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1

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A.Innis)后期研究兴趣向传播学转移，在其《帝国与传播》一书(EmpireandCommunication)中，他提出了一对颇富启迪意味的范畴――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根据他的理论，时间媒介有耐久性，但不适于搬运，如“刻在石头、金属上的文字、图画，刻在黏土板上的楔形文字和印章，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文，还有金字塔、石雕、羊皮纸文书等，为典型的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时间媒介”；另外，在人类追求传播空间和传播速度的不懈进程中，“自古以来，就有种种空间媒介被设计出来。如火炬、烽火、狼烟、呼声、笛、鼓、手语、旗子等。这些信号，多借助传播系统，能迅速地进行远距离传送。其中，不乏能传播相当复杂的内容的符号体系”。③空间媒介虽然轻便，但是没有持久性。无论是时间媒介还是空间媒介，无论是它们的取材还是制作，都与自然关系密切。媒介的原生性很强。比如作为时间媒介的岩画，岩画(RockArt)是在未经人工修整的自然洞窟、崖壁岩阴，或在露天单个的巨石上进行绘、刻、雕制而成的艺术品。其创作时间最早约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最迟不超过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文字之前。

文字、造纸术、印刷术、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人类的媒介形态达到了空前的兴盛。从纸媒体到电子媒体，从平面媒体到立体媒体，时间媒体上升到以秒来计算效率，空间媒体遍及全球，地球村现象普及。

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科目是20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渐兴渐进的。媒介素养教育，简要地说，就是在大众传媒时代，针对多种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它以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能理解其意义以及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此外，媒介教育还力图使未来信息社会的人具备有效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相对其他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这个概念引入我国还不久，大部分人还比较陌生，更不要说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机制。然而学生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处在社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他们的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机会少，在了解社会及世界、人际交往、学习课外知识以及娱乐等方面对大众传媒依赖度较高，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性日益严重，甚至到了不可一日无网的地步。不可否认，传媒在为学生提供知识和信息、娱乐消遣、人际交往、消费时尚等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以英国为例，被普遍认为发端于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于1933年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中，作者以保持本国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和健康为出发点，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归结为“甄辨与抵制”，即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防范大众传媒的错误影响和腐蚀，自觉追求符合传统精神的美德和价值观④。这种将公众和传媒对立起来的保护主义观点，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观念和目标影响至深。

从教育、管理、实践等多角度对学生及社会公众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既有对媒介多元内容的“甄辨与抵制”，更有对媒介多元主体的引导与限制，最终落实为受众的保护与参与，对社会文化及公民教育产生良好的媒介效应。

当前在我国除北京、上海等少数高校有计划地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外，国内其他高校对大学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寥寥无几。中小学除开设计算机教育基础课程外，几乎没有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

当前学生具有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也就是说，学生不是通过科学的媒介理论指导以及系统的训练获得媒介素养，而是在日常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个人的自觉感悟来培养自身的媒介素养，许多是盲目的、不系统的、不健全的。因而针对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情况，中小学及高校构建合理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并对学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就尤显迫切和必要。根据现状，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构建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一是让学生了解媒体类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介质特征，认识媒体类型(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其运作体制(私有制为主体的商业化、公私并举的双轨制、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行)，了解不同国家制度下的媒体规范理论。

二是让学生了解媒介节目形态(新闻报道、戏剧、纪录、综艺)、信息类型(广告、新闻、娱乐、教育)，并且让学生知道媒介信息制作过程中的“把关”机制、明白媒介信息不仅反映了现实也建构着现实，增强他们对媒介信息的洞察力。

三是让学生了解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知识产权、网络管理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策法规，避免他们利用媒介传播不良信息、购买盗版制品、侵犯知识产权、学术剽窃等行为。

四是培养学生参与制作信息制品的能力，让学生熟练掌握各种媒介的操作技能，知道媒介信息制品的生产流程，提高学生与媒体的互动和反馈能力。

五是向中学生、大学生传授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对媒介及媒介信息的判断力。让其明白媒介的商业取向、社会操控功能、媒介符号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对性别、族群、阶层的刻板印象。

以上构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五个方面实际上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最最要的层次，一是让学生了解媒介、信息及媒介的环境，二是让学生了解自己对媒介的需要。掌握好这两个层次，通过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基本可将学生从一个相对盲目的信息受众逐渐培养成一个成熟、主动和理智的信息公民。

根据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小学、高校对学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一是对学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以素质教育为依托，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拓宽素质教育的内涵，提升素质教育的质量。我国学生对媒介的接触频率、接触时间、消费行为比较独立自主，此时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处在形成与发展中，无疑会受到各种媒介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因此进行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对学生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可发挥教育特有的制度化、强制性以及良好的持续性优势，可以保证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和内容得到比较稳定的贯彻。对于大学生来说，利用学校和教师的权威性，系统地讲解和讨论媒介文本解读与分析的技巧，容易与周围的同学形成共识，相互影响，以此达到有效利用大众媒介的作用。二是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学生能够发挥重要的“后续递延性影响”。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生毕业后多数会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在日常工作中，在与社会的各种交流互动中，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形式将自身在大学期间习得的媒介素养知识传授给同事、亲朋好友等，实现媒介素养教育从学校到社会的进一步延展。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后多数都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在哺育下一代中，这些受过正规媒介素养教育的大学生父母就可以有意识地将媒介素养融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中，从娃娃抓起，让后代有一个很好的媒介素养启蒙教育。不断培植和强化这种意识、技能，为后代循序渐进地发展媒介素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将部分地弥补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一时无法从幼儿、从小学启动，进行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的缺憾。这样就把大学教育递延到了下一代教育，实现了媒介素养教育更深远意义的扩展和影响。

注释：

1.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3.竹内郁郎[日]著，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页。

4.大卫・帕金翰著，宋小卫摘译：《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2

一、“活化”历史，营造有生命力的历史课堂，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多媒体技术以图、声、动、文相结合的方式将历史重现在学生面前，使枯燥、乏味的历史变得真实化、具体化，富有很强的感染力，激发他们探求知识的兴趣，变以往的被动接受为现在的主动求知。同时，直观的教学情景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印象，帮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历史形象和情景，提高记忆质量。例如：讲授《美国1787年宪法》时，笔者在上课之前播放美国国歌，同时大屏幕上展示相关图片，为学生创设了一个优美、生动的历史情境，让学生走入历史。讲到必修一《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时候，首先播放历史纪录片《外交风云》的相关片段，让学生初步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状况，体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外交风范，感受他们在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二、增加课堂容量，优化教学过程，提高学习效率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取各种信息，如观看网络教程等。不仅能开拓学生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大量的补充。多媒体教学的快速反应和随机变化在教学的强度、密度和提高教学效率方面显示出极大的潜力，它使各种信息的高速传递成为现实。在教学中，高密度的信息传递，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特别是在欣赏教学中体现地更为淋漓尽致。如在讲到鸦片战争的背景时，利用多媒体首先给学生放映一段《晚清风云》的内容，让学生对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初步了解。同时，让学生从影片中的镜头归纳一下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因为影片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各方面都有反映。这样，学生能够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归纳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发展情况，然后再结合课本进行讲解，学生接受知识就比较容易，也可以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构建知识。另外，在讲到道光帝为什么会同意禁烟时，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上书道光帝的奏折，让学生通过分析奏折，找出鸦片输入对中国的危害，从而让学生分析出道光帝为什么同意禁烟。

三、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提高课堂效率，加深学生对知识要点的理解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很多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很多领域。利用多媒体软件制作课件时，教师可以围绕课程主题，精心选取教学内容，理清历史发展线索，设计丝丝入扣的课堂提问，对于一些比较难懂难记的史实和一些课堂上较难表达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基本概念、地图地貌，可以分专题到Internet的有关网站上查找相关资料，搜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图、文、声、像材料，然后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来组织课堂教学。用多媒体软件制作的课件表现力强、内容高度浓缩、节奏快、效率高，能将大量的资料呈现给学生，大大拓宽学生的视野。

四、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探索历史研究性学习方法

目前互联网以其丰富的内涵、快捷方便的特点，迅速地成为历史研究性学习中的重要手段和媒介。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择有关历史知识的研究专题，主动探究和亲身体验历史知识的奥秘。在网络环境下，以历史研究专题的任务驱动为核心，以利用互联网为获取信息和交流资料的手段，从而使学生完成历史知识的建构，是提高学生获取历史知识、应用历史知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较好的途径之一。

在这种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主体，以历史研究性专题为任务驱动，以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环境和网络资源为学习手段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完成基本的历史知识的学习，更主要的是还使他们学会了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方法，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历史教学中引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后，在教学中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都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由传统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参与、积极探究。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也逐渐由原来的“讲授者”转化为“指导者”，教师在教学中的职能也由“教学”转变为“导学”。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3

文章提出了新媒体发展对推动城市营销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研究，提出对赣州城市形象建设的新途径、新思路和对城市品牌形象的城市文化定位，进一步完善城市的品牌塑造，通过文化精神和城市功能融合，打造赣州独有的城市特色和个性，利用微营销、微文化达到推广城市品牌形象建设的目标。

关键词:新媒体；微文化；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文化背景

赣州位于江西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宋城”美誉之称，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卫生城、绿化城、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赣州的城市文化形象累积了红色文化、古城保护、宜居环保等多方面因素的历史沉淀，因此在国内有较好的城市美誉度，赣州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一直是侧重于打造红色古都的文化定位形象，但打造赣州的品牌形象名片，完善赣州的城市文化建设，除了在历史方面的元素，还有在土地资源、文化积淀、人文、自然等方面都有独特魅力。现今，城市的竞争力日趋向城市文化竞争发展，城市文化是城市品牌的核心，塑造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内涵发展的重要进程。

二、新媒体文化

2013年以来，中国新媒体发展进一步呈现移动化、融合化和社会化加速的态势。新媒体的受众也正处于转型期，基本民众由被动传播者转变为信息制造者角色，更为各阶层的媒介话语权开放了平台，而群体间交流对话的扩大，增加了文化、观念、思想的渗透，形成了新的传媒生态链，也为各阶层自身需求与利益提供便利，我们身处的时代，微传播亦已成为社会发展新动力，从城市建设来看，利用营销平台，扩大城市影响力，进一步推广赣州文化城市的建设，推广赣州的城市形象，需要跟进新媒体的发展模式，借助新媒体文化下营销推广手段重新塑造赣州新的城市文化形象。

三、赣州城市文化推广研究

3.1品牌形象的整体整合

对一个已有城市化定位的历史名城来说，如果没有对城市的品牌核心重点整合，无疑散沙一盘，城市文化不仅包括城市化的历史文化，精神风貌还应该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准则、消费心理、饮食习惯等，将利于城市品牌塑造的核心集聚，摒除次要元素，放大、扩大甚至夸张城市的文化形象，才能致力打造成具有独特韵味的魅力之城。

历史将每个城市都塑造成独有的模样，通过的文化累积和历史沉淀，昔日赣州有着“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古都”“世界橙乡”“世界邬都”等各种美名，这些美名把赣州文化内涵打造成一张张多彩的城市名片，却缺少一块鲜明的招牌；赣州的苏区革命文化，以近代历史著名根据地的映像最为全国孰知，笔者也曾经从红色旅游方面进行过赣州旅游城市品牌形象进行过重新定位的包装，既然红色资源为最具影响力的名片也是城市主要个性元素，把适用于“红赣州”的旅游文化城市推广品牌形象建设成主要以“红”品牌标识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无疑是可行且合适的，以“红”为品牌重点，包装延伸成“红橙乡.赣州”“红钨都.赣州”“红宋城.赣州”等系列形象，重新整合化成崭新的城市样貌且把各类赣州城市映像联系应用，并且着力打造，使其有重点可推，但具独特韵味，更区别于其他同类别城市的品牌形象，这种差异化的城市面孔可更好地开发文化产品，是推广城市文化的必要整合。

