整减少碳排放。Cachon[17]研究供应链零售商下游网点布局如何在满足碳排放约束的同时使运营成本最小化。

张靖江考虑了由排放权供应商和排放依赖型生产商所构成的两级供应链，给出了各方的最优决策和整个供应链的最终利润[18]。在此基础上，Du等[19]在考虑由传统非营利绿色环保组织（如能源管理公司EMC）作为碳排放权的供应商和碳排放权依赖企业组成的新型供应链优化问题。

综上，更多的学者还是侧重于要减少整条碳排放链的同时使得减排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或者是侧重于考虑碳排放的整个供应链网络的优化设计和布局。而很少有人关注于在考虑了碳减排约束条件下的供应链上下游之间转移价格的博弈关系，及其与边际减排成本和碳交易价格之间的关系，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景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解决的。

2情景与模型

本文分析基于如下情景：在低碳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环境意识将不断提高。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除了要考虑价格因素外还会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碳减排与环保和健康的关系。例如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连锁京沪—西南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王伟对什么是“低碳家居建材商场”做了严格的界定，该企业通过倡导低碳理念，扩大了潜在的消费群体。又比如国内两大零售商国美和苏宁相继通过宣传低碳节能产品引导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将一部分潜在的普通消费人群转化为低碳消费人群，最终实现了销售利润的提高。FanWang（2011）等学者就认为进行低碳供应链的需求预测时，我们不仅要以价格作为标准进行判断，还要考虑到在供应链中每个环节的碳排放量的大小。因此在消费者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低碳产品的需求将是价格和碳排放量综合的函数，即Q（p，e）。零售商将面对潜在需求增加与供应商抬高价格这样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环境，而制造商将在批发价格与减排投资之间进行权衡和决策。

2.1假设与参数设定

（1）供应链中存在着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双方均不存在库存。

（2）低碳产品的需求量是价格和减排量的线性函数。

（3）低碳产品采取成本加成法定价，即在单位产品成本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加价率确定产品的价格。

（4）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单位产品产生的碳排放量一定，制造商总的碳排放量将是产量的线性函数。

（5）单位碳排放的减排成本是减排率的增函数，并且随着减排率的增加而边际递增。

（6）减排成本投资对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没有影响，即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在减排前后保持不变。

（7）政府在单一周期内免费分配的碳配额量是外生变量，并且当期碳配额不能转移到下一期使用。

（8）碳交易价格是由碳交易市场决定的，是外生变量。

（1）零售商批发价格曲线的斜率为负值，制造商批发价格曲线的斜率随着c（τ）τ的不断减小而由正值变为负值。制造商与零售商所形成的合作空间如图4灰色区域显示；

（2）随着c（τ）τ的不断减小，k1的变化速率要大于k2，于是灰色可行区域的面积将会减少，制造商批发价格的区间和上限都会减小，减排率由于减排投资的减少而减少；

（3）制造商在与零售商讨价还价中将处于不利地位，减排对于制造商来说意义很小。

以上四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低碳环境中，制造商减排效果在其与零售商价格竞争时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单位碳排放量减排成本过高，将减少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进而提高利润的空间；单位碳排放量减排成本过低，将使产品的碳排放过高，使其在与零售商进行价格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单位碳排放量减排成本在一定的区间内围绕着碳交易价格波动时，并且略低于碳交易价格的时候，将使得制造商在与零售商讨价还价中更有话语权，此时的减排投资对于制造商来说是最有意义的。

4结论

本文从对产品的需求出发，讨论了低碳环境下，消费者在购买低碳产品时不仅要考虑产品的价格，还要考虑到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构建了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函数。在假设零售商按需采购和制造商按需生产的前提下，得出并比较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零供双方的利润函数，结果可以看出双方均可以通过改变批发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而，批发价格是与低碳产品的减排率、减排成本以及碳交易价格有密切联系的。单位减排成本过高，制造商将不会投巨资去减排，零供双方将没有合作的空间；单位减排成本过低，所生产的产品将不具有竞争力，制造商的减排投资不会起到什么效果，制造商在与零售商价格竞争时失去话语权；而单位减排成本在靠近碳交易价格区域内波动是最理想的状态。此时，零供双方均会有较大的利润提升空间，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将更具有竞争优势，并且制造商在与零售商进行价格竞争时更有话语权。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更加清洁环保，消费者使用得更加安全放心；对政府来说，总的碳排放量会逐渐地有所减少，从而完成联合国限定的减排任务；对制造型企业来说，利于它的长期发展，使其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做出正确的减排投资决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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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一鸣.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4.

[3]ArthurCecilpigou.WelfareEconomics[M].华夏出版社，2007.177-179.

[4]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1.326.

[5]TietenbergTH，CuiWeiguo.EmissionsTrading–ReformonPollutionControlPolicy[M].BeijingJointPress，1992.

