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

一、发达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在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职能部门。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具体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环节与方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将对科技开发的重视与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视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的做法是：

一是对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给予优惠允许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缴所得税。如法国政府规定，凡研究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按增加额的50%抵免所得税。

二是普遍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年限仅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通过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以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如韩国税法规定企业可按销售收入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为4%，生产资料产业为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3年内用于技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和培训费及有关技术革新计划资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如美国税法规定公司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以从所得税中予以抵免，并对新产品的中间实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在科技税收优惠的税种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三大税种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公司所得税作为科技优惠的重点。在增值税类型的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获得的科技奖励、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都实施优惠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财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中、低技术向我国转移，在部分领域，高端技术也开始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我国国

[1][2][3]

内企业的现状来看，整体技术水平还较为低下，受技术开发力量、技术开发经费等的制约，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对弱小，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要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在年过渡期内继续保持原有的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向研究型机构的R＆D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和特别财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模式。年过渡期满后，政府贷款利率或贴息水平必须控制在WTO相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财政的资助必须是非专向性的，并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或部分前技术开发活动成本的%。．进一步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鉴于长期以来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规定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的目标值。安排的科技经费要集中用于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传统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和课题负责制，确保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使用。同时，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凡基础性研究，政府应实行无偿投入，应用研究及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坚持有偿使用为原则，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其他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相应机构必须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财政扶持项目应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扶持和引导技术进步必须要突出重点，讲求效率，而不能遍地开花。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技术改造项目应重点选择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竞争性产业。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支持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从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及其他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面，首先必须充分运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手段。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对这一领域，除国家进行少量的直接投资外，可以借助于财政贴息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该领域。财政贴息向高新科技产业适度倾斜，加大对该产业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能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化。在传统产业部门，通过财政贴息手段的运用，使企业在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能够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必须改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能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他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流转税方面,除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外，应对高科技产业在增值税政策方面实行适度倾斜，使高科技产业增值税整体负担率能大幅度降低。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目前进出口环节大面积实施税收优惠的做法，应只局限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视不同的情况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按照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特别是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要尽快统一。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实行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在运用减税、免税、低税率和零税率等直接税做优惠的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低免、投资抵免、税收饶让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运用，实现科技税收优惠方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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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适宜技术；制度；自主研发；技术引进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22-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都希望挤入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因此更加重视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但是，许多国家发现在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自身的技术水平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反而在技术面前处处碰壁。我们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发展中国家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发展中国家用这样的先进技术却往往不能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即使能够勉强生产，不是实际生产的产品离设计要求相去甚远，就是企业生产从技术、设备、原材料包括技术工人都完全依赖于国外，完全成为发达经济的一分子，与本国经济联系甚少。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浓厚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这些注重对结果进行评价的研究往往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溢出效应大也并代表本国的技术水平今后就较高，毕竟溢出效应的大小只能部分地说明一国的技术进步，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典型的因果关系）。ParenteandPrescott（1994）指出不同的国家在技术采用上面临着的不同障碍造成了技术进步上的差异，但他们对障碍的概念过于模糊，也没有说明这些障碍是什么原因形成了[1]。针对上述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适宜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的观点，作为对技术溢出的补充，近几年来适宜技术的理论不断被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及，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

一、适宜技术的理论发展脉络

适宜技术的思想可以追溯至生产率收敛的讨论，Solow（1956）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收敛的观点，他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国内各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andSala-I-Martin，1992；Baumol，1986；Williamson，1995），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Romer，1994；EasterlyandLevine，2001）。由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的概念，将收敛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俱乐部收敛与条件收敛不同，它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2]。针对俱乐部收敛这一现象，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以Lucas（1988）和Romer（1990）为代表，他们放松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以初始资本劳动比（capital-laborratio）的差异来解释生产率的差别。

第二，以Mankiwetal-（1992）为代表，将人力资本纳入索洛模型对其进行了扩展，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比例造成了生产率上的不同收敛现象。

