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的功能与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证券监管的概念人手，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证券监管存在的行政机制主导过大，自律监管薄弱，相关法律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并结合《证券法》的修改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理顺监管体制等方面提出转移和弱化证券监管风险的措施，并重点分析了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的市场准人监管、持续性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三道风险防线的必要性，结合行业自律等一整套措施使其有效的提高证券监管的效率和作用。

证券监管是指证券市场管理机构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以及证券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规范性的监督管理活动。多年来，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与市场主体的成熟与否与证券监管的成熟与否是相辅相成的。系统完善的证券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保障，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正常运转的外在条件。伴随金融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必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有效的转移和弱化市场监管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

一、我国证券监管目前的缺陷和问题分析

在我国，随着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从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1998年《证券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即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为主体，辅之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双重自律机制的政府主导型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属于新兴的市场，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远未达到成熟、理性的标准，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尚未走上规范、法制的轨道。具体表现如下：

(一)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缺陷

以现有的监管框架而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虽然较过去有了质的改进，但仍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证券市场监管仍旧由行政机制主导，证券市场监管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是其根源。

我们知道，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形成普遍的“一股独大”现象，加之所有者缺位以及国有股不流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残缺，导致控股股东占有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源、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突出。受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我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导致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证券市场运行，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虽然中国证监会被赋予了较大的监管权限，但在具体监管活动中往往受制于各级政府部门，证券执法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对违规事件的处理不够及时，存在多重标准，且处理过轻，没有体现出法律和执法部门应有的尊严，对违法活动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缺乏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证券监管难以体现其应有的公平与公正。由此出发，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既与我国过渡经济体制特征有关，又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有关，说到底则是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衍生产品”。

(二)证券市场自律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自律监管在证券监管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功能其实是很弱化的。与欧美证券市场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是由政府来推进的，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从组织试点到市场规划设计以及整个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管，都未离开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且，我国证券监管模式的建立又主要着眼于集中统一，因此，在实践中采用的是刚性极强的政府监管方式，这就忽视、削弱了自律监管的作用。

我国证券监管没有给自律监管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表现为行业自律功能的发育明显滞后，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组织的功能也未真正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

1．自律组织本身的问题

首先，是自律组织不健全。据统计在目前近千家证券商、中介机构中，加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团体仅为121个；其次，是自律组织管理混乱。现阶段的自律组织，形式上由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其证券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组成，但实际运行中，各方彼此独立，地方证券业协会隶属关系各异，难以协调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与《证券法》规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对自身会员的自身约束、相互监督起到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的精神相矛盾。

2．证券业协会自律功能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第一，证券业协会的职权和职责没有到位，政府监管部门没有把协会当作助手来重视，协会对会员缺乏约束力，没有权威性，从而难以依法实现自律监管。

第二，证券业协会体制不顺，地位也不够独立。一方面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业协会的会员，导致自律组织重叠，从而影响协会整体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证券业协会主要领导由主管部门人员兼任，这是证券立法的一个漏洞。

第三，未能较好地处理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业协会的关系，协会不能反映会员的权益，不能对违法违规的证券商给予有效的处罚，证券经营机构并不把证券业协会视作自律组织。

另外，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于管理机制不同，对证券监管力度也存在差异，致使各证券交易所在执行仲裁和行使惩戒职能时会出现不一致，所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不强。

(三)证券市场监管方面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证券监管法制建设滞后是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的重要问题。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o世纪8o年展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章程：如规范股份公司的《公司法》，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埋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范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规范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纲则》，禁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这些法规章程是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建设取得的初步成绩。特别是《证券法》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证券市场监管逐渐步人了“依法治市”的轨道。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实际上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证券监管与市场发展并不同步，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某些方面缺乏相应的法规政策，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与《证券法》配套的相关法律《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迟迟未能出台。而且有关发挥现代证券监管功能的法律规范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如从积极方面规范证券市场主体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选择，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等领域都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些方面与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现行的法律法规有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致使在监管过程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如对操纵市场的欺诈行为虽然有《证券法》和《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可供参照，但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规定；对中介机构、发行公司、券商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规范过于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因此，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管主要取决于主管部门的临时性措施，甚至是个别负责人的主观意志。

第三，现行法律规范中的某些规定表述欠严谨、欠规范。这些不规范、欠严谨的法规制度很多是由于过去临时应急颁布的，如不及时加以修订，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不利于形成完整的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从《证券法》的修改看监管风险的转移和弱化

我国《证券法》共240条，其中新增加29条、修订95条、删除14条，修改面较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