3.2通过微传播的形象文化建设

基于微传播的主流传播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建设赣州的文化品牌项目，可以利用网络视频制作关于赣州城市映像的网络视频内容，传播内容可以随着形势改变，将内容定位轻松幽默去赢取广大阶层的关注和喜爱，让“红赣州”品牌文化传播的新格局和舆论造势，扩大赣州城市影响力，通过自媒体和个人的互动传播，传递城市的正能量，带动城市的自有活力。

3.3构建新型媒体的咨询传播平台

由于传统媒体的格局改变，一座的城市文化发展壮大，除更新技术平台的建设，必将资讯进行再传播；拓展传播的方式和传播空间，整合传统媒体资讯内容，才能引导新的城市内涵内容的广泛舆论性，传统城市的格局需借助于新的传播平台扩大城市的影响力。现今的平台发展大都建立在以微信矩阵为领先的生态链系统，而忽略了自主的平台的搭建，赣州文化品牌建设可以以自主平台为微信的后台集群，再集中分析本地居民特点等各项数据，为个人用户的行为习惯建立适合用户的内容制定，以用户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构建分享转发、推广内容、参与互动的平台才能真正实现互动式传播的优势。以“红赣州”品牌建立官方微信平台，再建立各个子微信账号，最后搭建微信矩阵，以布点、连线、成面、引爆、监测等策略方式来优化整个项目品牌达到推广赣州城市文化的影响作用。

3.4加强新媒体下的城市社会化属性

全球许多城市已经将微政务营销和民众交流、信息互动视为政务创新的新路径，不断拓展新功能，研发新的城市化推广领域；以“红赣州”为文化品牌形象，紧密联系微政务平台，将触角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延伸也可作为赣州在政务变革上的营销手段，借鉴社会治理的媒体新模式，采用微政务形式加强城市的文化治理，进而推广城市的知名度，引发社会各界对城市文化和建设的关注，同样可以引发各行业、产业对赣州城市的文化认知升级和城市社会化协同、聚合等能力。群智下的微交往、微文化也会激发民众及各地互动受众对赣州城市文化的熟知和认同，进而推动社会结构变革和文化发展。

3.5新媒体传播下的活动展开

21世纪以来，电子商务的时代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迈入了网络营销的行列；而数字时代，网络化的媒体营销传播也能将城市文化推广活动有效结合本地新媒体传播和流动空间新媒体传播进行推广活动，举办一系列的线上线下文化传播活动或者城市品牌营销活动，以“红赣州”的品牌文化主题，建立活动项目噱头，吸引不同阶层人士参与城市文化的建设、城市文明的传播；丰富多样的线上线下活动结合必将打造独特的城市文化文本，吸引外商投资、吸引游人观光，为赣州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塑造独特的文化样本、提升城市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

随着数字化的到来，每个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城市化发展，城市文化形象建设，城市品牌打造等新兴城市改造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出现及更新媒体传播方式有了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更新了新时代的沟通交流方式，一种新型的城市文化建设方式有别于以往的被动传播形式，传统的口口相传、眼见为实以更为互动有效地方式传递着城市的文化、信息。只有与时俱进地更替传统营销手段，搭载新媒体传播载体的帆，方能更好地发展城市扩大城市影响力，并打造风格多样化的城市面貌。

参考文献：

[1]刘丹.以数码时代为契机的当代艺术的批判[J].今传媒,2014(9).

[2]詹国枢.看好壹读的数字化转型[J].中国报业,2014.

[3]许鹏等.新媒体艺术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4

一、新教学模式的成因及定义

当今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活动与过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侧重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以教员和教案为核心，学习者只有接受的余地，而无选择的余地，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既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与效率，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心理学研究证明，高中生的形式逻辑思维已趋于基本成熟，辩证逻辑思维开始占优势，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极高水平，他们完全可以抛开客体的具体形象,借助于概念进行抽象的概括、分析、综合、推理，学习者兴趣发生变化。就高中历史学习而言，学习者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和历史过程不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历史客体本来面貌的重构及被认识的历史客体的意义、性质和对它们的价值评价。

在研究现代教育理论基础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认为当今教学模式应该是，“在一定的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在一定的环境中教与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和活动进程的结构形式，它包括教师角色、学生地位、教学过程、媒体作用的转变，强调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学生认知主体的作用及心理学的指导和教育技术的运用。”因此，在今天信息丰富环境中(information-richenvironment)，历史学科的教育过程，无论在内容上、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学习方法上，都应以学习者为核心，以现代教育技术为手段，构建新的教学模式。

二、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新尝试

1、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历史课堂教学模式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是借助声、光、电等媒介物使教育知识信息的传输和接受更直接、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更美化，利用多种教学媒体的合理选择、合理配置、合理组合，进行一种跨时空的优化教学,它具有(1)多重感官剌激。(2)传输信息量大、速度快。(3)信息传输质量高，应用范围广等特点。

高中历史教学，从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主体意识渗透、创造性思维的激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多方面出发，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历史课堂教学的特点体现在：(1)教师在课堂中起主导作用，控制教学过程。(2)教学环境是多媒体计算机及依据教学目标设计，反映教学策略的教学软件。(3)教学信息按超文本(非线性)组织，符合人类的联想记忆方式。(4)精心设计教学过程，调整知识结构。(5)以CD-ROM贮存教学信息，信息量大，在实际操作中还注重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知识结构的优化设计，注意学习者特性分析、媒体选择和教学评价的渗透。以高一世界历史“美国的霸权政策”一课为例，操作步骤(1)教学全方位的精心设计(包括：目标、内容、对象、策略、评价)。(2)采编信息处理材料(包括：图片、文字、音像)。(3)撰写角本，制作课件，课件要求，画面简明、清晰、资料丰富，音像、文字感觉、视觉结合，符合高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性，讲究设疑、质疑，激发学习者求知欲望。课件形式可以是CAI课件，也可以制成网页。

历史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是关键，教师为主导，引导学习者在贯穿历史线索、历史知识的重要问题中，结合音像、文字材料的查阅思考，得出结论。学习了本课后，学习者认识到二战后美国利用其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实施霸权政策，导致世界政局的长期不稳定，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形成及影响有了正确的理解，达到了高中历史教育的目的。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演示型教学，对于初步尝试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而言有一定的可行性，同时，课件也可以向交互型过渡，只要加上交互图标、交互设计，采用问答对话，菜单交互，图形化界面即可。

2、网络环境下的历史自主学习模式。

历史学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在德育、智育和美育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它的综合性特点所提供的广阔空间具有对学生健全发展的多方面教育价值，体现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计算机与其他媒体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的交互性，计算机网络环境将语音、图像、视频、动画等模拟信息进行处理后转换成数字信号，形成一种全新的、图文并茂的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给教学信息学习者，通过计算机交互界面完成一系列人机交互操作。

学习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激发、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形成参与教学的意识，使之拥有自主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它也强调了教材的基本性和结构性，重视教材的横向联系、纵向发展的延续性及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的综合运用。并强调教育的平等化和个性化，研究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发展个体的特长，使学生群体呈现出丰富的统一，为各种人才的成长打好基础，提供条件。同时对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所掌握的技能进行测评，并得到反馈。在实际操作中，将集体教学、小组协作及个别化教学溶为一体，做到师生、生生间的平等“协商”。如：高二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师生共同搜集文字、音像、图片资料，其中包括《选集》、“中共的正确决议”、“改革开放二十年瞩目成就”等。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以多媒体信息方式呈现，以超文本的方式组织、存放在网络WEB服务器上，并通过服务器WEB呈现教学内容，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上的网络电话讲授或接受询问，使学生的浏览学习达到同步，结合问题探究完成：设疑——质疑——答疑几个环节，同时及时了解反馈信息，再作解释应答，并通过网络上的电子布告系统(BBS)在教师监控下，学习者自由参加讨论和发言。通过知识迁移，发散思维，正确认识建国后我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意义，通过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思想，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5

关键词：传播；媒介；中国文学史；解构；重构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59—07

作者简介：陈晓洁，女，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艺术传播学博士（济南250022）。

文学发生史与媒介演变史是两条交错在一起的主线，从大的轮廓上看，一方面是媒介作为文学活动得以实现的载体和环境，深刻影响着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的传播反过来影响着媒介的形态和演变。当我们在这种交错的主线指引下观照文学活动时，文学史上的作品、作者、读者、事件、资料、数据等都将被重新归类、分析、编排和阐释。各种文学传播现象、传播案例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也将被重新审视和评估，并确认其在文学传播历史与理论研究框架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

将传媒视野引入文学史研究，有助于重新解读文学与社会、文化及思维的互动关系。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定历史阶段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形态构成文学活动的具体媒介环境，媒介环境的演变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这些改变也必然影响到文学活动。把中国文学史研究放在具体媒介环境中去分析，站在客观科学的立场看待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坚守构建和谐健康的文学传播环境的理想，对促进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出发点

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是人类自我认识在历史进程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需要对当下的视点有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在传播媒介的视阈下重新审视文学发展史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我们立足于什么样的时代语境和视点，从什么样的立足点去看待文学的历史，或者说我们解构和重构的理论出发点是什么。

从文学的当下现实出发，我们的立足点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学属性多样化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下媒介环境中，文学属性的具体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文学作为精英艺术的那些特征逐渐淡化，而作为文化商品的那些特征正在逐渐彰显。我们要从多样化的属性特征去看待文学的历史。

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就能归纳出事物的不同属性。这说明事物是复杂的、生动的，正是这种复杂性才使世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之所以事物的不同属性在人类实践的价值尺度上被分别置于本体的地位，是因为事物本身的演化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们考察事物属性的语境和前提。不论是事物自身发生变化，还是外部关系发生变化，都会导致事物的不同属性之间的更替和凸显。当前的媒介环境重构了文学的外部关系，赋予文学艺术新的文化身份，同时也迫使我们去思考文学本体发生的变化。

媒介的演变使文学的单一性特征转变为多样性特征，使“单调”的文学变成“复调”的文学。长期以来，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中国的文学合乎逻辑地呼应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需求，始终显现着意识形态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精英艺术的一种，文学扮演着突破政治重围和历史重负的先锋角色，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不断探索新的文化身份。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也逐步走向了市场化，原先的意识形态本位和精英艺术本位逐渐发生动摇，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动下，文学滑入文化产业的怀抱。

把文学视为一种文化产业，并非否定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精英艺术属性，而是调整了文学属性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变迁，文学的商品属性从过去的边缘地位逐渐走上了前台，成为强势属性，而意识形态属性和精英艺术属性逐渐退居到后台，这不是说它们消失了，相反，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在商业大潮的掩护下，在不同阶层、民族、国家和地域间扩散，如同无色无味的空气渗透到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的缝隙中，以一种更加消遁于无形的战术，成为某些文化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武器。

