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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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1篇2

左、右两图分别为2010年我国部分省区人口总数、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统计图。读图，完成1～2题。

1.根据图中数据，可知（）

A.北京新增人口最多

B.出生率、死亡率均最高

C.宁夏的迁入人口高于江苏

D.江苏死亡率特征与人口老龄化有关

2.江苏承载人口远远高于，主要原因是江苏比（）

A.资源条件优越B.生活消费水平高

C.国土面积辽阔D.对外开放程度高

下图为我国省级行政区1995～2003年各地区净迁移人口（停留期90天以上的迁入和迁出人口差值）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图（未包括港、澳、台统计资料）。读图，回答3～4题。

3.图中各省级行政区（）

A.人口迁入量由东至西递减

B.人口迁出量从内陆向沿海递减

C.直辖市以人口迁入为主

D.少数民族自治区以人口迁出为主

4.以下省区人口迁移原因的叙述正确的是（）

A.江西人口迁出的主要原因是红壤贫瘠

B.四川人口迁出的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

C.新疆人口迁入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D.北京人口迁入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鼓励

下图为“世界某国家移民接纳标准变化图”，读图，完成5～6题。

5.按百分比由多到少，该国家移民接纳标准的排列顺序是（）

A.经济—家庭—人道主义

B.家庭—人道主义—经济

C.人道主义—家庭—经济

D.人道主义—经济—家庭

6.该国家可能是（）

A.尼日利亚B.印度

C.巴西D.加拿大

2012年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重点治理年。人口性别比，通常是指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下图为1998～2000年我国迁移人口和未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读图回答7～8题。

7.1998～2000年期间，迁移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的年龄段大约是（）

A.0～13岁B.13～23岁

C.23～40岁D.40～65岁

8.河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人口外迁将使该省（）

A.城市化水平降低

B.粮食商品率降低

C.生态环境恶化

D.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减少

联合国指定2011年10月31日为“世界70亿人口日”，向全世界敲响了人口警钟，引起了各国关于人口问题的忧虑。阅读下表，回答9～10题。

9.以下国家中，对于人口问题的忧虑内容明显不同的是（）

A.中国B.俄罗斯C.印度D.巴西

10.2000～2010年间，关于中、美两国人口的叙述，正确的是（）

A.中国人口增长率高于美国

B.鼓励中国男性移民美国是解决两国性别构成不合理的可行措施

C.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

D.中、美两国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重都很高，劳动力都很富余

二、非选择题（共40分）

1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日本，大到内阁官员，小到平民百姓，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危机感。有分析人士称，这种危机感与大多数日本人有着复杂且敏感的“岛国情结”密切相关。

材料二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务农人口更是呈现出快速老化的趋势。有统计资料显示，如今在日本的农民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七成，70岁以上的老人也占据半壁江山，只有8.5%的农民在39岁以下。

（1）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日本人存在着严重危机感的原因。

（2）日本农民老龄化特征明显的原因有哪些？

（3）农民老龄化给日本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12.根据下列图文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真实的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贡献率（R率）只与农村人口迁入本省城市的数量成正比。受统计技术、手段、实施难度等因素的限制，R率目前以城市人口比重为依据进行计算，且与城市人口比重成正比。这就导致统计出来的R率（%）与真实的R率（%）之间存在偏差。当统计出来的R率（%）高于真实的R率（%），为虚高；否则，为低估。

（1）简述河北省因吸纳外省迁入人口导致R率被低估的原因。

（2）选择一个R率存在虚高的省级行政区，简述其R率虚高的原因。

（3）分别判断①、②两省R率今后的升降趋势；并任选其一阐释判断的理由。

13.读“1850年以来美国本土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1）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东北部老工业区的人口大量迁往西部和南部，该工业区对其的推力是。

（2）图中反映的人口迁移类型是（按是否跨越国界划分）。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3

曾有专家说过，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适龄劳动力则连续两年持续下降，人口问题已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其中指出新的人口形势下，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对于报告所提到的诸多政策建议，《小康》采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如何理解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

《小康》：《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指出，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作何理解？

卢迈：长期以来，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的人口形势与30多年前已大不相同。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走向人口负增长、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处于半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农村的“空心化”、逐渐蔓延的“民工荒”以及日益凸显的独生子女一代的影响。

上述这些变化的发生，有些直接起因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有些则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这些变化的发生，表明中国的人口国情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增长过快不再是人口的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源于结构、素质和分布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生育政策作出调整成为必然。

如何破解未富先老的难题

《小康》：《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指出，中国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成为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人口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卢迈：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一方面，老龄化加重了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负担；另一方面，老龄化改变了社会代际关系。在低生育率情况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的自然基础已经瓦解，社会养老机制成为主导。财富和公共资源的代际转移，改变了社会代际关系。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大幅上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代际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小康》：报告指出，和其他一些进入老龄化国家相比，中国还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

卢迈：按照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7%这个标准，中国是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0美元，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已经完成，社会相对富裕的情况下出现的，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未富先老”。

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未富先老”有一些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使工资上涨。这时，劳动力成本提高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必须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也有巨大差距，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中国“未富先老”的人口转变特征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不利影响理解为：第一，过早地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第二，失去了对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第三，尚未获得发达国家所应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

因此，无论是面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原有的竞争优势都在减弱，这无疑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小康》：针对“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目前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比如，有专家提出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用工方式存在问题。如招工时只要40岁之前的劳动力，40后、50后根本不录用。您是如何看待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

卢迈：上述用工方式的确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能构成否认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原因。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将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规模变化已经或即将出现拐点。2011年末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74.4%，与上一年比降低了0.1个百分点，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变化，但它昭示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化已经从上升转为下降。这个下降趋势将一直延续，2050年下降到60%以下，相当于1980年水平。相比之下，1980年劳动力负担的主要是少儿人口，而在2035年以后，负担的则主要是老年人。根据本报告预测，2011-2016年期间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平均每年0.23%的速度缓慢增长，2016年达到9.98亿的峰值，随后开始逐年下降，2050年将缩减至7.45亿，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规模。

第二，新生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减少。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中国新生劳动力的规模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缩减。新生劳动力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其规模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具有重要的影响。新生劳动力的大幅度缩减势必给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第三，劳动力迅速老化。从30岁以下的最年轻组别和51-64岁最老年龄组别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在未来40年期间，最年轻组别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最老组别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一直呈现上升之势；2022年最老年龄组别的人口比例将超过最年轻组别的人口，到2050年，最年轻组别人口将不足劳动年龄人口的1/4，而最年老组别人口将接近劳动年龄人口的4成。