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修订草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一是在法律上确认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证券的，应当按照规定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保荐机构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履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和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等相关职责。二是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通过各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人员不勤勉尽责甚至秀虚作假，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为此，修订草案加大了相关人员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控制人”是修订草案新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股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通过股权控制关系、协议或者通过其他安排，能够决定发行人的人事、财务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高管人员包括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三是引入预披露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为了加强社会公众监督，防范发行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发行上市资格，有必要建立发行申请文件的预披露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人预先披露申请发行上市的有关信息，这样可以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为此，修订草案增加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还应当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二)理顺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接口。减少磨擦机会。提高执法效率

证券市场监管的“接口”问题，最突出地表现为“两类接口”环节：一是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二是行政部门之间，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种行政部门之间。实践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证券市场的介入主要体现在颁布、修订相关法律和监督法律执行力一面，具体包括：(1)对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并在已有的立法授权模式下，寻求一种对行政立法工作的有效监督与回应机制；(2)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及“法官造法”行为进行监督；(3)作为《证券法》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冲突与歧义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起到协调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冲突的作用。

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所存在的利益磨擦，解决方案不是政府结构性调整，而是通过公正的程序设计，及时、正确地展开协调。同时，在我国证券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要继续保持对资源予以集中配置的方式，就必须加强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权，要从法律、监管机构行政隶属关系、机构设置、监管机构负责人任命、回避制度等力一面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平衡乃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

(三)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的市场准入监管、持续性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等三道风险防线

1．建立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监管防线。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律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设立、业务范围等进行监管的权力，对证券公司实行严格的准入管制、这是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创阶段相适应的。但是，证券公司经营特许权的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也会助长寻租与腐败行为。今后我国在完善证券市场准入制度方面，不宜进一步提高行业门槛，因为这样会限制竞争；应逐步适当地放松管制，鼓励不同性质的国内资本参与证券业务竞争。放松管制固然是与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但在操作步骤上则不宜急于求成，应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并与市场退出机制相配套。与此同时，要加强股东的准入监管和从业人员的准入监管、完善从业人员牌照发放制度，将从业大员的信息网络化，并注意相关信息的及时更新。

2．建立证券公司持续性监管防线。建立对证券公司净资本跟踪分析制度。通过历史的和横向的比较，来综合分析和评价证券公司的财务风险。建立针对性监察系统。针对性监察系统是为监管机构能够及时识别证券公司出现的问题而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料库、按照风险评级对证券公司进行排序，以识别高风险的证券公司。建立持续跟进的现场检查制度。主要是核对证券公司是否遵守法律法规、衡量证券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流程，阻止证券公司进行可疑或不法行为，检讨证券公司业务操守和分析证券公司业务性质和风险等。强化对证券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环环相扣的用人责任制、严把证券从业资格关。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有违规行为，足以影响证券业务正常执行的，可随时责令证券公司解除其职务，并申报主管机关。完善证券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加强对证券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操作风险包括资金结算风险、网络技术风险、违法违规风险、财务控制风险和人员风险等。监管部门的责任在于监督证券公司执行各项法律法规，促进证券公司技术与操作流程的标准化。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包括优化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的治理功能，既要防止“一股独大”又要克服“内部人控制”，特别是要赋予独立董事更多的监督权力，发挥独立董事的应有作用、独立董事应该走职业化道路。

3．建立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监管防线。2002年以来，一些证券公司潜在风险逐步暴露，陷入了生存危机。各级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出面干预“问题公司”，包括采取紧急援助、行政托管、关闭、破产和重组等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我国证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既缺乏一套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市场退出法律法规、也缺乏一个能够“快速反应”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因此，只能依赖于“行政主导”，采取“一事一议”的做法，操作成本很高，效率也很低。所以建议：改革客户保证金存管制度，抓紧出台客户资产隔离措施，以保证当证券公司倒闭时客户资产的安全。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保证证券公司在破产倒闭时客户资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四)不同机构、管理组织间的“它律”共同组成整个社会的“自律”

在西方，作为私人会员制的自律组织包括交易所、证券商协会和证券托管机构。承担的责任有：规范会员的商业行为，监视证券市场交易活动的监管责任；制定市场交易和会员商业行为规则，并予以贯彻执行，以保护投资者和社会的利益；培育公开与自由的市场，促进证券业的合作与竞争，防止证券欺诈与市场操纵。这种自律也是一种市场参与者外部的监管。它是在市场参与者职能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外部强制与规范而达到市场的自律管理。