把文学置于文化产业的本位上，是中国文学的自我调适，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学变化的显在的方式，文学一旦进入产业化运作，必然导致创作、管理、发行、阅读等诸多传播环节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把影响扩大至全社会。文学的产业化意味着文学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过程，通过消费实现利润。资本和市场是产业的两大要素，文学产业化也就是文学成为资本，被市场化，文学资本通过文学生产、流通、消费获得经济收益。文学的资本化不只是意味着经济资本的投入，还包含着文学资本的发掘、积累和运作。文学资本一般以文化资源的形式潜在着。“一个国家越是拥有稀缺性的文化资源，便越能拥有更为强大的文化能力，并在产业化运作中转换为文化资本的相对优势。”①文学一旦被历史车轮裹挟着进入市场，就必然要依循市场化运作的规律。于是，如何扩大文学的传播范围，推动市场和消费，以争取更大经济效益就成为文学产业化的预期目标。文学作为传统精英文化的光环褪去了，带着商业指环的文学放低了身段，在不同的媒介和场合下做着专职或兼职工作，以便在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大潮冲击中争得立足之地。

文学属性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提醒我们不要以固化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要从多个角度，结合具体语境动态地、客观地看待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具体特性。

（二）文学价值多元化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当下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价值出现多元化。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审美，都不再是文学主要的或者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立足于当下传播环境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要采取多元化的价值标准。

进入大众媒介时代以后，文学的市场形态得到前所未有的发育，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市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虽然这并不是说文学的艺术价值标准丧失了，但是至少在评判文学作品价值时，市场价值成为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文学作为精英文化的一个象征就是文学史编写的“名著”传统，我们的文学史其实是名家、名著史，这种传统把文学的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标准和目的，因而贬低了历史分析中的语境关系，减少了对文学演变过程中其他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把审美特性与文学其他特性分离开的做法阻碍了对文学的非美学考察，而这些非美学因素——尤其是传播媒介的变化——有可能是形成或影响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从当下的语境出发反思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我们更能感受到那种孤立的艺术或审美角度的局限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艺术审美是文学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特性，但并非全部，除此之外，文学还是一种信息，一种商品，一种文化媒介，这些不同层次的要素和特性共同构成文学这种社会现象的性质和形式，通过在不同的视角和框架中建构起这些性质和形式因素的相互关系，文学的本质属性得到了不同层次的表述和展示。

文学理论并不是僵化的理论，文学理论的领域和视野经历过多次变化和扩展。“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研究作家转移到研究作品本身，第二次又从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②这两次转移体现了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呈现出“作家—文本—读者”的逻辑顺序和历史轨迹。这个顺序和轨迹也构成了文学传播发展的基本历程，对应着文学传播活动中的几个要素：“传者—信息—受者”。文学理论研究的路线从最初研究信息的发出者开始，然后转向信息本身，认识到文学信息的文本是最重要的，之后又认识到文学接受者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制约和影响。这个逻辑历程与传播学研究发展的逻辑顺序正好契合，而且也符合信息传播的基本范式和规律。

当我们站在文学与媒介双向互动的立场，依据多元化文学价值标准，在媒介环境演变的视野下观照文学史的时候，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将面临被解构的压力。许多习以为常的结论，或者曾被忽视的见解和史实在新视野下显示出新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恰恰是这些曾经被忽视的线索和痕迹以某种方式构成了今天的文学，并且还会继续影响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扩展

从最近几年关于文学传播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我们能看出如下几个转变趋势：一是向传播学靠拢；二是向媒介形态靠拢；三是向主体间性靠拢。向传播学靠拢表现在分析文学与媒介的视角和方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文艺学、美学等向传播学理论，尤其是媒介研究理论转变。麦克卢汉等传播学者的媒介理论成为许多学者分析文学传播现象和规律的重要理论工具。向媒介形态靠拢表现在从泛泛而谈媒介对文学的影响，逐渐过渡到结合媒介的具体特征，从媒介形态的演变以及具体媒介类型出发，分析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向主体间性靠拢则体现在从单方面分析媒介对文学的威胁和冲击，转向比较客观地看待文学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在二者相互作用的视角中分析问题。

这些变化趋势正是文学研究主动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一种表现。传媒视阈下的文学研究需要积极地借鉴传播学尤其是媒介形态理论，既要关注微观领域的具体文学传播现象，也要宏观概括文学活动中文学与媒介的整体互动规律，从互为主体的立场上辩证地解析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性的思路和方法。

（一）引入媒介形态理论

文学传播活动首先是基于媒介的活动。如果离开具体媒介形态，文学也将不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传播媒介的变化，才导致如今文学的社会角色和作用的转变。所以，从传媒视角分析文学活动时，我们首先要关注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形态理论。

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把西方关于媒介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批判的研究方法，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第二种是象征和文化的方法，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第三种是研究媒介形态的方法，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③前两种媒介研究方法都属于内容研究，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

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④

这种状况随着信息媒介的革新而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理解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这种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的方法把关注点放在媒介的形式上，以研究媒介本身为目的，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以及社会、文化的总体影响。如今这种研究媒介形态的理论范式逐渐走向成熟独立，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以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翁、莱文森、梅洛维茨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的立足点是“人”，认为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自身的传播倾向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这个理论提示我们从媒介与人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传播环境的平衡。

媒介借助自身的特性塑造了特定的传播环境，在特定媒介环境中发生的文学活动自然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同时，文学活动又会反作用于它所产生的媒介环境。在这种交互关系中，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会对文学的历史面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流派、艺术特色等方面，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史研究所忽视。因此，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形态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不仅是文学史研究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拓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媒介的影响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媒介会影响人的传播心理和行为；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媒介能够影响社会和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特征。所以，我们借助传媒视野考察文学活动时，既要关注微观领域的具体文学传播与接受行为，也要关注宏观的社会整体效果。

从现在的文学传播研究成果来看，关注微观领域的成果相对比较多一些。以“媒介”为主题词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与文学相关的文献，从论文数量来看，说明媒介因素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是从微观或者中观的角度论述某种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或者针对某一具体文学类型或者文学作品的媒介形式演变展开研究。宏观分析媒介形态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

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含义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⑤前者强调的是媒介作为传播手段的属性，后者强调的是媒介作为社会组织的属性。在文学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作为传播手段的具体媒介形式，还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各类媒介传播机构，都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影响文学传播活动中的各中介因素，影响着文学史的整体面貌。

我们无论是从传播手段的角度去理解媒介，还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去理解媒介，都存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相互协调问题。研究某一具体文学流派或文学作品的传播活动时，要同时关注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的传播媒介的总体特性以及这些媒介特性为社会、文化所提供的特定信息传播与解读的方式。因为任何媒介形式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都是对人的某些感官的扶持，同时也是对另外某些感官的遮蔽。这样就会影响人们的编码和解码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艺术形态。

同样，当我们在传媒视野下力求宏观地解析文学活动与媒介、文学史与媒介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过于空泛。西方的媒介形态理论着眼于考察媒介形态特性所塑造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宏观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导致出现过于空泛的偏颇。因此，我们在将媒介形态理论引入文学研究时，要注意宏观概括与具体梳理相结合，要重视原始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不论是研究作为社会组织的文学传播媒介，还是研究作为传播手段的文学传播媒介，我们都需要在文学与媒介互动共生的大视野中解析具体案例和材料在宏观历史坐标中的作用和定位。

（三）构建文学与媒介的主体间性

文学是一个活动的过程，首先，它表现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建构，正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其次，从具体的传播过程来看，文学也表现为作品所承载的信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流动过程。

而媒介表面看来是一个名词，其实它同样是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个概念记录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手段和结果的变化历程，可以说，我们今天任何信息传播行为都是媒介演变进化的结果。

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坐标来看，文学与媒介这两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概念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关系，我们要从主体间性的立场去解析它们之间的互为主体、交叉逆反的辩证关系。因此，将传播视阈引入文学研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任何处于传播过程中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与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因此，我们分析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时要采用辩证的方法，既要考察媒介技术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要思考文学媒介与文学内容的相互影响，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史有全面的立体的认识和分析。

第二，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社会信息系统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化，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由此而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而并非反之。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是决定媒介作用以及媒介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和人的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一点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

三、历史资料的发掘与重释

明确了理论指导方法之后，我们面临的首要基础性工作就是史料的重新发掘、收集和整理、阐释。一方面，先前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文学传播活动的发展轮廓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是我们研究的可靠基础和素材；另一方面，一旦用传媒视野对焦文学研究，梳理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那些涉及传播或媒介的人物、现象、事件、背景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从头做起。我们可以借鉴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⑥正像我们上面论述的那样，区别于传统文学史把历史对象置于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价值观下的线性连续时间里研究的方法，媒介理论视野下的文学史要尊重历史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尊重文学的多重属性和多元价值。

中国文学史已然形成唯杰作传统，各时期的名家、名作构成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名家、名作的研究也以考察其艺术价值为主要目的。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价值上并不是很突出的作品往往被轻描淡写，甚至直接被忽视。然而，当我们从媒介发展的视角去考察时，会发现许多艺术水平可能不是很突出的作品，却在文学传播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甚至那些名家、名作的艺术价值也是建立在这些并不突出的作者、作品和事件所奠定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只能去重新发掘史料，整理文献，在新的视角和框架内解析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史料。

在此，笔者建议传媒视野下的文学史研究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资料：

（一）和媒介尤其是文学传播媒介演变相关的资料

对于文学来说，媒介的变化或快或慢地引起文学内部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我们往往会因为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而忽视了文学传播媒介本身的形态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如报刊连载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就和它所依附的媒介密切相关。报刊连载小说虽然也是小说，但是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特点，因为媒介并不是简单地为小说提供一个平台而已。小说在最初登上报刊的时候，就已经被报刊这种媒介形态所改变。比如报刊的快捷性、连续性和版面特点使作者得以紧密结合时事，一边写作一边发表，把文学创作和现实的距离拉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32年，青年作家张天虚（笔名“天虚”）在北平《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上连载了两个月的中篇小说《黄埔滩头的梦》，这部连载小说以“一二·八”战争为题材，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报刊这种媒介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发表于同年5月20日的小说后记中，张天虚尖锐地抨击5月5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⑦时事成为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文学成为影响时事的重要力量，文学创作因为媒介的变化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同步的方式参与到现实世界中去，这对传统文学出版形式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这种强烈的现实性和即时性是媒介赋予文学的新特征。

（二）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文学史料

我们需要从传播学的框架和角度分析那些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文学史料在文学传播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文学传播媒介不仅表现为物质媒介形式，而且表现为符号媒介形式，媒介环境是符号环境和感知环境的统一，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改变媒介环境，并进而引起社会文化的整体变化。

语言符号不仅是表征的手段，其本身就影响了表征的意义，不同地域和文化中使用的不同语言符号其实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所以，跨越地域、文化、民族等界限的文学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翻译”，也是不同思维的碰撞和交融。当文学从一种符号系统转化成另一种符号系统时，这种转化是一个双重解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文学的内容以及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的影响也必然与原有文化语境截然不同。因此，分析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文学史料不仅对于研究文学作品的传播轨迹、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风格的转向、文学在异域语境中的解读和影响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让我们从文化的大视角分析文学媒介与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的历史关系。

中国近现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曾经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裹挟在新的诗体、语汇和意境中，介绍到我们这个历来以诗歌为傲的古老国度。比如，1905年马君武先生在留日期间全文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语言风格沉郁真挚，富有鼓动性；再比如，1914年应时翻译出版了《德诗汉译》，这是第一本翻译德语诗歌的文集，也是一本罕见的翻译诗集。作者选择德国诗歌代表人物如戈德（歌德）、翕雷（席勒）、哈英南（海涅）等人的名作，采用中国传统的五言、七言、古风和楚辞等体裁译成。1939年此书再次自费重印时，萧友梅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譬如《鬼王》（今译《魔王》）一诗……而溥泉先生（应时）则纯照古诗体译成，固不失其本意，即使离开乐谱朗诵出来，亦觉得淋漓尽致，声调铿锵，因此更不能不佩服溥泉先生艺术手段的高妙了。”⑧这本诗集在文学史上也许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但是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中，在研究中西方文学比较以及文学参与社会改良活动等方面，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