第三，从技术差距（technologygap）(注:Veblen（1912）、Gerschenkron（1962）首先提出了模仿国的技术进步率与技术差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也称为“VeblenandGerschenkron”假说，持类似观点的还有Wells（1977）、Katz（1978）以及Findlay（1978），技术进步速度是技术差距的递增函数这一观点被广泛应用于技术扩散的研究，BarroandSala-I-Martin（1995）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国际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其外溢效果与技术差距，尤其是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但是，也有些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ImbrianiandReganati（1997）对意大利的检验表明外资企业外溢效果与技术差距成反比，Kokko（1994）、Kokko，TansiniandZejan（1996）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差距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只有模仿国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时，这一条件才有可能导致溢出效应的产生。)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Abramovitz，1986；Verspagen，1991；Fagerberg，1994；BarroandSala-I-Martin，1995），他们认为技术差距才是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后发国家不能够充分地获得发达国家先进生产技术的溢出，由此形成了二者生产率的发散。因此，他们认为后发国家通过增强吸收新知识能力，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

而适宜技术理论无疑是上述几种观点的集大成者，BasuandWeil（1998）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简称BW模型）来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3]。他们保留了索洛模型知识公共性的假设，即技术可以免费在各国扩散，而且没有技术扩散成本(注:这一假设对于理解适宜技术理论是至关重要的，现有的理论在解释各国技术进步差异时主要强调了技术转移的壁垒（主要是由于贸易的壁垒）的作用，而适宜技术观点放松了这一变量，假设没有任何技术转移壁垒的存在，结果发现各国技术进步的差异并没有减少。从这一点来看，适宜技术理论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他们也借鉴了技术差距的思想，认为后发国家不能完全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的溢出效应，但他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某一类技术只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并且用要素投入组合来表示这种技术的专用性。BW模型的思路实际上源于Atkinson和Stiglitz（1969）提出的“本地化的干中学”，后者指出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即技术进步提高了所有生产要素投入的生产率，相反，技术进步只是提高了特定资本、劳动力组合要素的生产率[4]。因此，BW模型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相同的技术，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BW模型中指的是资本劳动比）之间存在差异，同样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不一定适用。BW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满足下式：（j,t）=β(A*(j)-A(j,t))ifk-γ

AcemogluandZilibotti（2001）也对适宜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BW模型一样，他们也认为一国的技术结构必须与一定的投入要素相匹配，只不过他们所指的关键投入要素是劳动者的技能，即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且他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研发的技术只是考虑到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使用，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同等地获得最新的技术，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匹配还是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上存在很大的差距[5]。AcemogluandZilibotti（2001）和BasuandWeil（1998）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不相同的：第一，在AcemogluandZilibotti（2001）中至关重要的是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在BasuandWeil（1998）中至关重要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比例。第二，AcemogluandZilibotti（2001）的结论不是由于生产率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或者是依赖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是依赖于发展中国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需要从事发达国家中的熟练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区别，虽然二者都指出现实经济中都不是一种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但是AcemogluandZilibotti（2001）中技术变迁不是生产活动的副产物，而是有目的的活动，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研发厂商基于不同的获利程度会决定他们的技术创新方向。然而，AcemogluandZilibotti（2001）的理论假定存在着不切实际之处，因为发展中国家遵循由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时，它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而无需引进发达国家的最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一理论上不合理的假设恰恰在现实中比较常见，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盲目引进先进技术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自身的禀赋结构，形成了不适宜的技术结构，使自身的技术进步陷入困境，无法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基于以上考虑，Acemoglu，AghionandZilibotti（2006）进一步指出：当一个经济体处于世界技术的前沿或相距不远时，相比于技术模仿，创新对于生产率的增长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此时技术模仿的可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技术发明，以保证技术的不断变迁。因为与世界前沿的技术相距甚远，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选择是模仿发达国家的已有的成熟技术[6]；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发展中国家首先模仿发达国家的现行技术，而后进行创新发明，那么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向发达国家收敛。并且，Acemoglu，AghionandZilibotti的模型还讨论了门槛效应（thresholdeffect）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在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存在一个门槛值，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这一门槛上不能从基于投资的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战略，那么这一经济体将会陷入非收敛陷阱，从而无法向世界技术前沿收敛。Acemoglu，AghionandZilibotti（2006）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用政策制度因素分析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由于基于投资的战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反竞争的措施来鼓励企业加大投资，以期实现企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即政府倾向于实行赶超战略。但是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比较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这些制度将会阻碍该经济体技术的收敛。如果不改变这些不适宜的制度，其最终将陷入非收敛的陷阱。具体来说，这些反竞争的政策容易使发展中国家在模仿技术的阶段形成利益集团，那么利益集团就可能阻碍从模仿技术的阶段向技术发明的阶段转变，从而无法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但是，现有的技术是从高到低的不同水平的技术组成的集合，他们没有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可借鉴的技术集中应该模仿引进哪种技术，也就是他们没有研究发展战略对技术选择、模仿引进成本的影响。而且，他们将制度仅仅是简单地分为竞争性的制度与反竞争性的制度，而这样的划分对适宜技术的分析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很难认定竞争性的制度就一定能保证创新战略的实施。实际上，有时候反竞争性的制度在创新战略中反而会发挥较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些重点项目的创新过程中，国家一般都会采取一些投资补贴的政策来鼓励创新。