中国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中也讲自律，但这种自律是要求证券商及交易所加强自律管理，以法制观念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机构内部的自律。目前的证券市场结构赋予了证券商极自由的运作空间和操作工具，是市场本身创造了证券商的违规操作手法和条件，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证券商很容易利用资金和信息等优势对股票、债券价格进行操纵，通过做庄炒作方式吸引散户跟风，从而达到谋取暴利的目的。更有甚者，这种“庄家行为”的恶性发展常常会引起集团利益的巨大冲突，导致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最终会贻害中小投资者。在中国目前成熟的理性投资者较少的情况下，证券商投资的目的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得利，有时不惜利用巨额信贷资金进行市场炒作，而财务软约束极大地助长了这种疯狂的市场行为。从证券监管部门到证券公司的决策层，再到总公司的分公司，再到分公司的营业部，直至营业部的经理及市场操盘人员都缺乏有效的风险监管机制，处在不同角色的市场参与者能淋漓尽致地运用市场赋予的职能，这时出现的风险就不是外部约束所能解决的。加之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处理广大普通投资者的问题上非常谨慎，政府主管部门不愿看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旦出现风险，只能由政府出面担当“救火队”出面解决，在维持普通投资者的资产完整性的前提下，现实的负债与亏损只能由另一集团消化，而违规操作赚取的利润已得到转移。这样经营规范的公司反而不能获取正常的收益，而铤而走险的证券经营机构却常常收益丰厚，极大地助长了市场违规的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险后，应尽快明确市场参与者的职能和地位，尽快将证券公司、交易所、证券托管中心系统、证券托管与资金清算等职能彻底分开，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机制。机构间界限分明的“它律”共同组成证券市场的“自律”，即将证券市场的交易、托管、结算等功能彻底分开，投资者的证券资产由专门的托管机构(托管银行)管理，现金资产由专门的清算机构(清算银行)管理，证券公司不掌握投资人的任何资产，托管银行和清算银行相互联网，便于对已确定的交易进行过户和转帐。这种市场格局是从交易、托管、结算的概念和相互关系产生出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说明了这种市场运作机制符合证券市场的规律，它从制度上和体制上阻止了动用资产的可能性，将风险控制于市场的自我控制之中。

(五)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包括为批准一项许可申请所必要的初步信息，为进行持续监管所要求的定期信息，在视察或危急情况下的非常信息，为实行有效监管，需要获取整个市场组织的质量信息、市场交易信息、市场数据信息、公司运行信息，相应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向主要上市公司派驻监管员制度，定期报送风险报告和监管报告，随时报告重大风险事项，实行市场监管督办制度，限期整改、分级上报；实行监管质询制度，要求被监管方对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解释；实行监管公告制度，随时向公众公布监管结果，公布举报电话，建立投资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参与、证券会实行的“四位一体”社会化监管。

证券市场的功能与作用范文篇2

(一)证券税收的一般框架

一套完整的复合证券税制，是由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发行税、交易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一系列税种及证券政策组成的，其中证券税种主要可分叁大类(见附图)。

在这些证券税种中，证券交易税和证券所得税是较具代表性的两个税种，居比较引人注目的地位。根据对这两个税种的不同做法，世界各国的证券税种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既征收证券交易税，又征收证券所得税；二是以美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以征收证券所得税为主，对于证券交易税，则以"有损资本流动"为由，停征或少征该税。

(二)我国证券税收框架的不完善性

我国的证券税收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税制，其税种目前主要有证券印花税、证券营业税和证券所得税。证券印花税既对股票交易行为课征(税率为0.5％)，也对股票发行行为课税(税率为0.05％)，相当于证券发行税和证券交易税。证券营业税是对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就其营业收入额征收的税种。对于证券投资所得(即红利、股息等)，我国规定企业和个人一律纳入所得税征收；对于证券交易所得(即证券买卖差价收入)，我国规定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纳入所得税征收，而个人证券交易所得暂缓征收。

由分析可知，我国证券税制是以流转课税为主的证券税制。我国证券的流转课税较为完善，各税种都具备。近年证券税率的调节，也主要集中在印花税率上。证券所得课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一是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尚无征收规定，二是财产税未正式开征。目前征收的只是企业证券所得税和个人证券投资所得税。因此，我国证券所得税和财产课税相对于流转课税而言，处于次要的地位。

证券税收的功能

一般认为，证券税收具有以下功能：

(一)增加财政收入。

证券税收与其他税收一样，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质是对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为例，1991年至1997年，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到454亿元，其中1997年一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到237亿元。这一年里，沪深股票共成交3万亿元以上，其中有四个月以0.6％(双向)的税率计征印花税，余下月份以1％(双向)计征。从市场发展趋势看，我国股票成交金额将快速递增，相应地，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将呈增长趋势，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