劳动力市场形势出现的新变化，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市场政策和制度安排将面临新的课题，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成为中国劳动市场制度改革的新方向。

《小康》：2012年《小康》曾对养老问题进行相关报道，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民办养老机构深感生存“进退维谷”。针对养老产业，从政府层面，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又该如何创造更大的市场激励？

卢迈：面对我国老年人口的巨大需求，我国的老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当前，在政府层面可以做出继续努力的方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制定老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循序渐进、逐步推进老龄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二是根据老年人的客观需求和市场的成熟程度，确定优先发展的主导型支柱产业，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老龄产业的全面发展；三是逐步完善相关公共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加强行业自律，开创老龄产业各个行业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四是构建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制度，着力解决城市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老人、孤残老人的生活，大幅度增加老年人照料机构和床位数以及医护、照料人员，大力推进以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为支撑，以巩固居家养老、扩大社区支持、提升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为着力点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发挥家庭、社区和机构的作用。在鼓励养老机构发展的同时，需要认识到的一个现实是：对于大部分老年人口而言，在自己的家中养老，依靠社区获得专业化的服务将是今后的现实选择。

“放开二胎”应分步走

《小康》：报告中提出“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原则。该如何理解这一原则？

卢迈：原则中的四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生育自主是新人口政策的最终目标。生育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口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个人对生育进行自主选择。而实现生育自主并非意味着政府对人口的发展无所作为。在生育自主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激励政策，倡导节制生育在近期仍然是需要的。素质优先是新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福祉的提高。

《小康》：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报告提出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针对生育政策调整，提出分步放开二孩政策。“分放二孩”的具体步骤是什么？该方案的确定是基于何种考虑？

卢迈：分放二孩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该方案的提出，是在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这五种方案下我国人口到2050年时的变化进行预测和模拟的基础上做出的。

不同政策调整预测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产生冲击，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与其他调整方案的预测结果相比，“分放二孩”方案下的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比“政策不变”、“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方案要高，但要比“同放二孩”方案低。此外，和“同放二孩”方案相比，“分放二孩”方案还可以拉大生育高峰的出现时段，降低政策调整后出现的生育峰值，有利于对放开二孩的结果进行观察，积累经验，稳步推进。考虑到生育政策对人口和生育率变化的反应已经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最为可行的方案是“分放二孩”，即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这样，既充分考虑了政策调整时间的紧迫性，又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在稳定的人口环境下有序进行。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加快放开户籍限制

《小康》：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报告提出“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办法。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和另外一条路径，即“把户籍与福利相剥离”相比，具有怎样的优势？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4

幸福的“烦恼”：中国老龄化进程及国际比较

社会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可谓是社会的幸福的“烦恼”。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进入老龄化，而在2000年，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4.3%，老龄人口抚养比达到21.2%，世界平均水平需要到2050年左右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4%或老龄人口抚养比为20%视为该地区或者国家深度老龄化的标准；预计在2035年左右，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达到21.2%，因此把一个国家和地区65岁以上老人人口比例超过20%视为进入超级老龄化。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发展呈现出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较快的特点。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和联合国标准，中国在1995-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相对西方国家晚了近50年。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根据联合国2011年的人口展望项目中等出生率预测，中国约在2025-2030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仅用25年，相比西方国家速度更快；而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则以世界最快的速度与西方国家在2035-2040年左右同期进入，期间仅用10年。如此快速的老龄化是比较惊人的“幸福的烦恼”。

更为严重的是，对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加坡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已经达到将近10000美元，其他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进入时人均GDP都在5000美元左右，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俗语说“未富先老”，这更加重了社会老龄化的严峻性。

老龄潮的经济、社会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是学术和社会各界有共识的，可以列举几项分析如下：

1.整体社会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也就是有效劳动力供给的不足。短期看，直到2030年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会下降2个亿左右，老人的增加伴随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会出现3个甚至2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这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生产、纳税都有不利影响。进一步考虑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完善，劳动力人口中还需要剔除在校生、失业人群、城乡低收入人群和提前退休人群，会带来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极大挑战。

2.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挑战。我国目前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按照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险对风险的要求敏感性高，其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较稳定的缴费来源和基金筹备，而老龄化是社会保险现收现付制下面对的最大风险。劳动力作为基数的缴费人数减少而老龄人口作为基数的领取待遇人数的不断增加，会使得社会保险体系尤其是基金的可持续性打上问号。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高于劳动力人口，这也是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有不利影响。

3.居民储蓄的急剧下降，所谓第一人口红利消失的理论基础。如果社会人口比较年轻，则收入相对较高，消费相对较低，因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储蓄率较高，则投资水平和资本形成率维持高位，对经济发展有利；当老龄化到来后，老年人收入低，消费高，储蓄率低，则老年人越多，对社会的资本形成和投资越有不利影响。这就是理论上“第一人口红利消失”的主要依据。现实当中，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普遍上涨，逢年过节返乡高峰后城市“招工难”，“用工荒”等社会问题就是老龄化的冰山一角。

中国老龄群体消费特点及国际比较

中国老年人口是不是如学术上研究的那样消费较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领域并没有统一答案，但是对比一些数据我们有理由提出中国老龄人口消费的一些特点。

根据代际转移体系（NationalTransferAccount）的研究数据我们制作了不同国家和地区2011年分年龄段的消费额度占当年该国总消费额度比例的数据（见图1）。其中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的情况比较类似，美国居民的消费峰值点在中年，69岁以后明显降低，德国（64岁）和日本（59岁）居民的消费峰值点在退休初期出现（以旅游消费为主），这种高消费能力持续到70岁左右才开始下降，瑞典居民到84岁之前还有一个消费能力的提升阶段（以医疗服务为主）。显然，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在支持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以后的内需，由此推动就业和维持经济平稳发展。对比这些国家，中国的消费分布则成明显的差异，那就是10-34岁这几个年轻群体的消费较高，而老年消费则相对较低，并没有形成西方国家那样的老龄人口高消费。

如果我们按照儿童人口（14岁以下），劳动力人口（15-64岁）和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三个群体的分布计算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中国老龄人口的消费占总消比例只有不到10%，而德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国家都达到了20%以上，中国和韩国、台湾和巴西的消费结构比较类似。

我们认为，这种相似和差异可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类似巴西），也和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完善，老人们更多考虑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不能和不愿意更高消费有关，同时也和中国特殊的家庭文化传统有关（台湾和韩国类似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国的年轻人在住房、教育上的投入明显占据了消费的主要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如图1所示，中国10-14和35-39岁群体消费比重较高的原因，明显一个群体处于教育年龄，另一个群体处于结婚购房年龄。而中国的老年人愿意或者说有意识去支持年轻的一代在教育和住房上的消费与投资，这些消费统计在年轻人身上而没有统计在老人身上，现实中也制约了老人群体自身的消费。