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汉学家的作品对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学传播的价值和影响。如曾任香港总督的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在青年时期曾在广州工作过，他出版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中国诗歌评论》，编写了《中国概览》、《中国见闻录》、《鸦片战争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中国杂记》等专门介绍中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著作。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中国戏剧和小说。这些专著和翻译作品对于研究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文学的变化趋势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三）与文学编辑、印刷和出版等活动相关的史料

作为构成文学传播媒介的重要环节和因素，编辑、印刷和出版等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很大，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和扩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书籍史，文学在发生之初就已经受到相关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制度、媒介形式以及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样态和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主体发挥能动性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在考察文学形态的演变过程时需要把它放到媒介环境的大背景中，结合社会传播具体条件和媒介形态对其进行关系性的分析。

例如，我们对清代通俗小说的考察，如果离开了对当时印刷出版大环境的研究，肯定会失之偏颇。“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的信源和明末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文人对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出版的介入，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掌握者，成为制约通俗小说创作水平高低、促进通俗小说发展的主要因素。”⑨正是因为文人型出版人的出现以及文人介入传播链，掌控了出版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清代前期《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不管我们对清前期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来看，这是文学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它促使文人进入文学流通、文学商业化的链条中，对清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如王富仁在《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认为，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以及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他认为：

现代小品散文的繁荣，现代杂文的产生，诗歌绝对统治地位的丧失，小说地位的提高，中国话剧艺术表演性能的一度弱化与阅读性能的一度加强，莫不与现代报刊杂志这种主要传播媒体的特征息息相关。即使说现代白话文就是适应现代报刊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也不为过。⑩

从文学传播的宏观历史维度来看，王富仁对白话文与现代传播媒介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正确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作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媒介变革，白话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文学符号媒介的一次自我革新，它既是由现代报刊杂志引发并扩散，同时也为现代报刊杂志的发展成长提供了符号媒介的便利和基础。张伟在《尘封的珍书异刊》一书中这样描述“五四”前后的报刊出版状况：

20世纪20年代初，受“”的影响，很多年轻人满怀报国激情，到处寻找真理，思想非常活跃，而当时的出版环境也比较宽松，有钱有人便可以很方便地出书出刊，当然一遇到风波就得马上停刊了事，或者另起炉灶。因此，便形成了当时出版界空前繁荣，而很多报刊却又旋起旋灭的奇特情境。

当时很多文学期刊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各自凑钱创办的，所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各自创作的，比如应修人、潘漠华等人所办的《支那二月》；蒋启壎、楼适夷等人所办的《现代生活》；滕固、章克标等人所办的《狮吼》等。“五四”前后这些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对白话文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传媒视野引入文学史研究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对待文学活动，以一种多元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待文学当下的现实境遇，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会为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而且将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增长点。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6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便不断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品格和特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是一次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成功案例，传播在这个历程中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行为，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人类文化的产出、延续与发展需要借助媒介手段来实现，传播媒介是实现信息传递的中介。基于网络而兴起的新媒体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最深广的强势媒体，新媒体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和推广主力。因此，佛教在新时代的弘法必须与时俱进，全面采用新媒体技术。正如，太虚大师的传人印顺大师早年曾提出，面对新时代的瞬息万变，佛教要向青年时代、处世时代、集体时代三个方向发展。要全面透彻的了解当代佛教文化的传播，必须将佛教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放在新媒体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

一、湖北佛教文化的传统传播方式分析

宗教现象是和人类的文化现象紧密联系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1]佛教是一种蕴含深厚历史沉淀的宗教文化现象，其广博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思想文化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佛教文化作为湖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1800多年的传播过程中佛教文化与荆楚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弘法途径和模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极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外延，同时为推动湖北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历史上佛教文化在湖北的传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1.口口相传是佛教最早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千年以来，口语都是人类社会最主要、最普通的传播媒介，并在人类传播系统中占据了位置。”[2]正史上明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文献是《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3]。这句话指出了伊存通过口授本文由收集整理《浮屠经》传播佛教。佛教自东汉传入，招纳信众多是效仿佛祖释迦牟尼口传身受、耳提面命的传法形式，由僧尼开坛讲经，传播给广大民众；而经文的传承则是依靠师徒间背诵、解经的方式代代相传。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是佛教在湖北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四祖的东山法门禅法，又称念佛禅”，其修行模式为甚深般若、一行三昧、念佛者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就是根据佛教口口相传的传播传统形成的。五祖寺的弘忍禅师通过口头传道的方式连夜将禅宗衣法密传给慧能法师。

2.文献传播是佛教文化得以保留和广泛传播的重要传播方式。汉传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佛经汉译——汉文经录编撰——汉文大藏刻印’的历史传播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彼此关联，发挥着其特定的传播功能。”[4]文献传播是佛教文化在湖北得以保留并广泛传播的重要传播方式。历史上有言，江南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武昌译经第一人是来自月氏国的支谦居士。支谦居士于公元223年来武昌翻译佛经，提倡文质相应，畅达经意”，改变了前人翻译经文时隐晦难明的行文形式，运用质朴文字使得佛教文献更易于常人阅读理解，为佛教在更广泛的群体中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汉文大藏经的印制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产生的佛教文献传播方式，不仅降低了佛教文献制作的成本，更加速了佛教文献的制作过程、增加了佛教文献的产量、形成了统一的佛教文献印制模板。汉文大藏经的印制进一步丰富了佛教文献的积累，拓宽了佛教文献的传播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印刷技术的进步。

3、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中还使用了一系列艺术手段来实施传播，比如建筑、雕塑、绘画、戏剧等。湖北境内保存着不同历史朝代的佛教雕塑、佛教建筑，佛教文物。湖相传鄂州诞生了三国最早的佛教音乐：由月氏国人支谦居士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的《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只可惜在梁代失传现无从考证。这些艺术瑰宝是佛教文化与中国艺术的成功融合，一方面多元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极大地增强了佛教感染力，增强了其感化教徒，征服人心的作用，从而极大地巩固了信徒的宗教信仰，激发了他们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丰富了中国艺术宝库，使中国艺术家有了发挥想象力更大的空间，推动了中国建筑、绘画、音乐甚至天文和医学的发展。

二、新媒体视域下湖北佛教文化的传播方式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佛教传播方式虽然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却难以体现当代文明的时代特点。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变迁中，不同的传播方式总是不同文明时代的突出标识——口语传播代表原始文明，印刷传播代表农耕文明，电子传播代表工业文明——这些标识使各个时期的文化鲜明地烙印着传播本身的特质，因而，文化总是会伴随不同传播手段的变化而反映出不同的文明内涵。”[5]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借助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社会生活正式进入数字化时代，各种便捷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导致传播开始了新的革命。新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大众传播渠道，即继承了现代文化又不断突破现代文化，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湖北省本土文化繁荣，市民区域性显著，经由湖北政府的大力支持，又有禅宗六祖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的教理支撑，佛教文化固有的传播方式在湖北与新媒体进行了有机结合，为人们创造了全方位、多维度了解佛教文化知识的机会，探寻了一条适合现代佛教传播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形成了湖北佛教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

1.政府牵头，寺院积极参与，共同建设垂直性湖北佛教门户网站，湖北佛教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雏形初现。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即一切人都有觉悟成佛的可能性。而新媒体在传播中最核心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个人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成为现实。个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在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下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同时，文化传播的过程其实可以

看作是人类信息的相互交换中不同符号系统的信息相互送出和接受的过程。[6]因此，为满足广大信众对佛教文化的需求，2005年12月由湖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倡导、省佛协支持、慈缘业湖北办公室组织实施，建立了一个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前提，弘扬中华佛教传统文化为核心，全面展现湖北佛教形象的垂直性门户网站：湖北佛教热线——寺院上网工程。湖北佛教热线首页分为十一个子栏目，覆盖了佛教文化的各层各面，以佛教热线子站、名站导航、佛网分类、佛教酷站、中国寺院巡旅为核心，辅以经典图库、流行佛乐榜、流行动画榜、视频之窗和精品文摘五大板块，同时开通了爱心义卖、网上礼佛、菩提论坛和佛教电视四项网络互动通道，其佛教信息的精度和深度，多维度的满足了佛教文化关注者在家修佛研法的需本文由收集整理求，吸引着佛教信仰、具有佛教专业背景的人士的广泛关注。湖北佛教通过湖北佛教热线为一切众生”搭建了一个实现觉悟成佛”的虚拟平台。

2.湖北佛教文化传播的新媒体解读不断深化，以文化为传播核心，寺院为传播导航，信众为传播中坚力量，新媒体为传播手段的佛教文化传播新生态逐渐成熟。文化传播的过程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相互活动，交流的双方是动态的，具有社会性的，同时又受到文化的影响，使得传播的方式和观念烙上了文化的印记。而佛经在解释宇宙万物时所提出的缘起说最重要的论点：—为无常，认为一切事物都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而变动不居，生灭相续；二为无我，认为世界一切事物皆无独立存在的实在自体，不存在宇宙万有之主宰。新媒体介入佛教文化传播便打破了无常”所指现实世界的时空条件限制，作为新媒体介质的电脑、手机已是现代人生活的必备用品，互联网、移动网络日益普及，人们获得信息更加便利。信息在新媒体介质中迅速、便捷的传递，极大的降低了时空成本，减少了信息交互双方的不对称程度。新媒体带来的广大信息量，为人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特别是门户网站双向甚至多向的信息交流方式使得受众不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他们开始自由地点击自己喜欢的信息并发表评论，从受者瞬间变为传者，自主性因此大大增强。”[7]新媒体带给人们的自主性契合了佛教无我”的实在自体性，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强调了世界一切事物皆无独立存在的事实。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无形中正改变着人们与佛教对话的方式，改变着人们与佛教文化互动的方式，形成了新媒体视域下佛教文化传播方式中全新的舆论模式：

（1）寺院与信众之间的互动机制——提问回答反馈模式。寺院建立各种新媒体平台，凸显出佛教秉承的自由理念与新媒体特征的契合。依存于互联网的寺院电子杂志，其内容展现形式相比纸质杂志更为立体，表现形式更为丰富，使得寺院杂志面向更为广泛的用户，免费阅读使得寺院杂志数日之内就能获得众多的下载量，增长了寺院网站的点击率。网民阅读杂志后的网络评论、僧人给予得网站回复，增进了寺院僧人与阅读者、阅读者与阅读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如：四祖寺的《正觉》杂志、宝通禅寺的《谈心》杂志、武汉佛教协会的《正信》杂志等佛教寺院（协会）自制杂志都在其各自网站上了电子版的杂志。寺院每月通过微博、博客、qq和寺院网站征集文章，吸引了大量网民对佛教文化的关注，同时寺院依据每月下载用户发表的阅读评论更新下月杂志内容或对用户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拉近了寺院与信众之间的距离，突破了传统的口口相传、文献传播局限于小众的传播禁锢。