CaselliandColeman（2006）对AcemogluandZilibotti（2001）以及CaselliandColeman（2001）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他们考虑了劳动力的异质性，认为劳动力之间不是完全替代的，与AcemogluandZilibotti（2001）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考虑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而且强调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单位效率，并且用这二者的比例（而不是数量的比例）来重新界定技术进步，当这二者之间的比例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时，技术进步是技能中性（skillneutral）的，当这一比例随时间推移增大（减小）时，技术进步向技能熟练性（非熟练性）偏移，此时，使用熟练性（非熟练性）的劳动力将会使经济更加有效。同时他们还进一步考虑了这二者的组合（这些组合形成了可能的技术选择集），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将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宜技术，如果技术选择发生偏移，其生产率将会受到较大的损失。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较显著时，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可能不是最优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明智的选择是拓展技术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被动地“复制”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以及流程[7]。

国内学者对适宜技术的研究还不多见，林毅夫等（2006，2007）在Acemoglu和Zilibotti（2001）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的探讨。他们基本沿袭了Acemoglu和Zilibotti（2001）的一些推理，但是他们放松了Acemoglu和Zilibotti（2001）关于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发达国家最先进技术的假设，允许发展中国家自由选择技术，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这一关键假设，他们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发展中国家最适宜的技术一定不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大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三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最终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8]。但是，他们分析的缺陷在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这一关键假设上，而对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其没有很好地说明(注:林毅夫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单靠自主研发来升级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说，无疑是一种成本更为低廉的技术变迁方式。)，也没有相关的实证支持，而这一不明的假设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他们的分析存在着用假设替代论证的不足。

从上面的理论梳理中我们发现，适宜技术的出发点在于技术选择要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相一致，只不过各种分析对要素禀赋的定义不一样而已，有的以资本―劳动比来表示，有的以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的比来表示，有的则以资本及劳动力的内部效率来表示。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总结出适宜技术理论的一些重要思想：适宜技术的选择直观上既要考虑纵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又要考虑到横向的技术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的结构状况，而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二、适宜技术的经验研究