(二)调节资金流向。

国家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证券征收不同的税率来引导资金流向，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如对股票交易征收0.5％的交易印花税，而对债券和基金的转让则暂不征收的规定显然是基于当前股票交易较热的状况；在所得税方面，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国家对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对国库券利息、金融债券利息则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降低了免税债券的利率，使得政府能以较低成本来融资。

(三)控制交易成本，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

证券交易税的改变，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当其提高时，将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从而起到抑制投机，鼓励投资的作用。在所得税方面，大多数国家对不同持有期限的证券出售所得有不同的规定。如：德国对长期性资本利得(6个月以上)免税，但投机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瑞典对长期性的资本利得(持有2年以上)60％免税，而短期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芬兰、挪威、前联邦德国分别只对取得证券后5年、2年和6个月内将其出售所得的利得征税。

上述国家的规定使投资人在买入证券后，倾向于一直持有到所规定期限以上才考虑卖出。但美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一个例外，美国从1986年起，规定资本利得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持有的，皆视为一般所得金额课税，因为美国政策制定人认为"锁定现象"(即投资人倾向于持有证券的现象)有碍资本流动，会降低市场效率，从而妨碍资本的优化配置。这使我们看到，延长持有证券周期一般具有鼓励投资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持有证券周期过长，也是不利于市场效率的。

(四)维护社会公平。

证券税收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上。累进税率的证券所得税主要调节不同纳税人的收益所得水平，能缓解利益分配悬殊，维持社会公平。财产税对某些所得财产(无收益所得的财产)征税有弥补所得税不足的功效，是实现"叁代无富翁"的保证。

由分析可知，前面所述的不同证券税种，其功能也不尽相同，虽然各税种都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但其他功能并不同时具备。证券交易税能控制交易频率，调节资金流向，但在维护公平方面却无能为力。证券所得税兼顾两者，但以调节投资者的利益差别为主，其它方面则较弱。即使证券所得税这一税种，如果减免等因素相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如对长期利得免税，有利于鼓励投资，却不利于资本流动，而取消这一措施，又会助长短线投机。

正因为不同税种功能的差异，一套证券税制的功能发挥如何，则必然取决于其税种的设立，如果税种设置不完善，则税制的功能发挥必然也存在缺陷。

我国证券税收功能发挥的不均衡性

我国目前的证券税收，在增加财政收入、宏观调控上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细细分析，我国证券税收的功能发挥，集中体现在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成本上，而对于调节资金流向和维护社会公平，则显得有所不足。

我国证券税收这种功能发挥的不均衡，主要源于税制结构的不完善性。从附表一所示可见，既然我国证券税收以流转课税为主，则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相对较弱。由于流转税中的交易印花税也未形成体系，其调节资金流向的功能也相应受到限制。

(一)增加财政收入功能。

证券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经济附图：税种构成图证券发行税属于流转课税的证券交易税证券营业税证券税种属于所得课税的证券投资所得税证券交易所得税属于财产课税的证券遗产税证券赠与税的功能有目共睹，其中又以证券印花税最为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交易量的快速增大，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呈迅猛递增之势，它是我国近年税收收入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种。

随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迅猛增加，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地位也日益增强。1997年1月1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间的分享比例由"五五"改为"八二"，199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划归中央的部分为202亿元，占整个中央税收收入比重的4.74％。同年，源于股市以及上市股份制企业缴纳的税收已占上海市财政收入的20.8％，上海股市实现税收120.25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11.37亿元，上市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3亿元。来自证券机构的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6.58亿元。

(二)控制交易成本。

在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控制交易成本的功能非常明显。证券交易印花税调高，则提高每一次买卖证券的交易成本，能有效控制投资者买卖证券的欲望，促使投资者延长证券持有周期。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以交易税(印花税)为主的税制，符合国情，因为证券交易税控制证券交易成本的力度，远远大于所得税和财产税。众所周知，证券交易成本由手续费和印花税组成，其中手续费在不少情况下或明或暗是可以机动的，而印花税则具有固定性，不会轻易变动。这样在司空见惯的股市"对敲"行为中，印花税就成为这一行为的主要成本，成为主管部门控制"对敲"行为的有力工具，它对"做庄者"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对一般投资者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印花税率调到较低甚至取消，将刺激大量"对敲"行为的出现，这显然不适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况。

证券交易印花税自设立以来，税率经过多次调整。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的做法，制定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在深圳市内书立股权转让凭证(包括上市股票和企业内部的股票买卖、继承、赠与、分割时书立的书据)的单位和个人从当年7月1日起均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缴纳0.6％的印花税。1990年11月30日，深圳市又规定对股票购买方也征收0.6％印花税。1991年6月1日，根据当时市场情况，深圳市的印花税减半征收。同年10月，上海市也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

