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1

一、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演变及主要特点

“911”以来，世界GDP增长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最强劲的一个增长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2007年五年间全球年均增长4.9%；世界贸易扮演了“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年均增长7.9%；跨国投资额连续四年大幅增长。从时间跨度看，如果以1983年开始的长周期和2001开始的中周期演进规律看，世界经济周期可能在未来两年进入调整期。本轮经济周期有不同于以前的特点：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快速增长

2002年起，新兴发展中国家GDP跳跃式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8.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也大大上升，贸易比重已达43%，吸收FDI占全球的比重由1990年的18%上升到2006年的34%。2003～2007年，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了近30%，同期发达国家仅增长10%。198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2007年缩小到18倍。

（二）新兴经济体成为本轮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引擎

“金砖四国”迅速崛起。印、俄、巴西GDP总量均超过万亿美元，进入世界经济12强，中国GDP突破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的进口能力决定了它的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金砖四国”进口份额从2001年的6.3%上升到2006年的9.9%，中国进口份额几乎每10年翻一番，2006年上升到6.5%，已经超过日本。“新钻11国”保持了5％以上的年均增幅，引资、出口和人均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中东欧国家经济也持续强劲增长。

（三）新兴经济体占世界能源资源消耗比例大幅度上升

世界能源消费长久以来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及少数后发工业化国家。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由于中印等新兴工业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耗量大幅度上升。从2004年开始，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已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区。目前中国是全球第2大能源消耗国，印度是全球第5大能源消耗国，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占到全球的15%以上。国际能源机构《2007年世界能源展望》指出，如果不采取限制措施，未来20多年内世界能源消耗量将剧增55％，其中大部分是由新兴经济体的消耗增长引起的。

本轮世界经济周期还有以下特点：首先，国际产业转移加快。2003～2007年，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达到29％，远高于同期世界GDP和货物出口增速。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强化。2000～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年均增长5.5%，两倍于同期世界产出的增长，世界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12.7%，世界贸易依存度大幅升至60.8%，表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次，区域合作发展迅猛。截至2008年2月底，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区域贸易安排199个，80％以上是在10年内出现的。再次，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了竞争的平面化。各国、各产业在全球化中获利不同，导致一些主张保护国家利益，反对外来资本入侵的声音甚嚣尘上。

二、本轮世界经济周期面临日益增多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一）能源原材料紧张、价格上涨，全球通胀压力上升

2001年以来，原油价格连续突破30、50、80、100、120、130、140美元/桶。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89倍，2007年我国铁矿石进口综合价88.22美元/吨，比2002年上涨了2.69倍。国际铜价从2002年的1800美元/吨涨到2008年超过8000美元/吨。原油和主要原材料价格高企，发达国家滞胀风险加大，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通胀压力，通胀呈全球化趋势。据世行统计，全球CPI从1月的3.9%上升到3月的4.1%，发展中国家从7.6%上升到8.4%。

（二）农业和食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粮食瓶颈凸现

本轮粮价上涨，迄今已连续28个月，波及几乎所有农产品。自2007年以来，小麦上涨112%，大豆上涨75%，玉米上涨47%。小麦和玉米价格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价位。目前，粮价高涨已经形成局部性粮食危机，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社会动荡，不仅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而且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但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气候变化、供给增长缓慢、消费增长迅猛以及粮食能源化等因素，粮价高企将长期化。

（三）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

气候变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长期影响。过去50年全球CO2排放量增加了3倍，物种灭绝率比历史快1000倍，污染导致湖泊和海洋出现无生物地带，1/3地表面临沙漠化的危险。近年来，极端天气灾害频发，水涝、干旱、台风等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个别小岛屿国家出现因海平面上升而不得不移居现象。鉴于此，一些国家逐渐有意识地把资源、环保、人口流动等问题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挂钩。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能否解决、如何解决。

（四）世界经济贸易失衡日益严重，保护主义抬头

当前全球经贸失衡突出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出口国的庞大贸易顺差。2006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到全球总逆差的59.6％。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全球总顺差的17.3％。全球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特别是发达国家带有政治歧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形成和泛滥，“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等成为全球经济保护主义的新形式。贸易失衡和保护主义势必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影响未来的可持续增长。