在中国共产党十报告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背景下，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随着老龄化的深入，如果老年人群体的消费不能上升，则拉动内需将会压力更大。我们计算了未来中国老人消费的比例占总消费比例的数据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我国老人消费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费结构发展的话，未来老龄人口的消费额度占消费的额度的比例将难以达到西方国家老人的消费水平，这对于拉动内需明显不利，“未富先老”如果再结合“不花钱已老”，将是老龄化社会对生产和消费的全方面的挑战（见图3）。

应对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口消费特点的政策建议

在执行“十二五”规划期间，要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借鉴德国、日本的经验，中国要改变单纯追求GDP数量和增速的做法，关注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需求与可支配收入、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提高居民消费的GDP占比，与政府消费和投资消费和谐发展。这需要基于个人财务生命周期理论，制定与收入分配、基础教育、住房保障相结合的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建立居民终生平滑消费指数，且向老年阶段倾斜，在确保国民老有所养的同时，通过老年人口的购买力带动中国产业发展和青年就业。

第一，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要执行《教育法》，弘扬教书育人的传统文化，坚持教育资源公平享有的原则，做到学有所教。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和资源合理配置以及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将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纳入准公务员的管理体制，实行派任制和轮岗制，采取综合措施抑制重点学校和淡化幼儿精英教育，从公共政策和地方政府绩效的视角消除扭曲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名校社区”的滋生条件，为儿童和家长减负，包括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让孩子们在轻松、平等和快乐的环境中得以身心健康的成长，这既是培育高素质劳动者的基础，也是培育高科技人才的基础。

第二，保障民生要制定《住房保障法》，发挥国有土地的规划优势，做到住有所居。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城市规划中的住宅土地属于社会资产，根据地方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状况有计划的建设三类房产，即贫困人群的廉租房（政府定价）、经济活动人群的现价房（政策现价）、投资人群的商品房（市场价格）。住房保障政策应当鼓励经济活动人口在限定的年限内（15-20年）购买自住房，约占终生收入的1/3，用于居住和养老（置换老年公寓和购买老年服务），从而实现居民终生消费曲线平滑稳健，适度向老年倾斜，确保个人安全性和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保障公民健康要制定《卫生法》，弘扬治病救人的传统文化，做到病有所医。有研究显示，在职工医疗保险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将人均费用支出增长率控制在40%以下，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才能做到中长期收支平衡。我国《社会保险法》选择了医疗保险模式和医疗服务协议制度，产权明晰和交易成本低是运行医疗服务协议的必要条件。中国亟待依法明确医院的管理体制，公立医院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主，公立医院医生补偿以医疗保险基金为主（70%）、财政补偿为辅（30%，应当等同社会平均工资），按照公共法人的原则建立财务制度，为私立医院树立合理医疗服务的标杆。医疗保险基金属于参保人的准公共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医疗服务，参保人不是投资医院的股东，医疗保险基金不得直接进入医院基础设施预算。将建立和运行三医联动的医疗服务协议对话和管理平台，作为国家行政和地方行政的业绩指标，按照3：5：2的原则建立医疗卫生购买机制，即财政出资占30%，社会支出占50%，将个人支出控制在20%以下，彻底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5

论文摘要:计划生育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在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快，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空粱”家庭的养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我国养老保阵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把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阵制度与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有效结合，适度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新时期解决新问题的新思路。

一、现阶段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遇到的新问题

1.人口老龄化。

国际上一般把65岁及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我国于2000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据专家预测，我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在2022年之后达到12%左右。但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会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这种老龄化，将在14岁以下人口的缩减和65岁以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进行。目前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1,40岁。虽然我国劳动力人口的负担相对较低，但伴随他们的逐年老化，新生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压力会迅速加大。国内外近期人口预测发现，在2022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状，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口中，就有30个左右60岁以上的老人，将比那一时期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2.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国际上公认的正常范围是103-107。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数值为119.92，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婴，大大偏离了正常范围。这一数据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上升了8.5个百分点，比正常值平均数高出近14个百分点。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将导致未来男性择偶拥挤，传统性道德将受到严重挑战。由于女性数量相对较少，将产生女性物化和商品化现象，拐卖妇女和女童现象将加剧，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将受到更为严重的侵犯。还将导致畸形婚姻家庭的出现，对社会伦理道德造成冲击。

3.低龄“空粱”家庭的危机。

“空巢”家庭通常指子女离家后仅由父母组成的家庭。以往人们提到“空巢”，多与老年人和养老间题联在一起，因为在生育率较高的年代，子女陆续出生、长大成人，然后再陆续离开父母家庭.家庭的成长和收缩阶段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空巢”时父母大多已迈入老年阶段。然而，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逐渐迈入社会，使这一社会现象出现了变化，低龄“空巢”家庭开始呈现日趋增多之势。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20多年，他们中许多人五十岁左右就进入“空巢”家庭。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他们可能将在“空巢”家庭中生活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多子女家庭，“空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父母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孩子离家所带来的变化，而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则是家庭结构的一种骤然突变，父母很难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调节能力。再加上低龄“空巢”家庭正值人生的“多事之秋”，女性生理上的更年期、男性心理上的“中年危机”以及下岗、失业等变故，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多重不利影响。

现在我国城市中的“空巢家庭”至少超过30%，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大部分老年人家庭都成了“空巢”。据统计.到2000年.我国老龄人口已达1.3亿.并且每年还在以3%的速度增长，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更是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因此，有效干预“空巢家庭”出现的经济的、心理的、健康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提高“空巢”家庭的生活质量，使那些“空巢老人”安度晚年，已经成为一个极待解决的社会间题。

二、对产生这一系列社会问砚的原因分析

在新时期产生这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是经济的、政策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

西方人口学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是成立的。我国学者杜鹅对新中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联合国1973年出版的研究综述再次指出，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原因，并且进一步指出，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可以加速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例如，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由这个比例翻一番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的时间。而战后开始老龄化的日本，老年人口这一比例的倍增仅仅经历了24年的时间.成为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源于两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前者是平缓的、渐进的，而后者则是急剧的、迅速的。