[6]AarónDavidBojarski，JoséMiguelLaínez，AntonioEspua，etal.IncorporatingEnvironmentalImpactsandRegulationsinaHolisticSupplyChainsModeling：AnLCAapproach[J].ComputersandChemicalEngineering，2009，33：1747-1759.

[7]SDU，JFDONG，LLIANG，JZhang.OptimalProductionPolicywithEmissionPermitsandTrading（J），ChineseJournalofManagementScience，2009，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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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MRHoen，TTan，JCFransoo，GJvanHoutum.SwitchingTransportModestoMeetVoluntaryCarbonEmissionTargets[N].Workingpaper，SchoolofIndustrialEngineering，EindhovenUniversityofTechnology，October1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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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érardP，Cachon.SupplyChainDesignandtheCostofGreenhouseGasEmissions[N].Workingpaper：UniversityofPennsylvania，2011.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8

近年来，以苹果公司在线网络商店为代表的新型双边市场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基于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对苹果公司的案例进行分析，给出了双边市场模式成功的原因，并论证了我国适合采取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来发展现代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

一、引论。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一种成功的经营模式和市场形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双边市场(two-sidedmarket)。一个双边市场的简单定义，就是作为平台(platform)的企业，同时服务两组不同的消费者。比如，ebay、易趣网、淘宝网这类的电子交易中介平台，同时服务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珍爱网、百合网这类婚姻介绍网站，同时服务男性和女性顾客;智联招聘、前程无忧这类的工作招聘网站，同时服务企业和求职者。

这种新兴的电子平台，成功的开发出新的双边市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双边市场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很早就出现的，那就是媒体产业，比如报纸和电视就同时服务观众和广告商。到底新兴的双边市场成功的原因何在?它与传统双边市场有什么区别?这种新兴的双边市场，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又有什么启示呢?

二、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最早系统的研究双边市场的是Caillaud和Jullien(2001，2003)，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Rochet和Tirole(2003)首先给出了粗略的定义：双边(更一般的说是多边)市场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平台能使最终用户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地向每一边收费试图把双方(或多方)维持在平台上的市场。双边市场中的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

在这样一个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ies)。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在双边市场中，这就表现为一种交叉网络外部性，也就是每个参与者从平台获得的效用或收益，与另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有关。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越多，另一组参与者得到的效用或收益越高，这就被定义为是正的网络外部性;反之，就被认为是负外部性的情形。

在传统双边市场中，往往表现为一边参与者对另一边参与者的网络外部性为正，反之，网络外部性为负。比如在媒体市场中，该媒体的观众越多，广告商投放广告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广告商投放的广告越多，对使用该媒体服务的观众而言，造成的干扰就越多，获得的效用也就越低。

近年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把精力投入到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中来，这也使得双边市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国外的研究中，Caillaud和Jullien(2001，2003)，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主要分析了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双边市场中，定价策略不同于一般的单边市场。企业在定价上拥有更灵活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边参与者的收费来补贴另一边，例如现实中有些报纸就选择完全免费发放给读者。还有些研究侧重于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提出了媒体市场的这种交互网络外部性会导致媒体产品的同质性，产品不够多样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比如Gabszewicz等(2004)，Gal-Or和Dukes(2003))。

在我国，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双边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双边市场理论以及定价策略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双边市场竞争的政府规制建议。主要实证分析也还是集中在媒体或银行卡市场这样的传统双边市场上。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双边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比较缺乏。

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型双边市场的特征，并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双边市场所服务的两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不再是一正一负，而都为正的。例如，加入淘宝网的卖家数量越多，买家就越可能找到更便宜且更适合自己的商品;使用淘宝网的买家越多，卖家就可能卖出更多商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参与者对于信息的获取过程是不一样的。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析重点就是信息，因为现实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了做出最优决策，市场中的微观个体(企业和消费者等)需要为信息支付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交易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可能很高以至于潜在的交易不会发生。我们再以传统媒体市场为例，阅读报纸的读者越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企业就可能卖出更多的商品，所以读者对企业的网络外部性为正。但当报纸中的广告越来越多时，必将占据刊登其他新闻内容的版面，读者阅读报纸所获得的效用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潜在的消费者)在报纸上接受到的关于交易的信息，已经被报纸这个平台所限定，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不排除有部分读者因为广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商品，但这个效应比因广告而造成的效用损失要小，所以在报纸这个平台上企业对读者的网络外部性为负。报纸能提供的关于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实在有限，交易成本没有被显著减少。而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双边市场中，因为有效而便捷的搜索手段，使得使用平台服务的任何一组参与者，都可以以非常小的成本迅速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原来因为潜在交易成本过大而没有发生的交易，在新兴的服务平台能够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发生，这对两组参与者，平台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也是近年来新兴双边市场模式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理论上，这种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会使得交易成本下降，而这种下降的趋势，会随着参与者规模的增大而更加迅速，从而呈现一种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也就是说，参与者进入这样的双边市场的好处，会随着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呈现出几何增长的趋势。但实际中，这样的市场模式又会有什么问题，以及对我国有何启示呢，我们下面将通过双边市场的实际案例予以说明。