（五）全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金融风险日益累积

2007年底，全球金融市场市值超过51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倍以上。国际市场每天流动资金2万亿美元，其中98%是投机性很强的游资。大量过剩流动性对世界经济构成严重威胁。次贷危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风险的集中宣泄，越南出现金融动荡，则是国际金融风险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扩散、传递的先兆。

（六）国际经济货币协调体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当前，投机资本和热钱流动加剧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波动，次贷危机扩散与蔓延反映了全球金融监管和协调机制的缺失。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等，给发展中和新兴国家带来巨大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加强国际金融与货币的协调。当前以IMF、WTO、WB为主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是二战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对此，我们应认识到：一是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IMF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WTO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谈判成本日益上升。二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使七国集团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三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改革现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建立有效的新型国际管理体系以充分发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共同解决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迫在眉睫。

三、本轮世界经济周期正在进入结构调整

（一）结构性问题的不断累积对世界经济基本面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以美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随着世界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的不断累积和引爆，世界经济贸易面临日益明显的下行风险。联合国的《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期报告预测，世界经济2008年将增长1.8%，美国经济增长-0.2%。据5月WTO报告，2008年世界贸易量增速将从去年的5.5%降至4.5％。全球范围内通胀趋势日趋严峻。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为2.6%。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中，非洲为7.5%，中东欧为6.4%，亚洲为5.9%，中东地区高达11.5%

（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短期看，为解决次贷危机，美欧等经济体不断降息和注入流动性。在加强稳定性的同时，也加大了通胀压力。大量投机资金转入大宗商品市场，与供给约束一起，成为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最终流动性泛滥和全球通胀只能靠紧缩货币解决，而货币紧缩必然使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长期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廉价能源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世界经济正在遭遇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瓶颈制约，现有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三）未来一两年世界经济可能发生重大周期性变化

从2002年开始，本轮增长迄今已持续6年之久，根据经济周期理论，2009年左右可能将是本轮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周期下降期的开始。全球经济形势或许迅速发生逆转，新一轮深刻调整可能拉开序幕。

（四）发达国家可能率先发生转折

美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就业、实际收入、工业产出和贸易销售都已出现盛极而衰局面，美国经济难以改变放缓甚至衰退趋势。美国5月份失业率升至5.5%，升幅创1986年2月以来之最。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L型衰退。日本和欧盟经济二季度已经出现负增长。

（五）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周期性调整

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发展中国家这一轮增长在最终动力上仍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投资，亚非拉国家一半以上的出口是以欧美为目的地。发展中国家70%以上的绿地投资来自发达国家。其次，未来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面临众多挑战。一是外需不足导致出口回落。二是外来投资会出现调整。2007年，美、日、德对华投资就分别下降8%、26%和60%。三是能源原材料约束日益严重。发展中国家能源原材料需求刚性，据测算，油价每涨10美元，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下降1.5％。四是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全球新一轮通胀将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支出负担和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外部压力日益加大情况下，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在资本、技术、基础设施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短期内被迫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制定节能减排新标准，发展核能、生物能源等高新资源，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六是金融风险累积。国际热钱持续大量流入新兴市场，使之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泡沫不断累积，有的还出现贸易逆差扩大、国际支付问题显性化等货币危机的先兆，值得高度警惕。

四、应对世界经济周期调整的措施

综上，本轮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在所难免，既有温和调整和局部衰退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硬着陆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世界经济能否顺利走出低谷，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美元贬值的幅度，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全球范围内通胀的发展态势，新兴经济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以及国际经济协调的有效性。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承担重要责任和义务在发达国家扩张性货币政策下，世界经济长期失衡和流动性过剩是本轮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美元贬值以及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继续刺激流动性泛滥引致连锁反应，已使通胀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美国货币政策应真正服务于本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若能率先加息，将是全球协调解决通胀问题的关键之举。

（二）全球动员，推动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在全球化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外部效应日益明显，各国应该以全局性的眼光与全球责任感，在检讨本国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货币以外的其他政策渠道缓解通胀问题，切实解决世界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三）加快改革现有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机制，防范国际金融风险

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为推动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有效防范和科学监控国际金融风险，发达国家必须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和对话。