1997年5月，由于当时证券市场行情过度火爆，风险持续累积，已出现过度投机的迹象，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3％调整为0.5％，在该措施及其他一系列举措共同作用下，证券市场迅速降温，出现了调整行情。从中可以看出，证券交易印花税是管理层调控股市的主要措施之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三)调节资金流向。

我国证券税收调节资金流向功能主要表现在：在证券印花税上，对股票买卖双方各征收0.5％的印花税，但对债券、国库券等转让暂不征收印花税；在所得税上，为鼓励支援国家建设，对个人获取的国库券利息、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上述规定起到了引导资金投向国库券、金融债券的作用。但与前面两个功能相比，我国证券税收调节资金流向功能显得相对薄弱。其原因主要是：1、证券印花税尚不完善，对于不少证券品种的交易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证券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如我国对可流通a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对法人股交易却没有相应的统一规定；对基金交易不征收证券印花税；对期货交易税也没有统一规定等。

2、由于证券印花税设置的不完善，导致各种证券之间的利率结构的不合理，不利于对资金流向的正确引导。如我国规定对企业债券征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金融债券免税，结果风险较大的企业债券，课税后收益率反而低于低风险的国债，造成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国对各种不同种类证券的课税必须形成统一的、结构合理的体系，才能真正达到调节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维护社会公平。

应该说，我国证券税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这与证券所得税在整个证券税制中所占的地位有限、制度本身不完善有关。首先，对于证券买卖差价收入的资本利得税，企业要纳入所得征收33％的所得税，个人却暂缓征收。这表明证券税收在调节个人投资者的收入差别方面作用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红利、股息等证券投资所得税，个人一律按20％的边际税率征收。我们知道，累进税率的所得税是调节个人利益悬殊的有力措施，而20％的比例税率，事实上使低收入者的税率要高于高收入者的税率，没有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再次，尚未开征遗产税。财产税可以看做是所得税的补充，它不但能对无收益所得(存量所得)课征，而且使社会个体在竞争中体现"起点公平"，即防止一部分人利用父辈的高额财产，一开始就占据比他人有利的地位。

我国证券市场税收的功能定位与完善

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增加财政收入不应当是证券税收的主要功能，而宏观调控功能才是重点，尤其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由于：

(一)证券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有代价的和有限度的。

证券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伴之以效率的损失的，因为它意味着资金交易成本的增加，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的不足，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来看，证券税收到了一定阶段也将缺乏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以印花税为例，去年237亿的印花税，有两个明显的原因：

一是我国的印花税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目前对证券买卖双方各征收0.5％的印花税。而西方国家则大都出于鼓励资本流动考虑，业已停征证券交易税。现仍然征收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香港为0.6％，由买卖双方平均负担，但要注意的是香港是对交易所得免税的，综合考虑，其总体税负水平仍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虽然我国处于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税率可以相应略高，但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证券交易税税率的趋势将是不断下调。

二是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10％-20％的年换手率，使得我国规模并不大的证券市场，行情高峰时的成交量却可与西方大证券市场相提并论。

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价总值仅相当于美国、日本的1％-2％，而成交量却相当于美、日的三分之一左右。和香港相比，我国市场的流通市值相当于香港的一半，成交量却是香港1991年时的好几倍。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我国股市的年换手率亦将呈不断下调趋势，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对证券税收增加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年换手率的降低和印花税的下调所抵消，从而降低证券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二)证券税收宏观调控作用是卓有成效的

证券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券税收对证券市场影响较大。证券税收政策的改变，将使证券市场产生强烈的反响。以台湾证券交易税的调整为例，台湾的证券交易税在1990年上调为0.6％，随之伴以股指从一万二千多点到二千五百点的下跌，而1993年台湾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案，将证券交易税由0.6％降至0.3％的前后，股市连续四天上扬，价量齐增，反应十分迅捷。

2、管理者能对不同的现实情况，采用不同的证券税收政策。比如，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证券投资利润较高，投机性也较强，这时税率可适当提高，而不致于产生大的负面作用；在证券流动性较强时，征收证券交易税就不致于妨碍资本流动以至影响资源合理配置。

(三)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尤其需要发挥证券税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