适宜技术在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Bart和Timmer（2005）实证检验了BW模型并进行了相应的扩展，他们放松了BW模型中技术无成本扩散的假设，认为新技术的消化吸收是一个需要花费较大成本的过程，实际上，世界各国由于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别而导致的生产率的差异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将继续存在，因此，考虑适宜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基于此，Bart和Timmer用世界生产率前沿来表示某种技术能达到的最大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被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特定技术的消化吸收的能力（assimilation）；二是基于溢出效应的潜在创造性能力（creatingpotential）；三是本地化的创新能力（localizedinnovation）(注:在他们的分析模型中，消化吸收主要表现为接近特定技术下生产率前沿的能力，即提高特定技术下的生产率水平；潜在创造能力指的是通过溢出效应实现生产技术的升级（用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来表示），即用高水平的技术来生产，表现为沿着生产率前沿的移动；本地化的创新主要是推动特定技术的生产率前沿向更高水平移动。)。他们实证分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53个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后发现，本地化创新能力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生产率的发散；在低水平的资本密集型国家，创新较少发生，而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国家，生产率水平却在稳步提升；在20世纪70年代，吸收能力和潜在的创造性导致了生产率的收敛，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潜在的创造性却显著地导致了生产率增长的发散。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这三个因素在生产率增长速度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贡献，香港主要靠的是吸收能力，而韩国和台湾则通过强大的潜在创造性能力获得了国外技术很高的溢出效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的一些国家正是由于这点的缺乏导致了“灾难性的增长”[9]。但是，Bart和Timmer的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总体经济，没有对相应的部门进行分析，其经济的总体特性可能掩盖了部门经济固有的技术特征。而且，他们对吸收能力和溢出效应的潜在创造性能力的区分是模糊的，并没有指出决定这二者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等。

适宜技术的观点也得到了CaselliandColeman（2001）以及CaselliandWilson（2004）的实证支持，他们研究发现研发密集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显著地受要素禀赋的影响。CaselliandColeman（2001）检验了不同国家计算机使用的扩散效应，结果发现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是计算机技术采用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这一因素表现出相当高的稳健性（robust），即使在控制了其他一些宏观经济变量的条件下，其显著性依然很高[10]。CaselliandWilson（2004）在研究引进技术时，考虑了资本的异质性，他们把资本存量分解为不同的设备类型，认为不同的设备是不同技术的具体体现，各种设备投资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依赖于其内在的效率（技术的具体表现）以及与其他投入要素的互补性（这些要素的丰裕程度不一样导致了不同的互补模式）。而且这二者都能够用生产这些设备的产业的研发强度来合理地表示，由高强度的研发产业生产出的设备总体上来看与其他的要素互补性更强，从而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他们进一步用资本的数量与资本的质量（这里指的是资本的组合，实际上这代表了技术的结构）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证发现了资本质量很好地解释了生产率的差异。因此，他们实证分析的政策含义也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各国资本质量不同，因此引进的技术必须适合一国的资本质量，否则技术的收敛将很难发生[11]。CaselliandWilson以资本的异质性来衡量技术结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他们将各种产品归为九种设备类型（即不同的技术体现）的做法有失偏颇，因为每种产品可能融汇了各种设备（技术），这其中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重复现象，体现在实证中可能由于严重的共线性而影响到最后的结论，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他们的实证结果最后由于较高的不稳定性而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国内学者对适宜技术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对资本深化（CapitalDeepening）研究的副产品。资本深化是指“资本―劳动比的上升”（BurmeisterandTurnovshy，1972），根据前面适宜技术的理论分析可知，资本深化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更多地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作为技术选择的一种类型，资本深化可以为技术进步所推动（Foleyetal，2001），因为技术创新和模仿总是以资本投入为前提的，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更直接地，大多数技术总是以资本品为载体，这表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然而，谢千里等（1995）、Jefferson等（2000）、张军（2000，2001，2002）、大琢启二郎等（2000）、李小平等（2005）都在分析中论证了我国技术进步率趋缓的原因是资本深化，他们的研究与理论上的直觉并不一致，这表明我国出现了过早的资本深化，这种技术选择与我国的资源禀赋出现了偏差，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陈勇、唐朱昌（2006）利用资本―劳动比来表示资本深化，他们的分析发现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正（而不是负）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工业行业生产最佳前沿的外移（正向的技术变化），然而，由于这种促进作用不大且技术变化并不是期间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以至于工业行业的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TFP）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稳定关系。其检验的结果说明在我国工业行业，资本深化并不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12]。这些研究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技术选择的适应性不仅影响到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也可能会对技术选择产生影响，这就启发我们在后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对此问题进行关注；二是如果资本深化（现有的技术选择）不是为技术进步所推动，那它是如何发生的？这背后是怎样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现有的理论，而且将会拓宽我们认识问题的视角。