（四）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应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全球的能源供应和环境承载量无法支持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应有序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发达国家共同努力，积极应对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

（五）积极推动新一轮多边谈判，抵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尤其需要各国加强合作，相互开放市场，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活动带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阴影。各国眼光宜放长远，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全面经济技术合作，推进多边贸易规则谈判顺利进行，以取得实际成效。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1篇2

美元汇率的变动、欧洲的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等是时事的热点，货币与贸易、经济全球化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也是高考关注的重要考点。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包括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在2012年备考中，首先要从全球史观视角出发，理解该体系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其次，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出发，认识该体系的建立和作用；另外，结合最新时政热点，理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宗旨和职能。

【考点梳理】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1.背景：（1）二战使西欧国家普遍衰落，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难以维系。

（2）美国经济实力空前膨胀，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谋求世界霸权。

2.建立：1944年7月，美、英、中、苏等战时盟国的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会议上制定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并据《布雷顿森林协定》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从而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3.内容：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的汇率和比价。

4.崩溃：20世纪70年代，西欧、日本崛起，经济、政治多极化趋势出现，美国霸主地位受到冲击；加上7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无力稳定美元的币值；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采取浮动汇率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

5.影响

（1）积极方面：结束了战前国际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为世界货币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有利于维持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2）消极方面：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成为美国扩张的工具。

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

1.原因：历史上的贸易保护措施造成国际贸易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深刻的教训使各国认识到国际贸易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2.建立：1947年，美国推动23国在日内瓦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

3.宗旨：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在实行互惠和非歧视的基础上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

4.影响

（1）进步性：客观上创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2）局限性：没有一个常设机构，而是一个临时性适用的多边贸易协定，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在解决争端时缺乏法律性的强制措施。

【重难点突破】

1.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的汇率和比价。这种固定的汇率，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结束了战前国际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有利于维持战后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客观上创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为三大支柱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调整世界金融关系和贸易关系，使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发展。

同时，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相互隔绝。这又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关系：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阶段性的国际货币制度，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永久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因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崩溃了，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主要任务是稳定国际汇率，消除外汇管制；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对国际收支出现暂时困难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初期宗旨是致力于欧洲经济复兴，后来转向全球性发展援助，为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援助。

3.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比较:

【创新训练】

1.2009年希腊出现财政危机，欧元兑美元率大幅下跌，此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债务问题使危机再度升级。在欧元区17国中，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五个国家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以上国家为缓解债务危机，政府可以求助的经济组织可能是（）

A.联合国B.世界贸易组织

C.世界银行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2011年12月，热带风暴“天鹰”登陆菲律宾，造成菲律宾经济损失达13.8亿比索，菲南部受灾地区需要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如果菲律宾政府申请贷款，求助的对象极有可能是（）

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世界银行

C.世界贸易组织D.欧盟

3.“关贸总协定前七轮谈判，大大降低了各缔约方的关税，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补贴、双边数量限制、市场瓜分等为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这表明（）

A.世界各国普遍阻挠贸易自由化进程

B.关贸总协定纵容了贸易保护主义

C.法制化、规范化的贸易体制急需建立

D.关贸总协定未能推动贸易自由化进展

4.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尖锐地指出：“美元特权”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劳务。他这里针对的是（）

A.马歇尔计划

B.布雷顿森林体系

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关贸总协定

5.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的30多年中，这个世界一直是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核心的货币，大多数国际贸易和金融都以美元结算和支付，汇率的标定也是以美元为基准。在这一阶段，世界经济出现繁荣，工业国开始减少贸易壁垒，它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从废墟中恢复，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洪千帆、林忠凡《外汇知识与交易技巧》

材料二每次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革，1930年代大萧条催生布雷顿森林体系，1970年代的汇率动荡和通货膨胀为欧元诞生铺平道路。

――向松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想和战略》

材料三表面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美元的灾难，动摇了美元的地位，是美国全球霸权衰落的象征。其实相反，美元从此获得了黄金的生命，而不是和黄金共享生命，……美国依靠独步全球的经济总量，垄断了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刺杀了黄金，偷取了黄金的生命，建立了全球美元经济独裁……美国购买全世界的资源仅需要用美国的印钞机印出来的一张纸（美元）。