（2）普通信众之间的互动机制——群体性佛教信息共享模式。佛教文化关注者在纯粹自由的新媒体话语环境下，以平等的姿态在虚拟世界中展开对佛教文化的互动交流。佛教信众利用微博、博客、sns等新媒体平台，以丰富的表现形式公开发表个人色彩鲜明的佛教文化信息。网络上即时更新的大量佛教文化信息，充斥着网民的视线，满足着不同人对佛教文化的不同需求。同时微博、博客、sns的即时回复功能促进了作者与读者的横向平等交流，这种普通草根间的交流大都集中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草根间相互的评论行为属于人际传播，而转发行为则属于信息向群体内传播。”[8]对于佛教热点问题的讨论，新媒体的互动行为能使得佛教文化信息在群体间快速传递，扩大信息影响范围。互动自由的新媒体生态环境，实践了佛说一切有情皆具佛性，平等无二的思想。如：四祖寺各届暑期禅夏令营的营员通过相互关注微博、博客、sns等，形成一个因共同的信仰相识，依赖新媒介渠道延续、发展、成熟的普通草根间的互动机制。每一位营员在这个虚拟的社会群体中体会着心佛众生，无二无别”的真谛，运用平等的话语权自由的发表对深奥佛理的见解。

三、新媒体视域下湖北佛教文化传播的意义

新媒体视域下由精英人士、专家学者、人气草根构成的意见领袖，有利于弘扬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健康的方面。新媒体迅速、广泛、即时的传播特征促使佛教尤其是汉地佛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身份，重新回归到大众的普遍关注之下。大批湖北本土精英人士与社会高文化群体通过新媒体关注佛教，研习佛教，传播佛文化，以其专业的佛学知识为网民提供权威的指导，成为新媒体视域下佛教文化传播方式中的意见领袖。新媒体平台聚集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力量，削弱了

媒体、名人等现实社会舆论领袖的垄断地位，一部分佛学造诣深厚的草根用户在新媒体视域下也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反映着普通草根们对佛教文化的需求，这些人气草根成为佛教文化新媒体传播方式中的意见领袖。新媒体视域下的佛教文化传播充斥着大量碎片、无序且杂乱的信息，由精英人士、社会高文化群体和人气草根构成的意见领袖充当着这一文化传播方式中议程设置和把关人的角色，他们使得佛教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更全面的实现佛教人间化，引导佛教在构建社会和谐、促进湖北经济、带动湖北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1篇7

【关键词】视频流社会学科媒体技术

随着互联网发展，视频流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教育技术，进入课堂教学已成为一种可能。它扩展了多媒体课件的外延，使教学逐渐走向网络化。

一、视频流媒体技术涵义

视频流媒体技术(VideoStrcamingTechnology)是主要通过网络展示图像的技术系统：它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和按需发送声音、图像和多媒体信息，解决了视频、音频网上下载时间过长、用户计算机需有足够硬盘空间等问题。它使用边下载边播放的视频播放方式，同时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它具有如下特点：及时性、便捷性、实用性。

二、视频流媒体技术在社会学科教学中的作用

第一，促进学习者认知能力的发展。视频流媒体技术能够帮助教师呈现案例分析，模拟传输复杂知识，创设问题情境，增进社会学科案例的直观性，简化学习过程，有利于学生理解消化教学知识点。在课堂教学中，只要采取不同的学习策略、制定相关目标，合理利用视频流技术，就能促进新旧知识间的联系，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

第二，促进学生社会实践、交际能力的发展。视频流媒体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界定学习的交互性，为我们提供更多具有交互性的交流。学生们可以不受空间限制地查找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资料及参考文献，并可在共享的网络空间内交换意见，也可以进行一个相关文档的共同创作，可在聊天室中通过原文、声音和图像讨论学习计划等。这极大地弥补了社会学科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在网络中，师生可以构建一个虚拟的社会形态，更利于学生实践交际能力的培养。

第三，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者掌握信息的方式、学习动机和思维的质量都受动机和情感因素的影响，相应的、真实的能促进学生产生好奇心和创造性的任务会燃起学习者内心学习动机的火花：视频流媒体等之类的新技术具有的新奇性能够引起学习者的好奇心，且这些技术大都简单易用，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进而促进学习进步。

第四，满足学习者的个性需求。视频流媒体可以确保学生通过网络提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式的档案文件，不仅仅能得到课堂上教师传授的知识，也能接触并了解当今社会学科发展的前沿思想。原文、图表、超链接等与图像的整合为学生创设了一种优越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自己感兴趣的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先进的技术还可以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学习需求，媒体技术这种具有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的能力，打破了传统的师生关系，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变得越来越平等。

三、视频流媒体技术在社会学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视频流媒体技术以其优越的特性在教育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具体应用如下：

第一，依托互联网，建立视频流素材基地，促进社会学科课堂教学网络化。

充分利用学校网络，建立社会学科总网站，把备课内容引申到网络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互联网上的各种资源良莠不齐，不健康的内容容易转移学生的视线，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各种视频流资源过于庞大，学生采集信息能力有差异，要找出与本课有关的内容也非易事。因此，我们要积极创建网页，精心设计和构思网页内容。如可设置“本课相关链接”网页，可包括多个区域：“最新动态区”，介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最新动态；“视野开阔区”，有大量经过精心选择的网上材料以及一些能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又与教材内容有关的文章等；“热点问题区”，若干社会热点问题或学生中存在的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关注、思考、讨论。在历史内容教学中，应汇集历史影音资料(如革命传统影片等)播放站点，并建立网上点播系统。同时开设网上社会学科论坛、聊天社，这样，师生间共同探讨、积极思考，容易形成一个热烈、互动的网上求知氛围。

第二，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重视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在网络环境下，视频流技术的运用给教学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视频流技术的存在，远程教学成为可能。但要注意的是，即使这项技术在将来发展到足够成熟时，也不意味着出现学生不需要课堂教学这一传统教学方式。只是教师角色进行极大的转变，教师不再是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而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开展探索知识的过程，在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中，教师更像一名引路人。从社会学科的特点来说，众多的社会学基础理论是学生不能自主接受的，仍需要教师的系统传授和循循善诱。教师应创设出一个良好的多媒体教学氛围，合理组织丰富的教学资源，充分利用视频流媒体技术，促进学生创造力，自主性学习，让每个学生在激情中获得创造成功的体验，让学生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认知资源和知识做出适当的决策。在这种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可以围绕同一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教师仅仅是个组织者，课堂将是学生超越教师的场所，学生的思维在其中将充分展开，让学生的潜能充分发挥。

第三，做到视频流技术的应用与教学相协调。

先进的教育技术是为教学思想、教育目标服务的，若一味的追求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而忽视了教学自身特点，这是与教育规律相违背的，从而使媒体技术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社会学科的课程特点决定视频流多媒体技术在其课堂教学中有广泛的应用性，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合理、适量地应用各种媒体技术，有利于学生充分掌握知识。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优化课堂教学，所以在教学时应认真比较，精心筛选，不能每堂课一个模式到处运用。我们要把现代网络技术用在教学关键处，如处理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方面，以及处理社会存在的热点问题等。

视频流媒体的作用已初现端倪，以其优越的特性在将为学生提供了一条通向信息和资源的通道。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对视频流媒体技术研究与使用的不断深入，相信它能为社会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添光溢彩。

参考文献：

[1]郑爽.视频流媒体技术在美国教育中的应用.《中小学电教》，2003，10.

[2]郭德宏.网络时代的历史教学.《历史教学》，2001，1.

[3]钱晓菁.网络对教学模式的冲击――谈基于网络的教学设计.

[4]胡小勇.信息化教学中的投入型学习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03，10.

[5]钱丽华.走出中学思想政治课网络教学的误区，2004，3.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1篇8

关键词：微媒体；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49-03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思想、观念、文化上的碰撞和渗透，这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过程。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如果能在这种碰撞和渗透中形成具有自身特点并得到共同思想认可的“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意识形态。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已无法回避地与微媒体联系起来。微媒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如何解决意识安全面临的现实问题，抓住微媒体带来的机遇，充分认识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状况，研究制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长效机制，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微媒体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联性分析

微信、微博、微电影、微视频等与“微”相关的名词逐渐流行起来，大众的信息传播随之进入“微”语境。在微语境下，人们通过微媒体，以简洁精炼的文字进行快速的互动交流，形成了特定的自媒体传播语境。微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有着新的特点，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一）微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特点

1.单向传播与双向互动共存。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呈现出单向模式，传统媒体的单一简单式传送，收到的大众反馈往往较为间接。而在新媒体时代的微媒体中，大众既可以成为信息者，也可以成为接收者，真正实现即时在线互动交流。这就为西方企图进行意识形态入提供了可能，他们凭借着超强的技术手段，幕后操纵主导权，制定有利于他们的现代传播规则，使原本应该双向互动的平等交流失去公平性，形成了信息霸权，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传播自由与责任界定模糊并存。相对于传统媒体，微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相对较为自由，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微媒体中发表看法和建议。较为自由的传播环境在赋予了大众话语权的同时，责任却很难界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微媒体监管存在较大的困难，管理和防御机制还在进一步建立，这使得一些存有侥幸心理的人为了达到目的散播没有事实依据、不负责任的言论，但追溯谣言源头较为困难。一旦信息大肆传播开来，对于热衷使用微媒体的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形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3.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共生。微媒体是建立在虚拟空间基础上的信息传播媒介。一些思想偏激的人开始借助虚拟空间宣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开始借助微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社会矛盾还依然存在，一部分人开始借助微博等进行煽动，在微媒体中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社会进行诋毁。

（二）微媒体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隐患

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博、微信等微媒体的广泛应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在这一空间发生碰撞和渗透。微媒体中，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传播者，碎片化的传播方式给了企图破坏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人以可乘之机，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经受着严重的考验。首先，西方敌对势力开始利用微媒体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由于微传播范围广、门槛低，近年来，微博、微信等微传播手段已经成为向中国大众渗透的工具，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严重冲击。在微语境下，通过对典型历史事件的篡改及对历史人物的恶意歪曲，用所谓的历史事件真相对大众进行了误导。同时对国家的法律、道德及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有意抨击，宣扬西方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以弱化大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对社会主义信念。他们热衷于抓住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个别问题进行夸大处理，对容易引起大众不满的话题如贪腐、分配不均等问题不究原因地大肆宣扬弊端，用自定的议程引导大众舆论方向，从而激发社会矛盾。此外，一些充满暴力、色情、血腥的信息也出现迅速上涨的态势，破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舆论环境，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作用。其次，微传播中的信息碎片化现象严重，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由于微博、微博等信息受到字数及受众接受度等的限制，信息往往呈现出碎片化趋势，一些观点及想法并不成熟，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人人手持发声器的微媒体经常成为传播者吐槽、发牢骚的工具，大众在发声场中通常是自娱自乐，很难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长此以往将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排斥效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等视而不见，严重影响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度，主流意识形态被弱化。最后，微媒体缺乏把关人，舆论导向难以把控。微媒体的发展的确给大众接收信息带来了更多便利，由于信息量较大，其中难免掺杂大量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对一些缺乏媒介素养的大众来说较难进行辨认和筛选。出口相对自由的微媒体人也不再像传统主流媒体一样有严格的把关人，对信息进行把控，未经筛查的信息可以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迅速传播开来，难究其源头。当一个微媒体舆论事件出现时，大众面对众说纷纭的言论不知所措，情绪波动较大，态度上往往随波逐流，甚至出现不理智情绪，舆情难以控制。一些非主流的舆论更是推波助澜，使舆论失控。

二、微语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措施

（一）加快微媒体马克思主义阵地意识建设步伐，强化对重点人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引导