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主要原因也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结果，而这一种关系很自然让我们引伸出我国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关系的话题。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因素在人口转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生育率转变是有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这一点可以从全国一致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各地不一样的生育水平上得到验证。但是，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生育率水平的转变速度，而加快生育率转变也就加快了人口的老龄化。总之，计划生育不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老龄化，就正如其他许多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已经先后步人老龄化一样。但计划生育是中国人口加速老化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的开展，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生育水平急剧持续的下降，必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展开。

关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说法不一。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多生和生男孩偏好的意愿，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男多女少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农耕社会里，人们逐步形成了“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靠男性后代“传宗接代”、“祭祖送终”的传统生育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至今在很多地方还根深蒂固，是人们倾向于多生且偏好生育男孩的社会文化根源。同时在许多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和生活主要还是靠体力劳动，很多重体力劳动需要男性承担，人们把发家致富的希望都寄托于男性，是生育偏好男性的经济原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女性在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劳动分配、政治生活参与程度等方面与男性仍有一定差距，这是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倾向男孩的社会原因。上述几个原因已存在上千年，为什么以前没有引发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失衡，直到近20多年这一问题才出现?这是因为以往人们可以通过多生孩子的方式来满足生育男孩的意愿，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得人们不能从生育数量上来选择，就只有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如b超、染色体等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引产等方式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意愿。性别比失衡的现象也就必然出现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生育文化的影响，而计划生育政策是促发这一社会现象的直接原因。

“空巢”家庭的形成原因是和人口的老龄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及人们价值观念改变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空巢”家庭出现较早，现在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只占10%到30%。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52%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与子女同住的仅略高于10%。在比利时、丹麦、法国和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全部家庭户中65岁以上独居者占11%，瑞典独居老人达到40%。这些国家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建立时间长，并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20多年，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43.37%,2002年下降到12.86%，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63年的33.33%,下降到2002年俄6.45%纵随着独生子女逐渐长大成人，他们的父母也进人中老年。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比率上升，“空巢”家庭将越来越多。另外，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促成了“空巢”家庭的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信息日益快捷，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明显加速，为了事业的发展或为了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待遇，年轻人工作变动日益频繁，促使大家庭结构向小家庭转变，子女不能和老人同住，难以实现老人在家由子女照顾、养老的宿愿。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也为子女和老年人分开居住创造了物质条件。养老观念和生活理念的变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也影响着现代家庭结构模式的转变。据专家分析，大规模的“空巢”家庭在21世纪将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模式。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必须在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人口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新时期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几点建议

针对前述所提出的人口现状和人口问题，就新时期我国继续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1.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调整，逐步实行二孩生育政策。

建议从2006年开始，凡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允许家庭在有一定时间间隔条件下生育第2个孩子，并且在全国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地普遍实行;第二步，从2015-2022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每个家庭允许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这种微调的新政策可以极大地减少政策导致的独生子女生育给家庭发展和代际延续带来的风险与脆弱性，有助于缩小我国现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差距，有助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总和生育率依然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的1.7左右，以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逐步改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局面。

2建立城镇农村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养老保障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基本需求，从养老资源供给的来源看，人类社会存在三种基本的养老方式，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在城镇大多都建立了以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是以社会养老为主要方式，在农村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障基本上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这决定了我国农村群众生育需求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矛盾的长期存在，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依然是在农村，进而成为对我国实现德定低生育率水平战略目标的最大挑战。同时，由于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外迁，进城求学务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大量低龄“空巢家庭”出现，成为进一步发展趋势。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目前的社会保障框架下，财政仅支持城市的社会保障。笔者认为扭转这种制度不公平，重新建立城镇农村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现代化最重要的改革方向。

3.认真落实现行的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取信于民。

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还未建立，相当一部分人生存状况堪优。这些现象的存在，已经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实施，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采取务真求实的态度和工作作风，认真落实现行的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兑现奖励金和优惠政策，积极帮助计划生育困难户发家致富，体现出计划生育“三结合”政策的优越性所在，才能取信于民，维护党的威信。人们才会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制行为逐渐转变为自觉拥护行为。

4.树生育文化新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升高的问题。

一要在全国不断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加强宣传教育，改变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和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社会新风尚，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二要完善有利于提高女童和妇女地位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利益导向、社会保障机制，提高生育女婴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三要加强法制，完善法规，依法打击贩卖、残害和遗弃女婴的违法犯罪行为。四要建立健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政策与工作机制。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养老模式与养老资源存在着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讲不同养老模式下，养老需求的负担形式也不相同。人口的流动因素影响着养老资源的供给，因而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微观的个人、家庭，和宏观的社会。在不同养老模式框架下，养老资源有着不同的特点。人口流动带来最明显影响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终趋于缩小，也就是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享受财富的人口增加。在一贯的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下，个人和家庭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老资源的提供；二是养老功能的实现。但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中并没有把这两方面的费用进行直接参与。因此，这种增加的农村养老负担由家庭劳动力所承担。这就要求扩大养老资源获取范围，分散养老风险，养老模式必然由家庭向社会转变。在社会养老模式下，养老费用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老龄化必然导致养老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扩大。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之福利刚性，必然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二、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养老资源供给与需求产生矛盾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了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而在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进一步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第一，在农村劳动者年龄结构高低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由于农村的生产和经营多数是与体力相关，所以，在劳动以及生产经营这些方面，农村的老年人和青壮年人相比要相差很多。第二点，由于出现了在农村老龄化的问题，从而减低了农村在生产基金的运用率。我们知道积累和消费基金是呈反向关系的，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时期内某地区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基于这种观点，农村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势必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消费量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消费量增加的直接结果是降低了生产基金的积累。农村生产基金的下降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这些又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减弱了农村养老的经济基础。第三点是老龄人口比例上升，老年被抚养比率也逐渐变大。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要承担自身的生活成本的费用，还要承担由于老龄化增加造成过多的老年人口生活成本的费用。因此，加重了农村很多青壮年的生活成本负担。而这些问题又对社会增加负担，进一步增加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由于农村很多劳动力涌向城镇，使得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孤老家庭增多。而这些老人的养老状况相对较差。

2、人口流动对中国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人们认为“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是养老的一种理性选择，特别是中国农村把这种选择作为自己养老状态的一种稳定预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的进步，城市的现代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影响了农村的打工者，这些在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从对新型养老保障观念的认识、了解到接受，逐渐替代传统的养老观念。促使很多的农村人加入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种思想的产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的养老模式，使中国的老年人养老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不得不需求符合新形势下的老年人养老模式。但这种模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符合现有人口流动大环境的前提。

三、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人口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种方面，而最主要的影响是家庭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降低了家庭养老功能，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原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相适应。这正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所面临的严重考验。因此，中国农村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人口分化等因素对养老保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现有的情况来说，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更加适合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产业朝阳产业