三、双边市场实例分析。

近年来，全世界最成功的、最引人津津乐道的双边市场的案例，莫过于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iOS和服务平台iTunesStore了。苹果的迅速崛起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新型的双边市场关系，以iTunesStore中专门提供只针对苹果产品和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商店AppStore为例，根据调研机构AdMob的报告，2010年AppStore年收入近24亿美元。每位iPhone用户从苹果AppStore在线商店平均每月下载10.2个应用程序，iPod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下载的则更多，达到18.4个。苹果从AppStore中每月平均收益近2亿美元。而考虑到消费金额，平均每位iPhone用户每月在AppStore上会花费9.49美元，2640万iPhone用户每月会给AppStore带来1.25亿美元的收入;iPod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会在AppStore上会花费9.79美元，1860万iPod用户每月会给AppStore带来7300万美元的收入。截止2010年8月份，AppStore美国商店应用数量251007个，它们来自50304个者(个人开发者或开发商)。进入2011年以来，由于iPhone4和iPad的推出和热卖，以上这些数字还在飞快的增长中。

在截至6月25日的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的营收增长至285.7亿美元，净利润为73.1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为7.79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售出2034万部i-Phone，同比增长142%;售出925万台iPad，同比增长183%。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网络商店模式的成功又进一步带动了平台服务终端的销售。

普遍认为，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其出色的工业设计和制造理念，更加得益于这种优秀的商业模式，苹果公司将其旗下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和iTunesStore这个十分强大的应用平台相捆绑。iTunesStore模式的意义在于为多媒体商品和软件的供给者搭建了一个方便而又高效的销售平台。对于产品的内容和质量，因为用户们对其正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效应，使得供给者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适应了用户们对商品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这是一个对用户们的正网络外部性;同时，因为苹果在线商品的产品都是音乐、书籍、应用程序这样的虚拟产品，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当商品的供给者越多时，竞争越激烈，价格可以越来越低以至于趋近于零，但低价会吸引更多用户来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两组参与者再次呈现出对对方的正的网络外部性。总而言之，用户们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供给者们虽然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由于其商品的特殊性，只要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就有利可图;作为平台的苹果公司在赚取平台服务费用的同时，还能售出更多的平台服务终端。对三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从而使得iTunesStore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良性、相辅相成的发展轨道。在其他IT领域，网络化，平台化运营也已日益成为当下IT的主流商业模式。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平台竞争，因为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很多企业都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然而这就可能造成重复投资，资源会被浪费。就以和苹果公司竞争的其它几个移动终端服务平台为例，除了谷歌公司的安卓(Android)系统外，诺基亚公司的塞班(Symbian)系统和微软公司的WindowsPhone系统在市场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而标榜所有应用程序免费的安卓系统虽然市场占有率高，但相关商品的利润率却比苹果公司的低很多。这是因为在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中，两边的参与者越多，就会使得整个系统的效率越高，规模报酬递增，这类似于经济学中定义的自然垄断。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存在多个平台瓜分两组参与者，反而使得整个经济的规模效应没有得到体现，资源没有达到有效配置。任由一家企业做大，成为市场中的垄断者，又会抬高商品价格，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所以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必要的。

而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我国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因为现在的相当多的新型网络平台，所提供的都是很多虚拟产品，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以及监管地相对不足，企业采取双边市场模式，如何保证商品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和利润，值得思考。

双边市场为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更多的交易得以发生，但如果有部分参与者提供的是虚假信息，则会造成与之交易的参与者的损失，使得整个平台的效率和社会总福利下降。这种情况下，要求作为平台企业对于平台上所有参与者的信息进行检查和辨别成本又太高，所以相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的监管也很重要。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新型双边市场的潜力，也了解到在市场任由双边市场发展会出现的问题。结合到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际，笔者认为在中国发展这种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是合适的。

四、新型双边市场对发展有中国特色服务业的启示。

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规划，都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现代服务业体系中，金融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对于相关经济金融法律的保护，依赖度很高，考虑到我国相关经济金融法律制度的现状，想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发展现代金融业，难度很大;而类似的原因也适用于法律咨询、会计师咨询、创意产业等其它相关行业。而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更加准确地为市场中各个微观个体提供相关交易信息，降低成本，在我国则更具潜力，主要理由如下：

(1)我国双边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很多跟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易信息获取不易，信息成本过高，这方面发展潜力巨大。比如，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水、电、煤气等服务往往信息不充分，查询和缴纳方式原始，交易成本过高。

(2)我国人口基数使得潜在规模效应巨大。如上所述，这样的新型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会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大，甚至会呈现几何增长的速度。如果能建立全国范围的双边市场和服务平台，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经济利润的增长，也会相当可观。