马克思主义作为作为中国核心理论，是由中国社会性质、发展规律等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的选择。因此，我们要加快微媒体意识形态建设的步伐，创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尤其是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宣传引导工作。西方对他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在于干涉内政，颠覆政权。党政领导干部及青年学生一直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对象，他们企图通过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渗透来达到其目的。一方面党政干部作为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的意识形态关乎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年学生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时刻关注重点人群的思想动态，加强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引导工作，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政府微媒体参与度，加强政府问责机制在微媒体中的构建

微媒体作为当今大众使用率极高的媒体平台，号召力和影响力十分强大，大众的参与度也是最高的。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微媒体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抓住微媒体方便、快捷、及时等特点，打造我国意识形态安防护堤。加强政府问责机制的建设，加快政务微博、微信等的建设步伐，提高政府在微媒体中的参与度。利用微媒体加强舆论引导，对正面宣传进行议程设置，公开政务信息，对大众关注的问题予以及时解答，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特别要注意对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如对不良事件的揭露、对贪腐人员的揭发等等给予快速、合理的分析与解释，并提出处理方法，并将信息进行公开。避免出现躲避、回避大众提出的问题，这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激起大众的不满情绪。只有当大众的问题得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的解决，谣言才会不攻自破，才不会让虚假信息左右大众的价值判断。政府应当积极参与，主动出击，通过在微博、微信等政务平台上对信息的及时更新、对事件跟踪处理，把握好微媒体的舆论方向，关注好大众的反应和态度，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三）探索微媒体运行规律，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强我国意识形态吸引力

充分把握微媒体特点，在微媒体中搭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平台，借助微媒体技术将核心价值观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以声、像、字等一体化的方式传播出去，转变以往单一传播模式，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同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以人为本”为原则，坚持贴近大众生活、贴近实际，深入探索大众在微媒体中的习惯，抓住大众的心理特点，满足大众心理诉求[4]。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多姿多彩的大众生活紧密结合，和他们讲真话、讲实话，提高微媒体参与度，形成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使大众凝心聚力，不断增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

（四）运用优秀中华文化，提升意识形态自信和民族自信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财富，是我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国家自信和民族自尊的精神武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富有活力的中华文化进行抵御。一方面，要实行“走出去”战略，在世界范围内主动进行文化交流。历史证明，在世界意识形态交锋中，如果一味封闭，一味孤芳自赏，就会吃败仗。因此，我们要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文化并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去，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争夺被西方敌对势力控制的话语权，改变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内涵，向世界展现灿烂的中华文化魅力。我们要适时创造能够反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作品，以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对国家重大成就的宣传，提升世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李G艳.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式[J].红旗文稿，2015，（14）.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多媒体教学；思路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样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于课堂教学之中。对于扩大学生知识积累，改善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在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因为我们过度使用，造成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值得我们思考应该如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中适度应用多媒体教学问题。

一、多媒体技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中的优势

与传统教学相比，多媒体技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一)教学内容丰富，便于拓宽学生的认知视野。在传统的教学中，由于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教师传授的信息量非常有限，难以迅速、快捷地把握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以及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与之相比较，多媒体技术能够突破多种限制，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音像、文字资料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学生，及时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其自身特点，跨度长达160多年，历史脉络纵横交错，内容丰富多彩。在教学课时减少，教学要求不断提高的今天，教师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微观与宏观、历史与现实，广泛搜集各类信息，深刻阐述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教学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教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教学重点、难点的讲解上，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达到扩大学生认知广度与深度的目的。

(二)直观性强，容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多媒体课件由图像、图形、文本、动画、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体语言组成，图文声像并茂，信息量大，更新快，冲击力和感染力极强。加上中国近现代史丰富的内容，曲折的历史情景，感人的精神情操，教师通过计算机，借助多媒体语言，进行富有激情的讲解，容易唤起学生的注意力与兴奋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在说明有关历史情况时，讲清有关的道理，起到释疑、解惑、明理的作用。此外，多媒体课件可通过超链接手段添加引人课外历史知识，大大开阔学生眼界，增加学生历史积淀，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三)创设特定情景，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目的。创设特定教学情景，使学生进入最佳学习状态，是增强学生求知欲，促进其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有效措施。在教学中，多媒体计算机通过它的视频功能和模拟功能，在大屏幕上展示蕴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有关内容的真实情境，这些立体的历史画面，鲜明的色彩，逼真的声音，以其强大的感染力，让师生身临其境，产生以境生情、用情感人的积极效应，从而激发其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入眼、入耳、入心、入行，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现其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四)有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多媒体技术应用是课堂教学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改变了过去教师手写教案的历史，使教师的教学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教师教学水平要求更高。现在教师利用计算机制作“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多媒体课件，初次备课时间要远远多于过去。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必须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认真钻研教学大纲，把握教学进度，吃透教学重点和难点，接受中国近现代史最新研究学术成果，这样才能做到教学心中有数。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有利于教师进一步吃透教材，把握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多媒体课件凝聚了教师的教育思想、业务水平和现代教育技术操作的能力。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媒体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多媒体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如果教师不能正确而又适当运用多媒体课件，就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一)师生之间缺少有效地沟通和互动。在现实中，一些教师没有很好地把握多媒体课件与传统教学的关系，影响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教师运用多媒体课件授课时，为了操作课件，坐在多媒体控制台前，面对电脑屏幕宣讲，不走动、不与学生互动，完全成为教师与电脑、学生与电脑的人机交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不是单向传授理论知识、道德规则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互动交流过程。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多依赖多媒体，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就会使多媒体课件成为阻碍师生情感交流而不是增进师生交流的一种手段。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结合传统教学，实现教育手段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

(二)课件形式与教学内容相脱节。从本质上看，多媒体课件是一个物化了的教学工具，是传统教学方法的一种现代性表现形式。一个课件无论怎样绚丽多彩，如果学生用后没有收获或偏离了教学目标都是不合格的教学课件。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教师缺乏制作课件的基础理论和技术，仅仅是将教材和讲稿内容搬到屏幕，教师授课时照本宣科、枯燥无味。有的课件过分强调图像、声音、文本、色彩等元素的多样化，追求形式上的花哨热闹，反而容易喧宾夺主，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不利于学生抓住重点内容，没有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课件形式与教学内容的完美统一，必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件的制作上下功夫，即所选的素材既要具有典型性、启发性和说服力，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教学内容，又要富有现实性、时效性，贴近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教育对象的生活实际。

(三)过度使用多媒体技术，造成学生“知识消化不良”。由于多媒体课堂教学的信息量远大于传统教学，一些教师有时会忽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课件播放节奏过快，屏幕转瞬即逝，多数学生感到目不暇接、耳不暇闻，不能像黑板板书那样有充足的存留时间和思维空间，大部分学生既无法正确处理“读史”与“记笔记”的关系，又无停顿思考的余地，容易形成理解与听讲的阻断。造成学生“知识消化不良”，导致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内容感知的表层化、碎片化、瞬间性，不利于学生课堂学习。部分学生形容多媒体教学效果的感受是：上课眼累手闲，眼前画面频闪，课后心理空白一片。总结起来即手段先进。效果不佳。

三、多媒体应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堂的教学思路

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媒体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全面分析、辩证看待，积极寻找对策，让多媒体课件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多媒体课件在课堂教学中要适度使用。在开展多媒体教学之初，很多人以为，只要使用了多媒体，就拥有了教育技术，教学效果就一定好，以至于教育管理部门将多媒体的运用作为考核教学改革的量化指标。其实，这种“多媒体热”的背后，是对这一现代技术手段认识与使用上出现偏差而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结果。多媒体课件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中的使用必须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所有章节、所有内容都适合多媒体教学，如理论性较强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等，因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多媒体素材的限制，实际上很难大量使用除文字文本以外的多种媒体。而在讲到中共成立时，因内容涉及大量图片、图像、动画、声音、视频，借助多媒体可明显提高课堂授课效率。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要因时而宜、因课而宜、因人而宜。如果无节制的大量使用，则是对现代教学技术的扭曲，是传统教学方式的倒退。

(二)坚持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多媒体课件与板书、教具展示、语言表达等传统教学方式各有长处和不足，只有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当教师在用多媒体课件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心不在焉时，教师可以暂停或关闭多媒体课件，利用黑板可用空间大、板书停留时间长的优点，进行场景转换，通过教师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和对历史的精彩讲解、精辟分析，使学生暂时从多媒体影像中解脱出来，放松一下，得到片刻休息，进而重新集中注意力听讲。在一节课开始和结束的两个时间段里，教师应慎用多媒体，最好采用“黑板+粉笔”的传统授课模式。在重要内容讲解时，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可利用多媒体播放视频或音频资料，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进行辛亥革命教学时，就可采用多媒体技术来快速、直观、生动地阐述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和历史地位，以替代传统的课堂上长时间抽象而枯燥的口头陈述。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不管如何，多媒体课件只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凡有志于教学的教师，应当具备用黑板也能上好课的本领，这是一个合格教师的基本功。

(三)提高教师运用多媒体的能力。鼓励创作合适课件。目前许多教师尤其是中老年教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大多止于文档编辑、上网浏览、收发电子邮件的水平。尽管部分教师通过自学摸索能制作课件，但也仅限于用来演示文字，使多媒体教学沦为“电子板书”，这显然没有发挥出多媒体课件的作用。教师在运用多媒体课件时，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宗旨，一方面，教师向学生传播、灌输社会所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学生主动相信、接受和遵守社会思想政治道德要求，积极内化为自己的动机和意识。并外化为实际的行为，产生良好的行为效果。为此，必须提高教师运用多媒体的能力，鼓励创作合适课件。要遵循两个准则：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准则。既要遵循思想道德建设的普遍规律，又要适应青年大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多用鲜活通俗的语言，多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多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多用疏导的方法、参与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详细得当准则。多媒体不是教育内容的原版展示，而是科学加工、处理后的产物。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而言，就是要在课件制作中，客观反映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和国情的基本特点，突出宣传中国人民的“三个选择”。即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组织和运用好这方面的资料，力求制作出引人入胜，使人终生受益的精品课件。

(四)注重师生互动，增进情感交流。多媒体课件是教师备课的结晶。是教师知识和智慧的体现，但它永远无法替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科学实践证明：学生能记住课堂阅读内容的10％，听到内容的20％，看到内容的30％，交流过程中所说内容的70％。因此使用多媒体教学应坚持教师主讲与师生交流为主导，多媒体课件制作与使用为辅助的原则。在多媒体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师生互动建构的主体，是建构有效课堂互动的关键。教师一旦走进课堂，应该对课件内容胸有成竹，对讲授内容游刃有余，举一反三。在课堂上，教师应当避免只顾对计算机进行操作，而应关注学生的各种举动，始终保持与学生的交流――语言建立、目光交流、思想交流等，有效运用教师的人格魅力、语言艺术、肢体动作对学生的影响和感染，使学生能够听得清、听得懂，而不是简单的复述课件上的文字内容。从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出发。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是最珍贵的。师生之间那种现场既时、机动灵活的语言交流不必多说，就连音容笑貌、愁眉苦脸、举手投足、交头接耳都能成为反馈信息或应变信号，赞许的微笑和会意的点头都能散发人文关怀和人格魅力，这是任何机器所无法比拟和无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1]周中之，王亚娟.多媒体课件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应用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0，(7).

[2]李梁.多媒体课件与教材、教师、教学之间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2).

[3]张庆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2).