老龄产业是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兴起的一门特殊产业。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也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有关“产业”的概念，其内涵实质与“老年人”密不可分。它是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新兴产业，包括所有有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

一、广西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

目前影响广西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

我区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及老龄产业政策和组织管理的不规范、不健全，严重制约、甚至阻碍了老龄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随着我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时期老龄人口发展的需要。改革以来，由于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制度和举措尚未落实并实施，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又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如退休金、养老金的拖欠，医疗费用报销难等)，都无形之中增大了老龄人口的后顾之忧，严重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使相当一部分现实购买力转化为储蓄，导致老年人口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且增长乏力，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作为长期以来支撑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现有财力再也无力承担面临大规模扩张的老年保障支出。本已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还需每年支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以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的不足。因此，今后无论是扩充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还是筹措老龄产业发展的资金，都必须走多元化、多渠道、市场化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尽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认同老龄事业必须走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但到目前为止，针对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动老龄事业的产业化发展，还缺乏一套全面的、系统的战略思路和行业规划。在老年保障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政出多门(部门分管、目标分割、资金分流、管理分散)，难以协调统一，缺乏互补与合力的问题。资金与政策的双重缺位，造成一方面目前的老龄产业发展后续乏力，使当前老龄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规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一些有投资意向的社会资源却驻足观望。大力发展老龄产业的社会潜力和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激发出来。

二、我区老龄产业发展的前景

尽管我区老龄产业的发展现在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但该产业还是大有可为，前景十分广阔的，是一项急待开发的朝阳产业。就老龄产业与老年市场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老年市场需求的扩大直接带动老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老年产业的发展也会对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产生引导作用。由此可见，老年产业与老年市场之间具有紧密的连带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我区老龄产业的发展前景。

1.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增长潜力巨大，将日益成为刺激老龄产业持续高速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目前我区老年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都是偏低的，加之尚不完善的保障制度对老年人消费意愿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消费需求的放大。但是，因为我区老年人口的数量大且增速快，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即使维持现有的、较低的消费水平，老龄消费总需求也会不断扩大。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加上老年人的再就业收入，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并会对消费质量有更高追求，进而导致老年需求总量的更快扩张。

2.老年人对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依赖性逐步增强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仅仅依靠福利形式的社会服务和家庭服务将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客观需要，通过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运行机制，不断满足老年人及其家庭日益增长的需求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动力源。由于广西老龄人口中农村人口、百岁老人和贫困老人很多，老年人及其家庭对社会化、专业化与市场化的服务需求就更是迫不及待的一种必然趋势。

例如，照料服务业。目前，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照料服务业提出了大量需求。有技术专长的陪老工、钟点工、护理工、临时保姆等家政服务将大受老年人欢迎。为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提供的紧急呼叫系统，社会综合服务呼叫网络等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了解，广西梧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托老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亲自照料父母的子女可以将父母送到托老所，并向托老所支付一定的照料费。

社区助老服务业。老年人主要生活在社区，发展社区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文娱、体育事业也是一个现实的、急需的大市场。还有老年医疗保健、护理业，完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改善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条件等，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市场。

3.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将为老龄产业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制度的建立与规范是任何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与市场管理逐步规范，与老龄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将会先后出台或逐步完善，这将为老龄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三、对我区老龄产业发展的构想

从广西的区情出发，推进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包括：

1.老龄产业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

由于广西老龄人口中农村人口、百岁老人和贫困老人很多，所以关于发展老龄产业，资金来源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建议政府要加强老年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宏观引导和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支持老龄产业社会化的同时，还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总体而言，建立老龄产业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宏观指导与管理，多种力量兴办，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老龄产业本身按市场规律自主经营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运行。

2.正确引导老年人消费，积极培育老龄产业市场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消费产品和社会服务有不同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随地域、性别、文化、习俗、家庭、收入等背景的差异而又有不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多元、丰富多彩的老年人需求市场。伴随21世纪我区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以及老龄化程度的深化，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老年人潜在市场。因此，老龄产业要正确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和商机，坚持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和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并重，老龄产业要与消费市场协调发展，在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的同时，要正确引导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消费模式，还要兼顾广西不同地区老龄化现象不同的特点适当采取不同方式，促使老年消费市场健康平稳、适度可持续发展。另外，要继续完善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并贯彻落实，纠正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些失误和偏差，从而鼓励老年人消费。

3.设立老龄产业风险基金

通过一家或多家企业及个人共同发起设立老龄产业风险基金，并委托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该基金作为风险基金，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规避投资风险，也可以促使科技含量较高的老年产品开发项目得到充足的资金，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4.发展老龄产业需要以分类指导为准则，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老龄产业可以分为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两大类，不同类型的老龄产业要采取分类、分层指导的原则。老年服务性产业与生产性产业有机结合，找出最佳的均衡点，摆正公益性和经营性的关系。从原则上讲，老年服务性产业属社会公益事业，必须始终坚持为老年人服务为宗旨，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但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方针，决不能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

5.信贷政策的倾斜

信贷政策是鼓励或抑制某一行业发展的重要经济调节手段。我区的老龄产业正处在急待发展的起步阶段，又面临着加入wto以后国外成熟技术、资金、产品的挑战。所以我区的老龄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上的倾斜。因此，可以从信贷中切出一块专门用于鼓励民族老龄产业发展。

6.相关政策、法规上的支持

目前的许多政策和法规只支持福利性的、非盈利性的老龄产业，这是计划经济影响下的产物。实际上，彻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只能走市场经济之路，也就是用商业方式发展老龄产业。许多靠财政拨款支持的养老机构和相关产业发展迟缓，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所以，现阶段比较超前地在老龄产业方向上做出较大投资的，应该同样能够享受政策和法规上的支持；并引导企业参与兴办一批不同形式、不同档次的托老所、老年福利院、老年公寓、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和兴办其他服务行业，还要对政府的相关管理活动进行协调统一，制定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战略思路和行业规划。

参考文献：

[1]蒋秋.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广西老年学会呼吁社会关注.南国早报,2001,12.

[2]黄洪波.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若干特点及对策(摘要).中国人口网,2004.