(3)我国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能够有效地调控和监管双边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前文提到了双边市场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的重复投资或者是垄断者，知识产权保护和虚假信息问题，都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制和监管。

(4)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我们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有了完备的技术基础。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发展新型的双边市场潜力巨大，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帮助，这种双边市场模式能有效减少信息成本，增加交易数量，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政策建议。

最后，根据本文之前的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状，给出如下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1)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或者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等市政服务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政府可以自己建立服务平台，整合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医院、学校的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同时也使国有企业等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信息和需求。

(2)对于其他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行业，应该鼓励有潜质的企业投资设立新的服务平台，发展新的双边市场。同时注意不要重复投资和浪费。

(3)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边市场，要注意监管，以免出现行业垄断。加强司法建设和监督，保障双边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4)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推广互联网的建设，不断增大受众人数，包括广大农村人口，使得双边市场规模效应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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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秀芬，陈宏民。双边市场特征的企业竞争策略与规制研究综述[J].产业经济研究，2009(4)。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9

一、混合策略博弈

博弈论是研究多人决策问题的理论，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给定的博弈，必须使参与者自愿选择理论给他导出的策略，每一参与者要选择的策略必须是针对其他参与者选择策略的最优反应；如果提供的策略组合解不是纳什均衡，则至少有一个参与者有动因偏离理论的预测，使得博弈真实进行和理论预测不一致。因此，一个有效的协议中的策略组合必须是纳什均衡策略组合[6]。

如果一个策略规定参与人在给定信息情况下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不同的行动，则该战略为混合策略博弈。由于混合策略伴随的是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参与人关心的是其期望效用，使期望收益函数值最大的混合策略即为最优混合策略，有时又称为混合纳什均衡[6]。

定义1在n个人参与的博弈中，表述G≤S1，S2……Sn，u1，u2……un>中，假定参与人i有K个纯策略Si={Sil…Sik}，那么概率分布σi={σil…σik}，称为i的一个混合策略。这里σik=σil（Sik）表示i选择策略Sik的概率，对于所有的σik，有0≤σik≤1，σik=1。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政府是宏观指导者及管理者，大学毕业生是生产者；从博弈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参与者。政府为提高社会总体收益，会出台相关政策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扶助，大学生也会视政府优惠政策而采取不同的策略。为简化分析，将政府所有创业扶助政策视为一种，本文不考虑大学生就业行为。

1.混合策略模型构建

在现实情况下，人们的创业动机往往受到自身因素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如亲朋引导、政府的优惠刺激政策等，因此大学生选择创业可归属于概率性事件；与之对应的是，政府对大学生创业也可以采用一定概率给予支持或不支持。鉴于此，可基于混合策略模型对当前问题进行建模分析。

表1博弈收益值

创业非创业

扶助5，3-1，4

不扶助1，10，0

表1是对政府创业扶助政策与大学生创业活动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模拟所产生的收益值对表示。表的上方表示大学生的策略行为，策略集Sstu={创业，非创业}；表的左边表示政府的策略行为，策略集Sgov={扶助，不扶助}。表格中的数字表示博弈双方的收益，如大学生选择创业策略，政府选择扶助策略，收益对（5，3）表示政府收益为5，大学生收益为3。

假定政府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σgov={θ，1-θ}，θ表示政府扶助的概率，1-θ表示不扶助；

假定大学生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σstu={γ，1-γ}，γ表示大学生选择创业的概率。

由表1及定义1，当政府以概率θ扶助大学生创业时，大学生以概率γ选择创业，政府收益为5，大学生也有可能以1-γ的概率不创业，政府的收益为-1。因此，当政府选择扶助时，其收益取期望值为5γ-1（1-γ）。以此类推，当政府以1-θ的概率不扶助大学生创业时，其期望收益值为γ+0（1-γ），故政府总的期望收益函数表示如下：

Pgov（σgov，σstu）=θ（5γ-1（1-γ））+（1-θ）（γ+0（1-γ））

=θ（5γ-1）+γ

依政府总期望收益函数的分析过程类推，大学生的期望收益函数表示如下：

Pstu（σgov，σstu）=γ（3θ+1（1-θ））+（1-γ）（4θ+0（1-θ））

=γ（1-2θ）+4θ

2.收益函数分析

下面从收益函数来分析双方策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对政府收益函数（1）式求偏导，得到政府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求得γ=0.2，将γ=0.2代入（1）式，

Pgov（σgov，σstu）=θ（5γ-1）+γ=θ（5*0.2-1）+0.2=0.2

从政府层面来说，当大学生以0.2的机率选择创业，从（3）式可以得出，政府选择扶助与不扶助，收益是固定的。当大学生选择创业的概率低于0.2时，从（1）式可以得出，政府的收益函数值随着扶助概率θ的增长而减少，反之，政府的收益函数值会随着扶助概率θ的增长而增长。