我国证券市场仍是一个不成熟的弱效市场。由于信息分布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对称性，不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利润分配明显向一小部分条件比较优越、信息渠道较多的投资者集中。同时，证券市场中内幕交易仍然盛行。由于公司披露信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额成本(包括招来对手的竞争而使计划受挫等)，使上市公司在某项计划初期不可能总是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从而给内幕人士以投机获利的余地。近年来，信息披露制度在不断完善，但由于这一工作本身的执行难度，信息分布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有某个股票忽然连日大涨，等到公司发布公告，广大投资者得到消息时，股价早已到位，炒作者早已借机出货了。这种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而大多数投资者微利或亏损的状况，正迫切需要证券税收以累进税率调节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发挥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

以我国的经验来看，针对证券市场状况进行的几次印花税率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税种不断完善，税率和税收政策不断合理，我国证券税收的调控作用必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国证券税收的发展与完善

证券税收功能的缺陷，本源在于证券税收种类的不完善和税收政策的不合理。我国证券税收的发展方向，应是在继续保持其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频率的功能基础上，着重挖掘其目前有所欠缺的调节资金流向和维护社会公平两大功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证券税收进行建设：

(一)对不同种类的证券建立一套结构完整、合理的税收体系。

一般而言，针对股票的证券交易税比针对债券的证券交易税高。台湾的证券交易税中，股票适用0.6％的税率，债券适用0.1％的税率。日本的差别税率规定更详细，分为两档三类。

我国要完善证券税收体系，应适时将国债、金融债券、基金、法人股、期货交易纳入税收政策之中。对于国债，可继续采用免税或征收较低税率这既与现行政策衔接，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金融债券应视同企业债券一并征税，基金也应纳入税收政策之中，对基金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但为了与现行政策衔接，可采用较低税率。对于法人股征税，这一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关键在于现有的大多数法人股因没有公开买卖市

场，难以确定其股票价格，而且为了逃税，其转让价格往往偏低。对此可借鉴台湾的做法，台湾税法规定，对于未公开上市的公司股票，其成交价格由稽征机关根据该公司资产净值估定。如果股票成交价格显着低于每股净资产值，那么稽征机关有权以"显着不相当"为由对其课征税率较高的赠与税。

(二)在适当时候逐步实现证券税收的重心转移。

前面已经说过，我国证券税收是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直接税(所得课税与财产课税)居次要地位，从而使证券税收的重要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未得到充分体现。统计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是不同的。如：美国财政收入的85％来自于直接税(指所得税和财产税)；而阿根廷政府总收入仅40％来自于直接税，其余大都来自于间接税(流转税)。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证券直接税的重点，是资本利得税的一种，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不具规律性和不可预期性。此外，由于未实现的资本增值并不纳税，对潜在的纳税义务人来说，他可根据其意愿决定所得及税负实现的时点，这也是证券所得独有的性质之一。

至于交易所得是否课税，有"源泉税"和"净资产增加税"两个学说。前者认为交易所得因其所得来源并无规律性，故不应列为所得课税。后者则认为一定时期内资产净值的任何增加，皆应纳入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据此，世界各国对个人交易所得课税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有的对一定持有期内和一定数额以上的交易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以比例税率征税，有的将交易额的一定百分比直接视为所得，征收一定比例税，或两种并行，由纳税人任选；二是免征交易所得税，或将其并入所得税的，如新加坡、台湾等，这一部分国家占少数。

从我国来看，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国家税制的发展潮流，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

1.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规则的收入范围很广。任何收入的增加，均能满足经济欲望，均能增加购买力，显然应包括于课税的范围内。开征此税符合赋税的公平原则。

2.证券交易所得是因资产增值而发生的所得，其中有不劳而获的成分，理应加以调节。但交易所得中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有风险性收入和其他投资报酬，又不能一律视为不劳而获，这是对证券交易征税应该考虑的。

3.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机构大户依仗雄厚的实力，获取暴利的现象未得到有效调节。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助于社会公平，减少分配不公的程度，也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开征条件还不很成熟，主要是操作技术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个户头的同种股票，可能以各种价格买进或卖出，利得计算复杂。其次股市对该税的承受能力如何，也是一个未知数。借鉴国外经验，证券交易所得税应在降低证券交易环节税收的基础上开征。

如果开征这一税种，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证券交易所得不等同于其他所得，是"纸上利润"，而且取之于投资，用之于投资，不纳入其正常的预算之内；而且在高度累进的税率之下，投资者长期积累盈利出售时税负必相应较重，不利于长期投资；证券交易所得中包括资本利得和部分正常所得，并非全部是不劳而得，所以在总体税负上，应该谨慎处理，采取低税政策。