三、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的权衡――适宜技术实现途径的研究进展

从适宜技术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文献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适宜技术的选择对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既然适宜技术对技术进步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发展，即适宜技术的实现途径是怎样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适宜技术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在强调技术引进的适宜性，但是正如本文在前面提到的，适宜技术理论的含义表明国外的有些技术并不适应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更有必要鼓励自主研发，因此，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在适宜技术中是两个在任何时候都共存的途径，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已。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早期适宜技术的文献中大都认为发达国家只能通过自主研发来实现技术的进步，而发展中国家则只能通过技术引进来获得适宜的技术（如AcemogluandZilibotti，2001）。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与适宜技术理论是有所偏差的，因为适宜技术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不适性，这就表明发展中国家单纯靠引进国外技术不仅选择面小，而且有些出于特殊考虑必需的技术将会由于技术的“扭曲”而出现浪费，有时甚至会导致有些技术的空白。考虑到这些问题，后面的研究放宽了这一条件，Acemoglu和Zilibotti（2002，2004，2006）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上进行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也仅仅是企业主决定是否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他们将企业主决定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称为基于投资的战略（investment-basedstrategy），这时，经济体会利用经理的经验来加大投资；企业主决定不再继续雇佣低能力的经理称为基于创新的战略（innovation-basedstrategy），这时，经济体会以减少投资为代价来加大研发。林毅夫等（2006）也提到了发展中国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必须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加自主研发的方式来选择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适宜技术，遗憾的是，他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却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缺乏对二者更坚深入地分析。可见，对此的研究在适宜技术领域还没有完全展开，但其他领域对此的研究还是给我们将来的研究拓展了道路。

实际上，适宜技术并不是惟一关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领域，在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研究中，相关的文献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基本上形成了两种观点，早期的研究认为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存在的主要是替代关系：技术引进对自主研发产生了挤出效应，随着技术引进的增长，自主研发将会减少。而后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这二者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互补关系。但是，直到现在这两种观点的其中一方仍然难以“消灭”另一方。MITI（JapaneseMinistryofInternationalTradeandIndustry）（1963）、Oshima（1973）对日本以及Lee（1987）对韩国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进行研究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而Blumenthal（1979）、Tisdell（1981）、Katz（1984）的研究则表明这二者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出净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还是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主要的。Ozawa（1985）认为为了采用吸纳引进的国外技术，一国将会增加相应的研发投入，他以日本为例论证了技术引进显著地提升了自主研发的能力。但是，在对印度的研究中，Katrak（1989）发现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表现出相当弱的互补关系；Kumar（1987）也以印度为样本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对FDI与技术许可这两种技术引进的方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自主研发与FDI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与技术许可之间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就表明了FDI与自主研发之间表现出替代的关系，而技术许可与自主研发之间则呈现出互补的关系。此后，Kim和Stewart（1993）认为以上的研究只是关注某一个国家，所研究的也只限于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两个变量，得出的结论很难推广到一般。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实证分析中引入了人均GNP以及科技人员的数量等变量，首先用简单的一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10个国家(注:这10个国家既包括较小的工业化国家荷兰，以及7个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还包括正在进行工业化的韩国以及前苏联。这使得他们的研究覆盖面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的关系，结果发现这10个国家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都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性。接着他们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日本、美国、法国、西德以及韩国这5国的情况，结果表明韩国和日本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依然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性，而法国的互补性较弱，美国和西德的互补性在统计上则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在解释这些差异时，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国家在创新竞争战略与政策的不同导致了这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关系，并且，他们认为不同的创新竞争战略是受制于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的[13]，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现有的研究对于解释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关系还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问题对于一国的技术进步来说又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在此问题上出现偏颇，不仅会使本国技术进步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有可能丧失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今后研究展望