[3]张文范.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在中国老龄产业座谈会上的讲话[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4）.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9

近三十四年以来，受益于改革开放等基本国策，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增长成果全国瞩目。2012年浙江省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比三十年前增长了一百多倍。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在经济增长迅速的背后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过去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庞大的人口和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的必要，浙江省经济也面临着下行的巨大压力。劳动力资源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开始减少，很多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成果归功于人口红利下充沛的劳动力供给。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婴儿潮和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等历史原因，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我国正在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表现为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大的现象。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老年人口的迅猛增长会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下行的压力。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储蓄上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处于青年期的劳动人口数量，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本。劳动力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它的数量是由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劳动参与率指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反之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将使劳动力供给减少。数据表明，超过50岁的劳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的比例，影响资本形成，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会拉低人均储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从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因素。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在二战以后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高储蓄率。

二、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描述

201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498万人，比上年增长0.38%。全年自然增长人口25.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6‰，其中出生率为10.01‰，死亡率为5.45‰。18岁以下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6.62%，18岁到35岁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22.99%，35岁到60岁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41.71，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8.68%。

伴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大，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省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是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等客观原因也使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由于低生育率的影响，全省2003年至2013年少年抚养比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从2003年到2009年迅速降低后，2009年到2013年间处于平稳的过程，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2003年到2013年间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2013年比2003年降低了4.01个百分点。2003年少年抚养比为0.3136，2008年少年抚养比为0.2660，2013年少年儿童抚养比达到最小值为0.2569。

从2003年到2013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2003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60%，2013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68%，比2003年增加了5.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3年到2007年一直缓慢增长，2003年为65.78%，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为66.72%，比2003年增加了0.94个百分点，在2007年到2013年间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在2013年达到最低值64.70%，比2007年下降了2.02个百分点。由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上升，所以老年抚养比也随之一直上升。2003年老年抚养比为0.2067，在2008年上升为0.2345，在2013年老年抚养比达到最大值为0.2887。

三、世代交替理论

世代交替理论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放弃了无限生命假设，转而假设经济中不断有新家庭出现。在这种经济模型中，消费与储蓄由世代交替的家庭决定，是家庭的无限期决策。企业雇佣家庭的劳动力，租用家庭的资本，来生产家庭消费的产品。假设把人的生命周期分成一百年，20岁前属于少年，20岁到60岁前属于青壮年，过了60岁到一百岁为老年。处于少年时期的人既没有资本，又不能向社会提供劳动力，正处于学习和成长的阶段，需要父母养育。因此，经济人的生命只有两个周期：青壮年和老年。在世代交替理论里，“人”指的是“经济人”。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时间长短是一样的，都是四十年。

Y代表浙江省国民生产总值，N代表浙江省人口总数，K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p代表18岁以下少年和60岁以上老年占总人口的比重，u代表随机误差项或者随机干扰项。用EVIEWS对人口总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p值进行单位根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平稳。

用EVIEWS对浙江省2003年至201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经济生产总值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负相关，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降低百分之一，经济增长百分之3.443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值大于临界值，所以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不为零。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2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2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加强。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张雪芳、王妙如所介绍的贷存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贷存比越小，则流动性越大；反之，则流动性越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ODRDLODRLCDBDLCDBADF统计值-2.2195-3.98690.9869-3.9045临界值（5%）-3.5875-3.5950-1.9539-1.9544伴随概率P0.31310.02230.90980.0004结论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注：DLODR、DLCDB分别表示LODR、LCDB的一阶差分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三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1）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贷存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DLCDBt=-0.1189ECMt-1+0.0220DLCDBt-1-6.7736DLODRt-1+0.0946DLCDBt-2+1.7034DLODRt-2-0.0144（2）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贷存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篇11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之前，应先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情况及主要成因，以此作为理论基础。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表示老年人在总人口数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属于一种社会现象。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国家60岁或65岁人口，所占比重在总人口中分别为10%和7%时，则可以将其称作人口老龄化，此次研究中，是以65岁的标准来界定我国人口老?g化现象的。据相关数据显示，1964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5.5%，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近些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止到2015年老龄化人口比重已经上升至16.14%，同时，这种趋势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突出[1]。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原因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医疗卫生、健康保健也进步明显，人口寿命随之得到有效延长，老龄化人口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人口激增现象，但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生育水平，新生儿数量大大减少，变相加大了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第三，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且老龄化加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的原因。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所谓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我国在对其进行界定时，男性和女性年龄范围分别为16―60岁和16―55岁[2]。此次研究中，将15―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其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一）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最高

相关数据显示，自1990年―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势走向呈倒“v”形，1990年―2000年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所占比例达到最高，2000年―2015年呈下降趋势，所占比重不断减小，截止到2015年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仅为73%[3]。如果不及时从政策层面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加强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控制和调整，则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二次腾飞”。

（二）2011年之后总抚养比呈上升趋势

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减缓人口增长速率，缓解人口压力，但是该项政策在几十年后也暴露出了其弊端。在计划生育实施阶段，每个家庭一般都是一个孩子，以独生子女居多，几十年后，老龄化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并且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每个年轻人平均需要抚养两名甚至更多老人，使得抚养比也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在2011年之后表现尤为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也加重了对社会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良好发展与社会的进步[4]。

（三）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不断老化

根据调查可知，从2000年―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高年龄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增加。虽然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15―40岁年龄段的人仍占据绝大多数，但同时40―6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45―64岁年龄范围的高龄劳动人口，比重增长速度更为明显，从2000年―2015年便由原来的19.06%上升至27.87%，比例增加了近1/3，使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其重心逐渐转移至高年龄劳动人口[5]。同时，这种现象也预示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比较严峻，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会呈升高趋势。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合理建议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要想确保劳动力的正常供给，便需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便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做出科学合理的调整。

（一）完善“全面二孩”相关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此，应推广落实“全面二孩”相关政策，适度鼓励民众生育，提高出生率，以此来增加年轻劳动力，实现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调整。但是受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家庭并愿意生育二孩，“全面二孩”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首先，国家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物质和经济上给予支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其次，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新生婴儿数量激增，对儿科医生数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国家应加大对儿科医护人员的培训力度，并提高其薪资待援，以吸引、留住更多专业人才。同时，针对女性受隐性歧视问题，应加大对生育二孩女性劳动权的保障力度，保护其生育权和就业权，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消除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另外，国家还需充分考虑二胎户籍及上学问题，加快户籍政策的完善，加快学前教育配套设置建设，解决二胎落户难、上学难问题，免除二胎家庭的后顾之忧。

（二）加快落实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物质生活水平及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人们越来越重视保健养生，都大大延长了人均寿命。在此背景下，原有的规定退休年龄已经无法适应现状，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的出现，同时，大量劳动力的过早退休，也会加重政府在养老保险和退休金方面的财政压力，对此，便需要加快落实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该项该项政策时应谨慎对待，根据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对中老年劳动力的退出速率做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应制定配套政策，采取激励措施，使仍具备劳动能力且身体状况良好的老龄人口继续参加经济活动。利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实现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控。