下面从大学生的层面分析，先对大学生的收益函数（2）式求偏导，得到大学生的最优化一阶条件：

得出θ=0.5，将θ=0.5代入（2）式，

Pstu（σgov，σstu）=γ（1-2θ）+4θ=γ（1-2*0.5）+4*0.5=2

与政府收益分析类似，当政府的扶助机率为0.5时，从（4）式可以得出，大学生选择创业与非创业的收益是相同的。如果政府的扶助机率高于0.5时，从（2）式可以得出，大学生的收益函数值随着γ增长而减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模型中的大学生创业机率可以视为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及创业意识，政府的扶助机率可以视为政府在各个层面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支持力度。从上述政府与大学生的博弈过程分析可以得出，政府扶助机率θ=0.5与大学生创业机率γ=0.2是两个临界值。当γ≤0.2时，即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或创业能力低于20%时，政府增加创业扶助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反而会减少。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说，政府应该让资金投入优于当前选择的其它扶助方向，因此政府的创业政策中应包含有大学生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的考查，同时政府需要思考如何提高他们的创业激情与能力；而当政府的扶助概率θ≥0.5，大学生选择非创业或假创业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这可视为扶助政策失控带来的社会高福利，这种现象在西方高福利国家经常出现。过高的福利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大家都不去创业转而设法套取政府的扶助投资，因此政府的扶助政策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创业才会成为大学生的最佳选择。

三、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分析

大学生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创业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凯尼（Kayne）的创业政策制定思路对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制定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他把创业政策集中在新企业的出现及增长上，认为创业政策应包括：

税收和规制环境，政府通过减少税收及降低制度要求来减少成本，促进创业；

创业资金，创业初期的权益资本是非常重要的；

创业教育，通过创业课程教育培训，使更多的人对创业产生兴趣；

知识资本，是创新的源泉[7]。

基于凯尼的思路，可以看出影响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有税收环境、创业初期资金、创业文化培育及创业技能等。其中税收和规制环境的制定属于进入政策，影响到创业者的积极性；创业教育培育的创业文化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和动机；创业资金与技能决定了创业者是否有创业的能力。创业活动是动机、技能和机会相结合的结果，促进创业的政策需要围绕这几个要素来思考。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创业进入障碍政策已日趋完善[4]，说明我国的创业税收和规制环境已不是重点，主要问题是大学生创业技能的不足、创业动机的缺乏及创业资金的需求。

四、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完善对策

面对当前大学生创业率极低这一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政策还远谈不上成功。下面我们将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博弈的思维方式，来讨论如何完善当前的创业政策。

1.重视创业文化教育的连贯性

结合前面博弈模型的分析便很容易知道，当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不高或者创业能力不足时，政府进行扶助将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弥补这一不足只能依靠创业文化培育及创业教育来实现，因此政府制定创业政策要注重创业能力及创业文化的培育。创业教育不同于通识教育，要特别注重过程的连贯性及企业家精神的塑造。

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目前社会普遍将创业能力培养的不利因素都归因于高等教育，而忽视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殊不知，人的许多能力都是从个人最基本的特质中衍生而来的，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家庭教育和过程教育。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和顽强毅力，向其渗透诸如向社会奉献创造财富等正面信息，这也可算作创业的启蒙教育及创业文化的初始培育。

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是创业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应是我国各教育阶段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为培养未来的创业者，需提倡将企业家精神培养贯穿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业能力的培养。比如小学阶段，应注重激发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利用假期或课间时间勤工俭学，如给人送报纸等；中学阶段，在创业精神教育的基础上可开始企业经营方法的教育，如开设淘宝商店设计、创业发明比赛等活动；而大学阶段，则在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方法教育的同时，应大力开展创业知识、创业技能的培养。

2.加强创业扶助资金的管理

在大学生创业初期，企业很难赚到钱，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来说无实质性的刺激作用，缺乏资金是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当大学生创业者的能力与动机达到足够的程度时，政府加大扶助，其社会收益是正增长的（政府收益也可以称为社会收益，因为政府可以将税收应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公用事业建设等），对于政府与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虽然现有的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在创业中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优惠贷款进行了规定，但大都停留在宏观倡导政策的层面，从实施过程来看，还有待细化。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加大金融扶助力度对促进大学生创业尤为关键。政府可以从小额担保贷款、设立创业基金两方面来解决这个难题。对于当前的小额贷款政策，要持续加大其扶持的力度，尽可能地简化审批手续；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层面设立国家科技创业基金，用于资助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以其科研成果或专利发明创办科技企业，鼓励大学生依托科技自主创新创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