――谭智元《金融战争与美元霸权》

材料四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2010年4月25日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提升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使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与此相应，2010年10月，达成IMF基金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中国持有份额将从3.27%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

――摘自新浪网2010年国际金融十件大事

请回答：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个世界一直是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的原因。它有何积极作用？

（2）依据材料二，简析欧元产生的原因和对世界货币格局的影响。

（3）据材料一、三，指出二战以后美元与黄金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概括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变化说明了哪些问题？

【参考答案及解析】

1.D2.B3.C4.B

5.（1）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货币与美国保持固定汇率。积极作用：促进了贸易自由；有利于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2）原因：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的汇率动荡和通货膨胀。

影响：欧元对美元的国际地位将构成有力挑战。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3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中国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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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中国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2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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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中国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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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转贴于中国http://

中国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4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当时正处在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英国）或即将完成（法德美等）的重要历史时期。《宣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言至今仍指引着我们努力奋斗。其中关于世界经济及其发展前景的判断和预言，例如，“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已被挖掉；以往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等等，越来越被历史进程所证实。在国际分工更加细化、各国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经济全球化广泛推进的今天，我们重温《宣言》，无不为其“透彻鲜明的笔调”（列宁语）和天才的科学预见所震撼。正如《宣言》发表25年后作者在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2)但是，《序言》随后也明确指出，由于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由于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3)此后，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不断出现新发展、遇到新问题、面临新形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之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理论突破。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历史性巨变当中，时代在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将使我们在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新的理论信心和实践勇气。

二、物换星移，十大变化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世界经济历经150年风雨，变化之多，难以尽言。仅就对世界足以产生全局性影响的变化而言，有以下十个方面。

1、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为纽带的新时期，这也是今日经济全球化的发端。

在工业革命之前虽然也有国际贸易活动，如东西方贸易、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但其性质仅仅是互通有无或自然分工，并非源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这时的国际贸易还没有构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国际分工是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的。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4）资本主义的先驱英国于19世纪30年代、法德美于五六十年代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人类历史进入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新时期。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由于国际分工的出现和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形成了囊括全球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如果说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着人类全球整体历史观的开端，那末国际分工的出现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拥有一个各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具有整体意义的全球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市场分工体系即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制度成就之一。至今，我们仍然处在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历史时期，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分工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从过去的人为性和随意性变成了客观和必然。国际分工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生命线，把各国再生产过程紧密而有序地整合在了一起。此外，国际分工使本属国内的某些问题如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强化了国际分工。例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今天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粘合剂与动力源。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细化，不断出现新形式的过程。工业革命开始把以往仅限于一国之内的城乡对立与分离扩散到境外。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进一步加深了世界范围内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与对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后，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上。至二次大战前，世界经济体系一直维持着“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分工格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次大战后，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步削弱，以世界工业分工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日益加强和普遍化，其主要表现是：工业国家，包括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展迅速；同一工业部门内部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被各国采用；同一产品不同工艺的国际分工广为盛行并日益细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失去传统色彩，更多的是复杂加工与简单加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工序（及零部件）与劳动密集型工序（及零部件）之间的分工，等等。20世纪90年代，在上述分工格局深入发展的同时，在高层次又出现了部门之间的分工，这就是知识产业与普通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形式的多样化和日益深化、细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1820年出口还仅仅占世界产量的1％，1973年升至11·2％，而1992年已高达13·5％。(5)这表明，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

跨国公司把许多国家纳入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日益具有重要意义，而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越来越不清晰，出现了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制造业越来越被跨国组装业所取代，“无国籍”产品充斥世界各地。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模式正在迅速向全球统一的分工体系转变，以开放、相互依赖、彼此交融为特点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观正在被广泛认可。

国际分工对人类社会生活乃至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即使是今天，这种影响力仍远未穷尽。

2、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使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目前又在走出工业社会，酝酿新的一次社会转型。

在工业革命中建立的工厂制度是大机器和工人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生产体系。它表明，工业革命既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工业革命的完成为人类走出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提供了制度和技术保证。