2.应该采取免税额度和盈亏抵补的政策。为了调节收入，维护社会公平，可规定一定的免税额度；其次资本损失应能抵免资本利得，可以设置一定限额，但其余额应能前抵或后抵。

3.部分证券交易所得仅为名义所得，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反应，并不能增加投资者的购买力，因而证券交易所得应以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

证券市场的功能与作用范文

关键词：证券市场功能失衡融资功能财富效应价值发现功能

主流经济理论将证券市场看成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典范，代表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只有具备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参与者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依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地进出市场，才能达到证券市场的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率。这种自由的市场制度是证券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正是通过赶超模式在证券市场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论是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价值体系的形成则都是以投资者对企业价值和宏观经济的判断为依据的，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必须以市场机制运行为基础，政府对证券市场功能定位不能超越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理性预期。

证券市场功能理论

（一）证券市场功能理论概述

现代金融理论对证券市场的功能研究是从证券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进行的。Shaw和RoadldianMckinnon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著作中对金融市场的作用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在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Patrick（1966）认为股票市场对资源配置和资本存量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证券市场促进资本所有权结构发生变化，因而提高了存量资本的配置效率；二是证券市场使新投入资本从效率低的企业或产业向效率高的企业或产业流动，提高了增量资本的配置效率。帕加罗（Pagano，1993）认为股票市场可以改变资本投入量和资本投入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其途径为：一是证券市场提高储蓄转化为实际投资的水平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由于证券市场具有收集信息、促进创新、分散风险的特征，从而改变资本的边际效率，进而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阿替列和凡诺维克（Atie和Jovanovie，1993）在对40个国家的人均GDP与股票市场运行状况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经济增长与证券市场的发展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Ramakrishman和Thakor（1984）推导出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最优激励合约，该合约提供了最优的风险分散和努力激励，并主要依赖于股票市场的信息。Laffont认为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是市场实现企业监控的重要形式，也是证券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Laffont（1985）指出，证券市场使公司间的兼并更为便捷，接管的威胁将促使经理实现公司股权价格的最大化。这迫使经理必须关注其行为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无形之间使得兼并机制成为股东对公司管理的重要控制手段。

（二）证券市场的功能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证券市场功能观点各不相同，但基本都认为证券市场具有通过流动性分散风险、募集资金以及合理地使用资源的运行机制，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概括起来，证券市场功能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功能。股票市场是投资者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它将社会资金集中到优秀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就宏观而言，一方面，单个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在选择企业的同时，也会引导社会资本向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集中，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价值发现功能。证券市场是上市公司信息的、收集和传播的渠道之一。投资者通过证券市场及时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信息，判断分析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上市公司的经营水平和发展状况也就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化反映出来。Grossman和Stiglitz（1980）认为，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一般不愿意或者没有时间、能力与精力去收集和处理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而证券市场对信息的收集与传播有重要的影响。当证券市场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时，投资人越有动力去获取企业的信息，因为这种价值发现会通过证券市场而获利。

第三，“晴雨表”功能。一般而言，证券市场的波动先于经济运行周期：当经济从低谷开始复苏时，人们被压抑的需求开始释放，企业增加投资计划，投资者的预期好转、证券价格上涨，证券市场开始活跃；但当实体经济过热、“投资乘数”以及“加速原理”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预期又发生作用，在实体经济还没有明显收缩时，证券价格就开始下跌，证券市场开始萎缩。

第四，筹集资金功能。证券市场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和股票，为企业扩张筹集所需的资金，以实现企业的规模经营，证券市场这种以直接融资的方式为企业筹集资金同其它融资方式相比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不仅满足了企业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同时也加速了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推动了社会大生产的发展。

第五，分散风险功能。证券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使投资者能够迅速地实现资产转换，从而降低和分散风险的作用。Hicks（1996）认为证券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资产转换的场所，同时又把分散的储蓄集中起来投入到长期投资项目，这种机制促进了技术的创新。Diamond和Dybving（1983）研究发现受到外部冲击时，选择低回报，但具有流动性的项目，比选择高回报但流动性差的项目更容易收回投资。Levine（1991）发现，在证券市场，受到外部冲击的投资者卖出股票，但并不会使企业受到任何影响。

第六，外部治理功能。股票市场的信息收集传播以及证券价格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外部约束，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经营好坏直接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经营不善的企业，其证券价格下跌，可能导致收购、兼并或重组行为的发生。Manne（1965）认为，股票市场让有能力的管理团队在较短时间内控制大量的资源，表现差的经理将被取代。即企业一旦不能为股东利益服务，将会被市场所淘汰。同时证券市场还会通过社会公众及舆论媒体对上市公司经营起到监督作用，使企业经营者偏离股东目标的行为受到约束。