从博弈分析模型可知，创业扶助资金是一把双刃剑，过低达不到扶助的效果，过高则会成为部分人的福利。为了防止政府扶助资金被套取，无论是小额贷款还是科技创业基金，在决定资助之前都要对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评估，择优资助；同时也要加强资金审批和资金去向的监管，确保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需要通过减少为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开办公司而提供的转移支付、贷款、补贴、放松管制和税收优惠来降低我们给予不重要的创业者创办企业的激励”[8]。

参考文献

[1]胡桃，沈莉.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对我国高校的启示[J].中国大学教学，2013（2）：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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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映华.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困境及其转型[J].教育发展研究，2011（1）：34-38.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57-58.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1篇10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功能

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内涵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剂而已。而实际上，在各种社会资本的界定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同时又强调它的结构性特征。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义中使用的术语广泛地包括合作规范、信任和使人们得以集体行动的网络。在国际贸易学领域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尤其受到关注(杨宇、沈坤荣，2010)。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改善国际贸易增长源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主要包括: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信息分享，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②社会资本能够改变个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双方未来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来的合作可以补偿今天合作中的损失，合作均衡能持续存在;③社会资本能够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良性的模仿行为。共同的道德规范可以弥补缺失的正式制度，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模仿好的行为可以促进合作，提高经济活动效率。④社会资本能够解决外部性问题，降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减少利益冲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这些积极功能意味着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二、社会网络与国际贸易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产生净贸易创造效应。其解释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或效力较弱的环境中，社会网络可以通过道德、习俗和规范来维持彼此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所有参与人对违反道德、习俗和规范的人的合作惩罚机制发挥作用。在重复博弈均衡中，参与合作的每一个人的最优策略就是永远拒绝与曾经欺骗网络内任一成员的人打交道。③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优势，能够让买方更容易找到卖方，能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价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除了具有净贸易创造效应外，也会有动态效应，包括动态无效性和动态经济有效性。社会网络的动态无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须向人支付高额工资，所以长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维持或遵循“集体主义策略”，从而就会阻碍社会网络带来的静态贸易增长。②现有的社会网络阻碍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在社会网络过于发达和强大的地区，社会网络可能会使得本来可以确保合同执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减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对于遵循“集体主义策略”的交易商来说，如果厉行节约，减少对人的工资支付，那么将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进而促进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吸纳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额工资成本要低。显然，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网络对于新成员的开放程度(刘庆林、綦建红，2004)。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国际贸易对社会网络的未来需求就趋于减少，这有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有效性萎缩。例如，国际商业仲裁机构的出现，提供了争端解决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证交易方式的普遍运用，既能将部分商业信贷风险转嫁给银行，减少了买方违约的风险;又允许买方在货物质量检验之前延迟支付，减少了卖方违约的风险。可以说，社会网络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对社会网络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数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使社会网络的供给却持续增加，有可能提高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数的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网络扩大化，不仅可以促进移民国家与移民来源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发展，而且此类供给可以拉动需求，由此增加对社会网络的需求。只要社会网络的供求处于不断变化中，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就值得关注。

三、信任与国际贸易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实现的。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义成为了获得贸易收益而出现的摩擦成本。尽管人们难以给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义，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显示1997年荷兰29%的工作人员聚集在贸易部门。国际贸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寻找潜在贸易机会、签订合约以及合约执行和控制，每个阶段都会带来交易成本。在第一个阶段，买方寻找关于偏好产品、潜在供应商的信息，如果产品没有生产出来，买方还必须要求生产商进行生产性投资。卖方通过市场活动寻找买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获得，所以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贸易商必须进行投资以寻找相关信息。显然，在国际环境下，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为困难，这就产生了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这个阶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两个必要的特征:第一，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必须能够传递到商业团体内所有感兴趣的成员;第二，必须保证这个信息是高质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须是真实可用的。传递可靠信息是网络的特有功能，网络成员间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质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业伦理网络在解决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失灵中的作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Combesetal.(2002)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滋生信任，有助于减少法国的信息贸易壁垒。在合约签订阶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约条款讨价还价成本。双方必须确定如何获得合理回报，如何确定合约内容。双方不可能在合约中确定所有细节问题，因为这样做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难以被第三方证实。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有些问题也难以预见。在国际背景下，合约签订更为困难。贸易双方必须了解对方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商业规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国，人们惯于记录每一个细节，而在其它文化环境中，如荷兰，人们却只记录合约的大致框架，细节留待以后合约履行时再补充。这些差异常常带来一些误解，因为记录所有细节问题常常让对方觉得自己不被信任。为了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认知问题，贸易双方常常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取相关信息，这就使得交易成本过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贸易双方求助于贸易中介及其他专业的咨询机构来签订合约，也可以增进不同文化价值背景的贸易双方的相互理解和适应，建立长期的交易合作关系，节省交易成本。在合约执行及监控合约执行阶段，都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远距离贸易。监控意味着贸易双方检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约承诺的内容行事，如果没有，则下一步就意味着强制执行合约。最普遍的强制执行方法就是启动法律程序，尤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极其麻烦。贸易双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外国人常常感觉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存在取证问题，第三方诸如法官通常难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价值，所以，诉讼程序的结果相当不确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按照合约承诺条款履行合约，不需要严格的监控程序，这样就降低了合约执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违约，合约需要强制执行，高水平信任也会使合约一方相信违约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够强制执行合约。不少研究也证明了高水平信任在减轻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运用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地方，贸易规模的确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响贸易增长，他发现，为了实现贸易，社会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这个最低条件达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够高，才能实现更大的贸易量。这一结论为上述实证分析中信任和贸易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贸易量就一定低，因为Nupia(2009)的研究还发现，制度能够弥补信任水平低的缺憾。这意味着，在低信任社会，可以通过提高制度水平来增加贸易。这一研究结论为一国如何促进贸易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结论及建议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11