[4]马玉杰.论多媒体技术在档案学课堂中的适度应用[J].档案学通讯，2011，(1).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10

关键词:华文报刊文化寻根多元传承

东南亚是近代华文报刊出现最早的地方,也是世界华文媒体的三大中心之一。东南亚岛国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协)的老成员国,菲律宾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源于1888年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迄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百余年间,菲律宾出现过40多家华报,现在还有四报两刊(《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菲华日报》和《潮流》、《纵横》)。在菲律宾,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是支撑华族生存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发展的象征。

菲律宾华文媒体形成的历史渊源

华人移民来菲,历史非常悠久。根据菲律宾历史博物馆的资料,早在15万年前,菲律宾便有人类居住。老一代华人华侨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寄人篱下,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努力打拼,不少人有了自己的家产和田地,有的甚至富甲一方,在居住国的经济地位很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大多在政治上无法取得突破,因此族群的发展往往依靠当权者开明的种族和解与经济开放政策。而且东南亚各国政府大多通过各种文化政策,力求迫使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华人的文化生存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临被当地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作为弱国侨民,他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乡情族念成为早期华侨维系感情、增进团结、心怀桑梓的纽带。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华侨社会的扩大,这种将来自不同地域,源于不同宗族,有着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海外华人华侨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就是热爱祖籍国的感情。因此他们一直延续着一种传统,就是通过办华校、结社团、创报刊,尽可能完整地把家乡的文化传统移植到侨居地。华文报刊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他们在异族文化的包围和压迫中孤独地寻找和追索着中华文化的“根”,把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宣扬爱族爱乡情感当做华文报刊重要的教育和宣传任务。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民族文化“寻根”

菲律宾第一份华文报纸为《岷埠华报》(简称《华报》),出版人和经理是被侨界称为“三支笔都会写”的杨汇溪。《岷埠华报》出版了一年多,便集资扩股,购买机器,改组为《岷报》,聘陆伯州为总编辑,继续以《岷埠华报》的格调和版式出版。但是支持华文报存在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报纸的销量很小,仅仅发行了几个月,就因经济困难而宣告停刊了。此后9年间,无人再创办华文报刊。1899年,粤侨潘庶番在马尼拉创办了《益友新报》,并担任报馆经理和编辑,它以梁启超的办报思想为宗旨,是马尼拉维新保皇组织的机关报。在华侨维新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报纸的规模、内容、篇幅及编排都超过了过去的两家华文报纸。但这家报纸同样经营艰难,终于在1900年停刊。但是它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启蒙了民主思想,对推动华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后,菲美政府对华侨办报的要求还是赞同的,而西班牙报纸对中国的仇视及种族歧视和侮辱又激起了华侨们的愤慨,于是以杨汇溪为代表的中华商会出面购买了《益友报》(原《益友新报》)的设备,开办了《警铎新闻》,以鼓励华侨关心中华民族,献身出力为宗旨,与西班牙报纸和舆论展开了斗争。可是终因办报态度过于严肃,没有将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和广告有机结合起来,曲高和寡而于1909年倒闭。1919年,《华侨商报》(今《商报》)创刊,成为至今尚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华报。同年兴起的“”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侨校的师生效法国内青年学生,组织菲岛华侨学生联合会,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晨钟》。1923年,他们又创办了宣扬民主革命道理和新文化运动的《救国日报》。此时菲律宾拥有《公理报》、《民号报》、《华侨商报》和《救国日报》4家华文报纸,形成了华文报纸生存和发展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菲律宾的华文报纸在不同时期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和阶段,爱族爱乡、薪传文化都是他们的办报宗旨,为此无数文化工作者披荆斩棘,前仆后继,用手中的笔、用爱族之心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壮的报业之歌。《华侨商报》就是始终站稳菲律宾华人社会立场、不为政治党派所控制、坚持办报理想的典型代表。

《华侨商报》自创刊以来,一贯秉承“不党不偏”,公正自由的新闻原则,反映华族心声,充当华众喉舌,维护在菲华裔族群的正当合法权益。报纸紧跟时代,倡导民主科学,打倒封建军阀,激励华众爱族爱乡。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商报》在舆论上以“在民族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务必抛弃一切个人之恩怨,联合我民族之力量战胜危机”为宗旨,实地采访报道中国抗日战况,揭露日寇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动员侨胞捐款。因此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报纸销售量不断上升,在侨界影响很大,恼羞成怒的日寇终将报社创始社长于以同杀害,而战地记者张幼庭也在采访途中遭日机轰炸而牺牲。但是《华侨商报》在宣传抗日、组织大众等方面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1946年,菲律宾共和国独立,它创建在“二战”摧毁破坏最惨重的废墟之上,而美国非但未兑现赔偿战争损失及复兴经济的重大诺言,且以不平等的“贝尔自由贸易协议”及“授美公民经济国民待遇特权”为由,冻结独立的菲国经济于殖民地形式,且精心设计嫁祸于华族,转移不满的民间情绪于经营小本生意的华族身上,导致排华浪潮。1973年马科斯政权更是不断出台菲化措施,试图剥夺华族谋生途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那时的“冷战”截断了菲律宾与中国的一切交往,两地音信断绝,华族有家难归,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华族集体转籍。《华侨商报》当时的社长于长城通过《华侨商报》倡议华众团结抗争排华与菲化措施,求得在菲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为了缓和族群矛盾,在报纸上大量翻译、刊登菲律宾的文学作品,并不厌其详地介绍菲律宾历史、民俗与民间故事,帮助华众了解菲律宾抗击西班牙、美国与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史实,为集体转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他也倡议华族连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体转籍,将中华文化与菲律宾文化完美结合,与主流社会兄弟同胞共同努力,为新兴的菲律宾重建家园。

菲律宾华文媒体的“寻根”文化色彩

迈进21世纪,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衰退萎缩,中国一枝独秀,崛起成为经济实力强体,菲律宾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华族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自原先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过旅侨社”,蜕变为世世代代定居的落地生根的族群,并被主流社会正式接纳为菲律宾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构成分子,他们改变以往一贯坚持“菲律宾是马来民族国家”的思维,接受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并期望华族尤其是华文媒体充当中菲交流的桥梁,促进菲律宾与中国在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往来和友好关系。

时代的变迁赋予菲律宾的华文报刊以特殊的历史使命和新的历史机遇,但此时由于受菲化的影响,华文教育日渐式微,而华文报纸的读者,由于华文教育的不振,也被时间逐渐削减着。菲律宾华文社会有100多万人,用汉字刊行的日报只有4家,读者多为教育界、文化界人士中的年长华侨,年轻人基本不阅读华文报刊。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已更名《商报》的原《华侨商报》紧跟时代的脚步,积极号召华文学校、华侨社团等采取措施,鼓励青少年学习华文,努力创造学习汉语的社会大环境。在报纸的第二版专门开辟“要闻・中国”,重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动态和成就,让华族和菲律宾民众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的发展;开辟“副刊・认识菲律宾”,向华族和世界介绍菲律宾的历史沿革、艺术演进等,让世界和中国认识和了解菲律宾。

总之,菲律宾的华文传播媒体,既是世界华文传媒的一个环节,又秉承《商报》站牢维护菲律宾华族合法正当权益的立场,认清隶属菲律宾国家的传媒体系这一特性,反映菲律宾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中的华族心声,在弘扬民族乡土情怀、薪传中华民族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华文媒体面临的困难及挑战

在世界传媒中,华文媒体仍是弱势媒体,而且在海外办媒体,确实不容易。美国休斯敦《华夏时报》社长于建一说:“海外华文媒体流传笑话说,恨谁就鼓动谁去办报,让他倾家荡产。”但海外报人本着对母体文化割舍不断的情结,即便呕心沥血,也无怨无悔。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华文媒体的兴衰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联,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不强的报刊在各种因素的纠葛中必然逐渐消失;此外,华报经营理念陈旧、专门人才紧缺、设备简陋等也都是衰颓的重要因素。意大利《欧洲商报》社长杨光认为,由于人员素质和生存环境问题,海外华文传媒的现状是:模仿跟风,套话多、假话多、广告化,作坊式经营,发行量小,大部分消息和文章成了港台和中国大陆传媒的文摘报刊。《世界日报》总主笔侯培水说:“华文报刊存在隐忧,报社人才荒,缺少记者编辑,更缺少能独当一面的报人。”①

确实,由于菲律宾的华人群体以闽南人为主,而闽南人的宗派意识又比较强烈,也不愿接受、服从他人的指挥,因此仅仅200多万华人的菲华社会就有1000多个华人社团,而社团是华文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菲律宾4家华文报刊每天刊登的新闻以华人社会活动居多,而且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原创性的新闻作品很少,都是照抄、照搬中国大陆和台湾及港澳或西方、美国媒体的报道。凸显华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婚丧寿庆等充塞整个版面,虽然这些祝词中显现出中华文化尊崇礼仪、讲究孝道等色彩,但在信息飞速发展,报纸杂志日趋精简,版面越来越经济的读图时代,这样的版面真可谓“奇特报景”了。

《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说:“华文媒体正面临挑战,即如何建立公信力。”因此提升华文媒体的公信力,整合华文媒体资源,形成华文媒体的国际优势,已是摆在世界华文媒体面前的紧要任务。菲律宾的华文媒体也是如此。菲华报刊要在本国新闻界提高地位、形成影响,就先要打好基础,提升品位,注重培养新人,而后要走出国界,增进与各方面的联系,更为深入地展开与海外华文媒体,特别是中国,包括台湾等地的华文媒介的交流与研究。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华文媒体都非常重视这一点,他们不断出席各种各样的国际传播媒介的研讨会,加强与祖籍地中国的联系,邀请中国新闻媒体来菲访问,进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福建的《泉州晚报》、《侨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台湾的《宏观周报》等都在菲律宾的华文报刊中发展“报中报”。同时,各华文报刊也很注重把优秀的华文作品翻译推介给世界各地,并团结菲国新闻工作者及团体,培养新一代年轻作者中英文并重。凡此种种都是良好的开端,打破了菲华新闻界严重的门户观念,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合作,在全新的理念指导下,团结作家,推动新闻传播文化活动的开展。

百年来华族历经日寇铁蹄蹂躏、菲化措施煎迫、军统强取豪夺的大劫难,凭着坚韧不拔的斗志,忍辱负重,自原先的三四盘商小本生意,跃升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富豪。华文报刊历经坎坷、百折不挠,已成为华人社团、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力量之一。我们将拭目以待,期望华文报刊在全球“中国热”中大有作为,成为符合菲律宾国情、民情、族情发展的,走进华文“全球化”新时代的媒体,书写华文媒体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①侯培水[菲]:《华文媒体在全球“中国热”中有所作为》,《世界日报》,2005年9月12日。

参考文献:

1.江华[菲]:《扎根》,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4年12月。

2.黄栋星:《菲律宾华文媒体在全球中国热的发展趋势》,第三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论文。

3.李荣美[菲]:《融入主流社会》,于以同基金会出版,2001年11月。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

从人类史前时期的原始媒介再到口语媒介，而后是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直到今天已经在人类交流中获得极广泛应用的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新媒介，媒介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与时俱进。

上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已进入电子文化时代。电视机的迅速普及，不仅引出了家庭文化生活的革命性变化，而且对传统的新闻媒介形成尖锐挑战，引致文化生活和媒介环境的急剧改观。之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互联网的建立与广泛使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信息的记录与传输、思想情感的表达和交流，一举迈进了数字化的新时代，人类的信息生产和传输能力达到空前规模。