现有的适宜技术理论重点在于说明一国的技术选择必须与自身的禀赋相适应，但是，对于诸多国家为何会选择不适宜的技术并没有深入分析，而这一点也许是适宜技术理论更重要的政策意义所在。如果适宜技术的选择内生于禀赋结构，则要使这二者发生偏离，其背后的扭曲机制实际上也是内生的，而如果是让市场自行选择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较大的偏差，非适宜技术的出现肯定是市场制度被破坏，从而要素禀赋发生了扭曲。因此，要纠正这些扭曲，就必须对相应的制度做出调整，虽然上述理论中也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因此，将制度纳入到适宜技术的分析中，这样适宜技术的理论框架才会更加完整，对相应问题的解释才更有说服力。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对于适宜技术的实现途径，现有的研究还留有很大的空间。以往对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检验，并没有从理论模型上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而且，对于具有不同技术能力的产业来说，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上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而现有的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理论及实证上的支持，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受政策的影响颇大，因为一项有关的研发政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二者的成本结构，从而导致二者之间的角色发生转变。这样的政策适合实际情况的还好，如果脱离了实际，反而会适得其反，无益于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同样需要引入制度政策变量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二者的关系。

总的来看，适宜技术理论向我们展现了理解技术进步的一种新的视角，但其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更多实证上的检验与支持。随着这一理论的逐步完善，相信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理论与实践上的惊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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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篇3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

一、发达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在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职能部门。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具体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环节与方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将对科技开发的重视与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视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的做法是：

一是对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给予优惠允许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缴所得税。如法国政府规定，凡研究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按增加额的50%抵免所得税。

二是普遍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年限仅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通过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以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如韩国税法规定企业可按销售收入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为4%，生产资料产业为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3年内用于技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和培训费及有关技术革新计划资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如美国税法规定公司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以从所得税中予以抵免，并对新产品的中间实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在科技税收优惠的税种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三大税种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公司所得税作为科技优惠的重点。在增值税类型的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获得的科技奖励、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都实施优惠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财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中、低技术向我国转移，在部分领域，高端技术也开始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我国国

内企业的现状来看，整体技术水平还较为低下，受技术开发力量、技术开发经费等的制约，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对弱小，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要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在3年过渡期内继续保持原有的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向研究型机构的r＆d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和特别财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模式。3年过渡期满后，政府贷款利率或贴息水平必须控制在wto相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财政的资助必须是非专向性的，并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部分前技术开发活动成本的50%。2．进一步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鉴于长期以来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规定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的目标值。安排的科技经费要集中用于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传统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和课题负责制，确保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使用。同时，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凡基础性研究，政府应实行无偿投入，应用研究及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坚持有偿使用为原则，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其他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相应机构必须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3．财政扶持项目应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扶持和引导技术进步必须要突出重点，讲求效率，而不能遍地开花。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技术改造项目应重点选择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竞争性产业。

4．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支持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从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及其他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5．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面，首先必须充分运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手段。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对这一领域，除国家进行少量的直接投资外，可以借助于财政贴息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该领域。财政贴息向高新科技产业适度倾斜，加大对该产业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能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化。在传统产业部门，通过财政贴息手段的运用，使企业在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能够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6．必须改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能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他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流转税方面,除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外，应对高科技产业在增值税政策方面实行适度倾斜，使高科技产业增值税整体负担率能大幅度降低。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目前进出口环节大面积实施税收优惠的做法，应只局限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视不同的情况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按照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特别是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要尽快统一。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实行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在运用减税、免税、低税率和零税率等直接税做优惠的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低免、投资抵免、税收饶让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运用，实现科技税收优惠方式的多元化。

7．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作用。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推广实施，政府采购规模将越来越大，政府采购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大，相应地政府采购活动对国民经济总量及国民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为了扶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在政府采购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多采购本国产品，对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倾斜。只有在国内不能提供或技术性能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考虑采购外国生产

的产品。

参考文献：

1．刘群，李倩．发达国家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经济日报，2002-11-19．

2．刘建民．加入wto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选择．财政研究，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