关键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35.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63-02

一、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状

整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划分为制度内税收竞争与制度外税收竞争，制度内税收竞争是由中央的差别性税收政策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而且更多的具有随意性大、竞争过度甚至宏观上失控的特点。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原因分析

1.主观原因

第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事权划分不清，政府间财政支出的责任并不明确。第二，几乎所有的税法与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只有类似于宰税、筵席税等个别税种的税权。

2.客观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财政支出也将由中央下放。

（三）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设：

（1）只有政府A和政府B，参与税收竞争博弈，且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双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手段。

（3）假定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可以有效地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

（4）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同，政府A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投资环境要优于政府B。以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收益效应。

由该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政府A和政府B均实施税收优惠，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在双方都实施税收优惠时，收益增加，说明双方的税收优惠是可采取的。此时可以吸引资本流入、增加本地税收收入，因此发生的成本与能够由收益的相应增加得到弥补。

尽管双方均实施税收优惠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合作极其不稳定。从图1中可以看到，一方不执行潜在的所得税优惠为2000。因此，合作双方将为一个更微妙的突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在不断博弈中，税收优惠程度得到提高，竞争透明度渐渐下降，从适度的税收竞争转变为过度的税收竞争，政府A和政府B均会陷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图2的情况。

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两个政府都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是占优策略均衡。但是这样会使恶性竞争波及两个政府，不但税收不会增加，税基也会遭到破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将减弱。因此，必须规范恶性税收竞争行为。

假设对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政府实施规范，使其在过度税收优惠时获得的收益低于正常优惠的收益水平，就会出现图3的情况。

在图3中，两个政府占优策略均衡为均实施正常税收优惠的情况。因此，为控制税收竞争的恶性演化，为达到双赢，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范。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

（一）宏观论述影响

客观上，适度的税收竞争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它是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实践证明，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税收竞争使纳税环境遭到破坏，市场运行和税收征管效率降低。

（二）微观论述影响――以中西部为例具体分析税收竞争的影响

税收竞争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不抵支，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支出除了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更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下表反映的2014年度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城市发展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自给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75.8%，北京市则高达89.0%。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44.8%；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只有36.9%，地区仅达10%。东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小，或者可以理解为本地的财政支出对本地的财政收入形成了有力的约束。中西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才是满足当地财政支出的重要渠道。在参与横向税收竞争时，面对同等数额的税收减免，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成本较低。

因此对于实施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东部地区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同时中西部地区为了提高所在地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有限的资金提高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又刺激了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解决措施

第一，构建稳定的税收竞争规则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增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效性。

第二，构建双层法律体系，减弱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也必须防备地方保护主义的弥漫。

第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权限。他们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唯有明确本身的权责范围，才能使税收竞争走出恶性怪圈。

四、结论

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原因，并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问题、研究现状以及解决措施。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对税收竞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所以治理应以规范与完善为主，杜绝全盘否决。从规范税收竞争行为和税收竞争环境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规范，对治理和协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剔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弊端，但我们可以减少危害性，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搬去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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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研究意义范文篇12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理想信念还不够坚定。班子成员对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有差距。对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认识不深、理解不透，进取精神退化、履职能力弱化，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题和困难时，战胜困难的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有所弱化、政治敏锐性不够强。二是政治理论素养还不够高。政治理论学习抓得不紧不实、学得不深不精，班子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谛，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识及深刻内涵把握不够，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有待提高。三是政治敏锐性还不够强。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党的形象权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思考研究还不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和鉴别力，对社会上个别消极议论或负面言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抵制不力，没有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去力所能及的进行抵制或弘扬正能量。四是纪律执行还不够彻底。领导班子虽能严格履行党纪党规教育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纪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必备内容抓紧抓实，但还存在党纪教育成效不明显以及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监督不够有力的现象。