我国证券市场功能失衡问题

（一）我国证券市场融资功能超常发挥

融资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之一，西方融资理论从企业价值最大化出发，认为企业最优融资结构取决于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包括税收收益、破产成本对企业最优融资结构的影响。其中“啄序理论”，即企业的融资顺序是先内部融资、再债务融资、最后是股权融资，得到国外实证研究的证明。但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与啄序理论相背离，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首选股权融资，其次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内部融资（刘丹于，2009）。形成这一背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融资结构原因，除了上市公司自身的因素以外，主要在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是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因为随着财政体制、融资体制改革的进行，企业面临资金供给不足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证券市场成为当国营企业筹集资金的工具。

我国企业股票、债券的发行源于20世纪80年代地方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情况。全国统一证券市场形成以后，证券发行基本以政府控制的规模管理为主。特别是1996年后，证券市场为国企服务的制度特征越发明显。在全国统一证券市场形成后，特别是1996年以后，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的数量快速增加，筹资额不断扩大，证券发行市场已成为企业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1997年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到600亿以上。此后，发行规模不断增加，2006年达1000亿，2007年以后年均达到7000亿，其中2007年超过9000亿，2008年和2009年分别达到5000亿和8000亿以上（胡海峰、张琦，2010），2009年尤其是创业板市场开通以后，上市公司数量及融资快速上升。大型国企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神华、中国石油一次融资都在几百亿以上，2010年以来除主板市场股票发行以外，每周都有2-3家公司通过创业板或中小板发行上市。

从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看，我国企业的融资行为不同于金融理论中的融资序列，表现为证券市场成为上市公司融资的首选，上市公司无论在是否需要资金、或者有不同融资方式选择的情况下，都具有强烈的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冲动。在所有的融资方式中，上市公司最偏好股权融资；同时大多时候都具有融资愿望，企业法人最大限度地扩大企业规模，而并不考虑投资与收益的关系，甚至在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倾向于从股票市场融资。

方光正（2005）通过大量的数据归纳，指出大部分上市公司融资超出实际需要融资，呈现过度融资行为。田娟（2006）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存在融资结构不合理和证券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缺点。苑梅（2007）指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问题的实质是股份公司转制建制的不足，具体体现在：以国有股为主导的股东模式使中小股东的监督约束机制软化，通过市场机制约束经营者的机制残缺和中介机构不健全。国信证券研究中心吴锋通过对171家样本公司的募股资金边际收益水平的研究发现，有96家公司募股资金产生的边际收益没有达到同期银行最低存款利息收益，可见一些上市公司资金利用效率较低。

（二）我国证券市场以投资为基础的财富效应和价值发现功能缺失

从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看，证券投资收益不呈“正态分布”，大部分投资者不能获得平均的期望利润，且收益和风险不对称，投资者不能获得相应的“风险溢价”。2006年以前，证券市场大幅波动，投资者损失惨重。张维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演化及其效率》中，对投资者损失的研究结论是：1994-2003年投资者平均每年损失281.35亿元，投资者所获得的股利远小于佣金和印花税，二者和为现金股利的6倍；根据大智慧网站的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尽管2007年证券市场大幅上涨，但仍然有一半左右的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2007年10月至2008年11月，上证指数由6100余点下跌至1600余点，两市股票市值从30多万亿人民币减少至20多万亿，大部分投资者仍然亏损。2009-20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上证指数在2000-3000点波动，投资者也未从中获得应有的“风险溢价”。尽管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1996-2001年和2006-2007年两次比较大的“牛市”行情，但从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的整个周期看，并考虑到投资成本和资金机会成本，投资者并没有从证券市场获得应有财富增值。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特征比较明显。一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波动在世界上比较少见，政策、传言及各种“噪音”乃至机构的炒作或操纵都会导致中小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导致市场波动频率高、幅度大；二是市场换手率较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年均换手率远高于其它国家；三是市盈率高，上海和深圳市场的平均市盈率都在20多倍以上，1996-2001年和2007年以来都在50倍以上，2010年以来通过创业板发行的一些股票的市盈率高达100多倍，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四是持股时间短，大部分投资者投资证券市场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或者投资价值，而是看重市场波动，希望短期获得超额利润，因此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时间短、交易次数频繁、交投活跃；五是A股与H股同股不同价，同一上市公司、同股、同权、同价的股票在上海、深圳和香港市场的价格相差甚大，尤其是小市值股票前者的价格大都远高于后者。

参考文献：

1.丁宏术.中国证券市场功能、主体行为与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徐沛，白钦先.中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王兰军.股票市场功能演进与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张艳.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