扑面而来的新媒介时代，让人类不得不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是电子媒介的勃兴带来了巨量的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是巨量信息的汹涌波涛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媒介技术的急骤变革与演替，预示着人类要承受更大的信息压力。这样一种相互激荡的态势，使信息膨胀与媒介技术革新，如同汽车制造和高速公路建设竞长争高那样，双方都步入迅猛发展的境地。在信息浪潮中颠簸的人们疲于应付，难得片刻的停顿与宁静去面对那需要宁神静思才心有所得的问题。这一切给人类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带来了空前深刻的影响。这些时代性的新问题对人类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双重诘难与诉求：精神生活的情与理、信息处理的量和质，如何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应如何从哲学层面，对这样的诘难与诉求给予严肃的科学审视与学术回答？

《媒介认识论》力图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媒介文化环境的变迁，曾经在西方发生的大量文化冲突、文化变异现象在当今中国也相继出现，需要我们去正视和深思，需要有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由中国学者自己全面阐释的认识论回应；其二，在媒介及整个文化已成为环绕我们生活的现实的情况下，媒介构成的文化现实不仅成为左右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乃至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重要条件，而且它们本身也直接成为认识的对象，学者有必要对此加以深刻的研究和解释。

胡潇教授的《媒介认识论》学术专著（以下简称胡著），以人类社会交流媒介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为基本线索，对语言、文字直到当今的电子媒介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演替逻辑，逐一进行了认识论的分析和诠释，从认识论的视角揭示媒介发生、演变的社会文化机制，彰显媒介发展史中各具体媒介形态之技术方式的思想底蕴和能指、所指的认知与表达逻辑，深化了对媒介现象的哲学研究。一方面是对媒介的认识论研究，具体展示了媒介哲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又是认识论的媒介分析，具体陈述了认识活动的媒介依托、规制和机理，深化了认知的探索。

首先，胡著展开了对语符媒介现象之认识论思想的历史追溯和阐释；其次，胡著对语言发生史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全新的认识论阐释；再次，胡著依循语符的视、听感性形态之能指功能与主体语言行为的意识关系，对语言和文字的相互衍生现象进行了感知论、思维学的探析，并就内涵能指和外延能指、语义表达和语境言说的关系、机制进行了媒介认识论剖析，使语言、文字现象的发生学、演进论研究更深入一层，进到了对语言、文字衍生共进之文化机制的解释；最后，则是对媒介形态与主体认知位势关系的研究。

社交媒体发展史范文篇12

关键词：社交媒体；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后现代主义

冯羲才最初引用的一组资料突显了传统村落逐渐消失的现状：“中国2000年有370万个村庄；2010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了260万,这意味着每天大约有300个村庄在消失。”[1]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人们热衷于追求即时满足感的快餐式文化，大大压缩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而许多传统村落也在追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文化淡化的特征，如村落语言、村落仪式、村落艺术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失忆”危机，因此，借助媒介重构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迫在眉睫。技术变革促进了媒介记忆形态的演进，也使人类的记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口语媒介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使用媒介储存和记忆过去，媒介成为个体记忆的延展，成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者——即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构建与重构是迫切需要媒介的。社交媒体是重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最适用的媒介，如今人人都是“媒体人”，社交媒体自带的“去中心化”特征使众多的独立媒体人制作出有关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所以使用社交媒体讲述村落故事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作用在当下是无可取代的。再把视野转向当今我国乡村，一个个“媒介化”的村落悄然而起，基于社交媒体下的四川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影像也逐渐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交媒体之下，探究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构建，并分析其“颠覆传统”“去中心化”“戏仿性”“拼贴性”等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以及其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显现的原因。

1社交媒体下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构建

1.1社交媒体的特征决定了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以影像为主要媒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传统村落到哪里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电脑、手机上下载的各种社交媒体软件成为村落个体传媒使用的主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对村庄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乡村社会或少数民族聚居地作为一种独特稳定的传播区，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区域特点，但在媒体的介入下，其固有的传播语境发生了变化，并对当地的社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段优秀的影像是创作者对历史、人文、生活的独特理解与综合表现，影像记录能够使历史景象鲜活再现，相比于静态图片的呈现，影像侧重记录时间的流动性，交代事件发生的过程，能够更为真实地展现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村民的生活状态，也能够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动态的记录和保存[2]。例如，非遗纪录片《神性的天空》讲述了被尊为能够连接生死与神灵的“通灵者”，为羌族文化的宣传助力不少；《神性的天空》取景地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导演通84THEFILM影视过纪实的拍摄手法将风光旖旎的岷江山水、源远流长的释比文化展露无遗，影片中随处可见的羌族特色服饰、仪式歌舞等与羌寨的青山绿水相呼应，全片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羌族文化特色。此外，与更加深度、专业的长视频（故事片、纪录片等）构建不同，短视频更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语态及观众碎片化、视频化的阅读体验，互动性、草根性及娱乐性都更强，由此决定了社交媒体构建村落集体记忆以影像为主要媒介。形态各异的影像担负着叙述真实、唤醒集体记忆的历史使命，也是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社交媒体的特性更决定了影像是其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主要媒介，用影像讲述村落故事不仅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品格。

1.2社交媒体中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构建的主要内容

抖音所属的字节跳动公司曾一组抖音县域景点数据报告，在前100个热门县域景点中，四川省以11个景点成为县域景点热度最高的省份[3]。位于川西大邑县的新场古镇就通过抖音以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对当地村落中独具川西特色的风景建筑、农副产品、传统美食和人物风俗等进行全方位的介绍，每天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观看点赞的网友数以万计。再以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爆红的四川甘孜20岁藏族小伙丁真为例，因为意外出现在一名摄影师不到十秒的视频镜头里，伴随着甘孜理塘的蓝天草地和原生态纯真的笑脸吸引了万千网友，不仅入选2022年十大旅游事件，各省市文旅部门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纷纷加入制造话题。丁真在社交媒体上的爆红，促使甘孜当地的旅游经济显著提升，其日常生活的短视频，如赛马、放牛等也在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几乎引发了全网记忆的建构。社交媒体中，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构建的内容主要为村落的自然风光、传统美食、民间工艺、生活碎片等[4]，这部分内容往往轻松直白，娱乐性强，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背景即可理解，拍摄时也比较容易取材，因此受到社交媒体传播者和受众的偏爱。

2基于社交媒体下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体现

步入工业社会后，人们将科学技术视为珍宝，其在逐渐显现出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人们进行思考，因此，以批判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由此诞生。回顾哈桑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是颠覆现代社会已有的体系，对抗现代性并建立理性的秩序[5]。简单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一切现有规则的打破和对新的风格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断掀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促使无数电影研究者投入其研究过程，后现代主义与电影艺术相融合[6]，因而“颠覆”则成了后现代主义影像的核心思想。这种影像以反传统的立场对传统电影进行深度思考，打破了传统电影的拍摄习惯，拼贴等千奇百怪的艺术技巧与手段，带给观众的是“自我意识强烈”“无序”“浪漫”的一部部反传统影像[7]。哈桑曾把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归纳为不确定的内在性，在后现代主义影像中，个性化、自由化、去中心化、矛盾多元化、颠覆性、拼贴性等美学特征也体现在影像的题材选择、叙事手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8]。

2.1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意味着放弃了对中心权威性、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强调，对“主流”的概念发出了挑战，倡导多元性和差异性。任何事物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就更看重人的个性化与自由化，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人们拥有了话语权，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如今的社交媒体大多应用“中心化的媒体和分散的媒体”模式，除了传统的、中心化的传播媒体外，社交媒介自然具有一种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人。过去中心化的主流媒体更多表达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村落集体记忆影像，如《中国古村落》《了不起的村落》等，主流媒体对于传统题材的选择更有利于观众增强民族认同感，树立国家自信，但在如今社交媒体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题材已经突破主流媒体传统题材的限制，它们不仅保留了主流媒体的价值观，更显现出“颠覆传统”的特征，出现了“边缘化”的题材，如“四川矮人村”——全村男女身高只有80厘米。除此之外，“四川长寿村”“神秘的东方古堡”等“边缘化”题材的影像也以猎奇的角度引发关注，其影片内容不再遵循主流文化，而是将镜头瞄准了各村落的奇异事件，选题上颠覆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但却有不少外地旅客因此引发好奇心走进四川一座座的“神秘”村落。由此可见，“边缘化”题材的出现不是偶然，是顺应当今社交媒体发展趋势的结果。因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人[9]，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美学特征也让更多四川传统村落的人民群众勇敢发声，有关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也逐渐个性化、多元化。媒体人有关村落的一个个影像记录，为人们构建了一个深刻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

2.2戏仿性

“戏仿”希腊原文为“摹仿的歌者”，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体现为对社会现实、神话历史文本等的一种荒诞滑稽的模仿，从而达到旧意义充分解构的效果。影像中的戏仿，是对文学、过去影像、社会事实等的一种“特殊的再现”，在经过改编后，影像夸张、荒诞、滑稽的风格引发观众思考。在四川省理县杂谷脑河畔桃坪乡的传统村落桃坪羌寨中拍摄的影片《杀生》，改编自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儿戏杀人》，影片讲述了一群人如何联手杀死了一个“不合规矩”之人的故事。影片不仅有小说故事片段的别样再现，更将桃坪羌寨的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特殊再现，整部影片充斥着荒诞悬疑和黑色喜剧的元素，也折射出各种乌合之众的民族集体心理和潜藏的人性心思及人性的复杂，甚是耐人寻味。除了后现代主义“戏仿性”美学特征的体现，《杀生》的选题也是“去中心化”“颠覆传统”的体现，通过荒诞喜剧的戏仿性改编，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影像以一种别样深刻的方式留在观众心中[10]。影片《杀生》在腾讯、优酷等长视频类社交媒体平台播出后，在讨论区引发了热烈讨论，观众都对桃坪羌寨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堡”充满探索欲望。

2.3拼贴性

传统影像的叙事手法多遵循线性叙事，而现代社交媒体多以碎片化叙事的微小视频为主，以“微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村民将不同场景拍摄的影像以拼贴的形式。“拼贴”原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种创作技巧，指将无序的片段随意拼贴为一个整体的手法。这些零散的片段是大众熟知的，但拼贴出的整体却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给大众带来一种异化的审美体验[11]。后来，“拼贴”手法也常出现在后现代主义影像中，将毫无联系甚至混乱的影像片段拼贴成一个完整的影像，往往能表达出作者不同的意图感想，引发观众别样的思考。所以以用户自制短视频为核心竞争力的短视频类社交媒体，在近年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的日活跃用户均已超过3亿，其拍摄制作流程简单、成本低廉，每个短视频在15~30秒，符合现代社会快餐化的生活需求，社交属性极强。例如，近日走红的“四川理塘小伙丁真”的视频在微博、抖音等多类社交媒体平台上播放，引发网友关注视频的主要表现形式都是对丁真日常生活零散片段的拼贴。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拼贴性”的表现形式已运用到大多数的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重构中，这些看似无序的碎片影像却能给观众拼贴出一幅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图。

3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一个个独立“媒体人”出现了，现今已与传统的主流媒体形成了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带来的流量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限制，“用户生成内容（UCG）”模式应运而生——用户原创内容。当今社会的媒体内容是主流媒体生产和用户生产相辅相成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顺应了社交媒体发展的趋势，即社交媒体“UCG”模式的发展趋势，而社交媒体也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着眼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世界观的怀疑。自文艺复兴开始，人本位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以神为本产生怀疑，甚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由此看来，在传统文化传承历史长河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保留是并存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和人们对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保留，以及对我国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构建是相得益彰的。社交媒体自带的“去中心化”特征使众多的独立媒体人制作出有关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之后通过“戏仿”、拼贴等手法将碎片化的影像展现给观众，观众心中由此拼贴出一幅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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