（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精文减会不彻底。精文减会精得不够彻底、减得不够到位，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涉及全县层面的会议明显减少，但工作部署、协调方面的会议又明显增多，延误了工作的时效性。二是厉行节约不严格。个别班子成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意识不强，在厉行节约认识上存在偏差，对铺张浪费不以为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浪费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三是公务接待不规范。在日常的公务接待上，有时出现公务接待标准把握不好的情况，有时出现陪同人员超员的现象。四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不深入、不全面，对工作进展情况掌握得不及时、不准确。调研过程中存在听干部汇报多，听群众意见少，了解面上情况多，发现深层次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少。

（三）遵守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具体工作中，班子成员全局意识还不强，没有履行好民主参谋、协助决策的作用，参与讨论还不主动，有看问题不全面就不充分发表意见的现象，发扬民主不充分。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有时即使看到了别人的问题，认为在一起工作，不必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保持“一团和气”。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基本程序不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薄弱环节，在研究决策程序上，一些重大决策听取基层群众、离退休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等各方面的意见不广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党内生活制度执行不到位。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不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不到位，民主生活会辣味不浓，红脸出汗不够。

（四）遵守廉洁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岗双责”落实仍有差距。个别班子成员对党风廉政“一岗双责”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业务工作安排部署的较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还不够，没有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心中、抓在手中，执行各项纪律还不够严格，对干部监督教育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二是执纪监督有待加强。抓制度落实缺乏一以贯之、常抓不懈的工作韧劲，工作措施较为简单笼统，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有待加强。

（五）遵守工作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统揽全局发展思路上还存在差距。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还不够好，在执行中央和省、市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时，用全局的思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深，反映问题多，分析凝炼少，提出有价值的措施办法不多。二是实际工作不深入。有时把完成任务当作工作的落脚点，有检查验收做的就好，没有检查督促，做的就相对差些，当前工作与全县长远建设、整体发展结合不够。在落实具体工作时，不是很好地去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停留在一定的层面上。三是督查长效机制不完善。督查工作力度不够，监督手段单一，缺乏持续跟踪，造成有些工作措施没落到实处，影响了工作质量和实效。四是遵守工作制度不严格。个别领导没有很好地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放松了自我约束，存在迟到早退、不能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等现象。

（六）严格遵守生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奢靡之风认识不足。在思想上有松懈的倾向，主观上存在奢靡之风与自己无关的错误思想。二是不注重慎独慎微。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弱化，自律意识不强，不勤于自省，没有完全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三是勤俭节约意识不强。过“紧日子”的思想有所淡薄，在思想上对艰苦奋斗精神缺乏有力的坚守,有时不爱惜公物、不注重节能，存在不注意节俭办公,在办公耗材、用水用电等细节上大手大脚的问题。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思想根源上深刻剖析，主要是：

（一）理想信念坚守不牢。坚持理论学习常态化不够，工学矛盾和知行关系处理的不好，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导致理想信念不牢固。思想还不够解放，习惯于惯性思维，想问题、定计划、作决策有时立意不高，眼光不远，在处理基础性、长远性问题上不够深入，缺乏以理想信念激励实际工作的自觉性，致使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主动作为的意识不浓，工作担当精神不强，造成了理论学习浮在表面，调查研究不深不透、精文减会不够彻底、创新进取意识弱化等方面的问题。

（二）宗旨意识扎根不深。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领会不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在认识上不到位，下基层指导工作注重了解面上问题多，与职工群众谈心交流少，直接听取困难群众意见更少，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导致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化，没有与基层群众真正建立起鱼水关系。归根结底是“官本位”思想导致存在宗旨意识淡漠，统筹发展不科学，联系群众不紧密，效能建设不理想等方面的问题。

（三）党性修养锤炼不实。理想信念精神之钙有所缺失，使党性修养减弱，全局观念、大局意识、敬业精神弱化，放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锻造，放松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工作上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慢了，勇于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的决心软了，进取意识、奋斗精神消减了，作风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浅、浮、躁问题。由于党性锤炼不实，奋斗精神消减，导致存在攻坚克难精神软化、服务基层不主动、工作落实执行不力等方面的问题。

(四)工作纪律约束不严。纪律意识有所松懈，纪律的“螺丝”拧的不紧，在纪律上虽然思想认识到位，但在工作标准上只求不违规、不求作表率，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责，思想上严防死守，令行禁止的意识不够深入，纪律松懈的思想有所抬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的力度还不够，有的该执行的纪律坚持的不够，有些问题管了但没管彻底，导致存在艰苦奋斗意识退化、厉行节约不严格和工作不深入实际等方面的问题。

五、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政治定力。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政治修养，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落实政府党组学习制度，采取集体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学习交流，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着眼自身发展和事业发展，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促进学习成果转变成想大事、谋发展的思想动力，培养长远眼光和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二）密切联系群众，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落实各项等制度，班子成员坚持深入基层，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带有政策性、全局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改进调研方式，做到真正深入基层听真话、访实情，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增强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政治纪律，增强行动自觉。认真领会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牢固树立党规党纪和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注重把握和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使班子成员做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带头人，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