（三）加大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

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对其未来?势进行预测，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并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来越深，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基于此，可以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加大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使其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方面，应针对老年劳动力群体特征，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经济保障政策，保护其各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提高对老年劳动力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视力度，建立健全完善的培训机制，全面推行再教育和终身教育，强化老年人力资源的终身学习意识，使其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产业和职业结构发展变化。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大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构建合理的机制使得劳动力的投资和回报相匹配，从而激励老年人力资源发挥作用。

（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劳动力价值是工作中体验出来的，只有根据不同劳动者人群特征，为其提供较为合适的工作岗位，才能使社会各个层次劳动力有机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调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以便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现状，对此，便需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实施过程中，国家应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明确人口年龄的具体组成，从宏观层面加强调控，在促进企业改革转型过程中，做好劳动力市场调查工作，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对企业加以引导。国家在支持不同产业发展过程中，应结合人口年龄比率进行全面考虑，使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另外，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给予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当支持力度，避免劳动力供应失衡现象的出现，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应问题，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范文1篇12

在人口老龄化之前的社会里，老年人的供养之所以能在家庭内部得到较好的解决而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一般认为这是与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老年人在大家庭中的权威地位、老年人较低的寿命水平和较小的数量规模、较为单一的供养内容和较低的供养水平以及传统的尊老文化价值观有关。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发展的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老年人的供养势必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养老方式的演变，而且表现为养老的内容与供养水平的变化。目前人们大多侧重于对前者的研究，一般认为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多种养老方式并存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而对后者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事实上，无论何种养老方式，都要通过一定的供养内容与供养水平来体现。各种养老方式所形成的老年供养体系，必须兼顾老年人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并保证达到一定的供养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老的内容与供养水平将会发生变化，这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妥善制定养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重点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养老的内容与供养水平的微观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供有关方面参考。一、当代老年人供养的内容与养老方式从当代意义上讲，老年人供养的内容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在人口老龄化以前的社会里，养老的内容是比较单一的，以经济供养为主，老年人的供养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方面。人口老龄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和结果，使老年人供养的内容扩大，经济上得到供养只是老年人的最基本需要，充实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成为众多老年人的追求。在经济供养上，老年人的愿望并不是仅仅保证吃饱穿暖等基本生活的需要，而是要保证生活水平不低于退休前或丧失劳动能力前，并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许多老年人形成了讲究营养保健、穿戴漂亮等新的消费观念。在生活照料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使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老年人的长期医疗和长期照顾成为可能。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因此，患病或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不仅需要一般性的日常生活帮助，而且需要含有一定技能并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的不间断的医疗护理。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只是老年人供养的最基本内容，当代老年人还积极地寻求个人发展，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这不仅是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子女工作或学习繁忙，无暇陪伴老人导致老人生活孤独，而且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老年人生活水平提高引起的。老年人需要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有自己聊天的地方，需要培养和满足自己的爱好，甚至需要继续接受教育。国家和社会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发展老年福利设施，组织和引导老年人的活动。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与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已在内容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养老方式上，家庭供养虽然仍然是我国现阶段养老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已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城市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来源，不仅仅依靠子女或主要不依靠子女，甚至完全不靠子女。其次，老年人的家庭户结构已由过去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向小家庭、纯老家庭演变，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人的比例在增大（据1992年联合国人口基金P22项目调查，此类老年人在城乡均占40以上）。因此，家庭实质上已只是老年人生活的获得照料的主要场所，其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供养功能大大削弱。目前，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来源有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储蓄、自我劳动、子女提供、配偶提供、社会救济等多种形式。有些老年人仅靠一种来源，大部分老年人靠几种来源。这些来源的承担者分别是政府、金融保险机构、亲属和老年人自己。过去由企业统包的养老方式正逐渐为社会养老保险所取代。除上述经济供养方面的养老方式外，老年人供养还有一种方式即设施供养，指老年人活动场所、老人公寓（敬老院、社会福利院、托老所）、老年病医院、临终关怀医院、老年大学（学校）等老年福利设施提供的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方面群体性供养，这方面设施的资金投入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也有少数是由企业投资的。这些设施都是微利经营的社会福利设施，除老年人活动场所一般是免费使用外，对所接纳的老人（不含五保老人）都要收取适当的费用。二、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供养水平的影响不同养老方式下供养内容的满足程度形成了老年人的供养水平。老年人供养水平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不能仅仅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一个有稳定收入保障、经济富裕的老年人，如果在完全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缺乏照料，或因心理孤独而忧郁不乐，那就不能被认为供养水平较高。在一般情况下，经济供养水平与总供养水平是成正比的，经济供养是老年人供养的最基本内容，是满足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前提。人口老龄化所必然产生的下述社会现象，通过作用于供养内容和养老方式对供养水平产生了影响：1．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育率的下降。生育子女数的减少是家庭规模缩小的直接原因，但是当代老年人家庭规模缩小并非仅此一个原因，而主要是由于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根据P22项目对浙江省4352位城乡老年人的调查，全省城镇老年人平均现有子女数为3.7人，农村为4.3人，而城镇老年人家庭平均规模仅为2.88人，农村为2.79人。城镇1代户（即老年人单人户或一对夫妇户）占50.8，与已婚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的仅占29.9；农村分别为57.5和23.1。由生育子女数减少引起的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使主要依靠家庭供养的老年人的赡养人的经济压力增大，而使生活照料的压力增大。由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家庭规模缩小，则会使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的子女的生活照料的压力相对增大，而在经济供养上仍然由多子女共同承担。从下世纪初开始，生育子女数减少将是我国家庭规模缩小的主要原因。不管怎样，家庭规模缩小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第一，老年人作为支配大家庭财力的户主的传统地位的丧失，使不享有社会保障或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增强。第二，供养子女数的减少，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自我养老能力成为影响其生活质量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第三，在“纯老家庭户”中，目前许多老年人主要依靠配偶提供生活帮助，其配偶的身体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其照料的时间和质量。一旦配偶去世或丧失提供照顾的能力，他们的生活照料便会发生困难。第四，对于完全依靠子女养老的老年人，如果只有一个子女，则一旦其子女意外死亡或失去经济收入来源、陷入贫困便丧失了经济供养或生活照料的保障。许多有多个子女的老年人由于其子女已独立门户，只好上门吃“转转饭”（即轮流供养），生活很不方便，生活水平也不稳定。2．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寿命的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高龄化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寿命经过几次飞跃以后，目前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已达65岁。1995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已达70.80岁。高龄化对老年人供养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年限延长，虽然有一部分老年人仍然为社会创造价值，但绝大部分属于消费人口，而且有关机构仍要为部分继续参加工作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在进入老年以前积累的养老费用，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何种养老方式，其供养水平与供养年限都是成反比的。高龄化对老年人供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患病率提高使医疗护理费用增加和生活照料时间延长。在目前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照料主要由家庭承担的情况下，家庭的承受能力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供养水平。3．较高的患病率。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与年龄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的提高日益突出。据P22项目调查，我国城镇男性老年人患病率为75.6，女性为80.3；农村分别为57.3和63.6。许多老年人同时患有几种不同的疾病。许多疾病在过去的发病率都很低，即使发病了，由于受当时医疗水平的限制而不能诊治，发病时间短，死亡率较高，因而看护时间也短。而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老年病的发病率上升，成为人口疾病谱中的主要病种。老年病一般都需要长期的医疗和护理，不仅使医护费用增加，而且使生活照料的时间延长、难度加大。医疗费用由于数额巨大和不可预期性成为老年人自己、子女、单位或医疗保险机构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在养老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还没有人专门研究生命周期各阶段费用中的支出情况，但我们可以肯定老年病的医疗护理费用在生命周期总费用中的比例将呈提高的趋势。美国有专家研究后认为，老年人医疗护理费用约占其生命周期总费用的一半以上。这当然以老年人享有可能提供的医疗护理为前提。在总供养费用一定的情况下，医疗护理费用的增加必然使老年人其它方面的消费费用减少。疾病的发生由于影响到老年人的行为能力，客观上也使其在个人发展方面的支出减少。4．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惯性和速度。从步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来看，人口老龄化是有惯性的，即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再向老年型转变后不可能逆转，而只会不断老龄化，直到维持到一定的水平。许多国家通过鼓励生育以图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收效甚微。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虽然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很大，但在生育观念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出现了农民主动放弃生育指标的现象。加上现有人口政策的继续贯彻执行，我国人口老龄化无疑将会呈不断发展的态势，速度将会加快（见表达1）（见表）。人口老龄化的惯性作用将直接影响社会化养老政策。一是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影响。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人口老龄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在初期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困难，而现收现付制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在老龄化前期交纳养老费的人数多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社会养老保险费是盈余的。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多于交纳养老费的人数、养老金的支出金额大于养老费的收缴金额这一现象。我国职工保险福利费用的增长趋势可以从表2(见表)显示出来。西方福利国家之所以出现养老费用不堪重负的情况，就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引起的。1994年10月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扭转老龄化危机”的报告指出：迅速增长的费用威胁老年年金计划的执行，现行的老年保障制度有因人口老龄化而崩溃的危险，正在建立正式养老保障计划的国家可能重蹈工业化国家的覆辙。二是对老年福利设施建设的影响。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老年福利设施可能会产生供给不足，政府和社会必须不断增加这方面的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将影响到老年福利设施的发展速度。在老年福利设施建设不能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步的情况下，老年人的设施供养水平将会下降。5．老年人规模的扩大与比重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的过程，是指整个人口群体的老龄化，而不是指少数人到60岁以上或长寿。在人口老龄化之前社会，也有少数人寿命水平很高，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那时有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整个人群长寿水平的普遍提高，由此而形成的老年群体的全体人口占有一定比重且呈提高的趋势，一般认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年型人口。普遍性寿命水平的提高使大多数家庭户中都有老年人，一个家庭户中可能有多个老人。“四、二、一”家庭虽然由于住房结构、居住习惯等因素的限制不一定会普遍出现，但一对夫妇同时需要供养或照顾多个老年人的现象将会大量存在。老年负担系数将会逐步提高并到一定阶段会超过少儿负担系数，社会负担的重心也逐步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表3（见表）显示出我国大约在2025年前后老年负担系数将超过少儿负担系数。显然，在社会养老总费用或子女养老的承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老年人的供养水平与老年人数量成反比。三、保障老年人供养水平的几点对策建议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其它社会现象，它不是骤然到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需要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而且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是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到的，因而它对老年人供养水平的影响程度也是可以预测到的。因此，我们是有时间来作好各方面的准备的，关键是如何采取措施才能使老年人的供养得到切实的保障并达到一定的水平。本文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发展初期全社会尤其要对此加以重视。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应根据其养老的责任分别作好以下准备：1．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兴建必要的老年福利设施。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但是，要使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受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年化的挑战。确是有关机构面临的重大问题。政府应将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长期稳定政策，决不能有“短视”行为。要根据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确定并适时调整适当的保险费的缴费率和支付水平。要逐步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直至从城市扩大到农村，覆盖全社会。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要严加管理，坚决杜绝挪用现象，同时要积极探索保值和增值的手段。实行社会保险立法是当务之急。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形势，政府有关部门在公共设施发展规划中对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普遍有欠考虑或未加考虑，这为今后老年福利设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从现在起，将老年福利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非常必要。2．企业要有长期发展的打算，积极交纳养老保险费。目前一些集体、个体、合资等新办企业由于本身人员年龄结构偏轻，对交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不高，是一种缺乏长远打算的做法。向养老保险机构交纳职工养老保险费不仅是政府发展养老保险的要求，而且也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政府正是为了减轻企业压力才从“大数法则”出发，实行风险分担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等于是政府分担了企业本该承担的养老责任，企业职工的养老费用由政府养老保险机构来承担，企业在每年交纳一定的养老保险费后就不必再为职工养老而担忧。除了参加法定社会养老保险外，企业还应积极参加各种补充养老保险，同时鼓励职工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使职工无养老后顾之忧。3．家庭仍然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场所，但其养老功能将由经济供养向生活照料过渡。要使家庭的养老功能不致于因家庭规模和结构、高龄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危机，必须积极发展各种老年服务业。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改善老年人住房结构，开展老年人家庭生活服务，设立家庭病床，发展社区医疗保健服务，建立托老机构，是当前及今后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措施。家庭成员特别是老年人要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提高对家政服务业的认识并逐步接受各项服务。4．个人的养老意识和对养老的准备对老年以后的供养水平有重大影响。一方面，为保障和提高老年以后的供养水平不致下降，个人在中青年时期就要有养老意识，要储蓄必要的养老费用，参加各种补充养老保险，使自己在法定养老金之外还有其它收入保障。另一方面，从年轻时起，就要有健康意识，注意身体保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减少各种老年病发病的可能性，降低发病率，以免老年以后因病致贫或降低生活水平。要实现健康老龄化，必须从中青年开始就进行健康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