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厂制度取代手工业工场。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工业化的开始，但它的完成并不等于实现了工业化，正如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虽已建立起工厂制度但尚未实现工业化一样。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总产值中超过农业、居于支配地位、并具有装备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能力。除英美较早之外，法德等国大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工业化，有的甚至更晚（如意大利、日本）。工业化的完成为人类享受工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封闭和凝固的社会，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放和流动的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质的飞跃，因此它必然引发一场社会结构大变革。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登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成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不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动荡和危机概源于此。至今，依然如旧。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成分、层级分布、福利保障、城乡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例如农业劳动者大规模转移，现有的农业生产者大多变成了农业经营者，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几近消失；随着蓝领工人的日益减少，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逐步形成并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和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广大劳动者的斗争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发展和完善；随着工业化向农村的扩散和农业生产进入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迅速推进，等等。

工业部门各个产业的成熟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崛起，使人类正在走出工业社会，逐步向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也有人称之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等。尽管人们视角不同、表述话语各异，但未来社会结构和面貌与工业社会的巨大差异则是毋庸置疑的。

3、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大众消费时期的到来提供了物质保障。目前人类的生产特别是制造能力几乎达到了无限大的程度，许多产品的生产仅仅受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制约。

社会分工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人类社会进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时期之后，生产力像获得了法力一样迅猛增长，创造了巨大的财富。1820年，世界gdp还只有6950亿美元，而1992年高达279950亿美元，增长近40倍，年均增长2·2％。同期，在世界总人口增长4倍的情况下，世界人均gdp由651美元增至5145美元（以上均按1990年美元计算），增长7倍，年均增长1。2％。二战后，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以前。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率1820－1870年为1·0％，1870－1913年为2·1％，1913－1950年为1·9％，1950－1973年高达4·9％，1973－1992年为3·0％。上述各个时期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分别为0·6％、1·3％、0·9％、2·9％、1·2％。(6)人的移动速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自人类有史以来到19世纪初，人的移动速度没什麽变化，最快速度为骑马。(7)从历史角度来看，19世纪以后的变化是惊人的，简直可以说是一天等于20年。由此可见，说现在的社会生产力像获得了法力，绝非言过其实。

人类不仅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制造新产品的创造力更是大大增强，陆续问世的创新产品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的自行车、汽车、电灯、电话、电报、传真、电扇、空调、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计算机、各种人造材料等等，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在150年前还根本不存在。今天普通人享用的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绝大部分是150年前所没有的。即使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耐用消费品的70％也是150年前还不存在的。（8）食品的原料虽然取自于大自然的，但许多国家的食品生产和制作方式与150年前也大不相同。诚然，今天的gdp总量可以量化，以便同150年前相比，但层出不穷的创新产品却没有150年以前的物品作比照，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仅就消费品的可享受程度和舒适程度而言，有人说今天的普通人或许超过几百年前的皇帝。在某种意义上，此话并非言过其实。

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既意味着财富创造者的增多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又反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足。从农业社会到18世纪末期，世界人口大约每1000年翻一番，而19世纪欧洲在不到100年间就翻了一番。目前则平均每25－30年翻一番。(9)据抽样测算，1820年所有国家居民大部分是文盲，(10)而20世纪80年代末先进国家的成人识字率都达到了99％。(11)放眼世界市场，各种消费品（包括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当然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这表明目前人类的生产和制造能力几乎是无限大的。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制约，许多产品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

4、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主导之下，但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从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的转变，目前已进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阶段。国际垄断资本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

《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正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发展到顶点，此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过渡到垄断资本阶段。二次大战后，以国家大规模干预、广泛兴办国有企业、国家提供全方位社会福利为特点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的空前扩张使资本主义又逐步进入国际垄断资本阶段，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达到了极高的程度。1998年美国50家最大公司的年收入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世界30家最大公司的年收入相当于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9·7%。

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来讲，在自由资本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以商品的低廉价格为重炮来征服殖民地；垄断资本居于支配地位后，由于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大动干戈；在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国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国际垄断资本的特点则是：大垄断资本自身已有足够的实力把全世界作为其运作舞台；地区内超国家性质的权力机构（如欧盟）已经出现；对国际调节的要求日益强烈，国际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展。

19世纪中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工业革命刚刚完成或即将完成的时刻，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提上日程。对外直接投资是垄断资本的特征。综观150多年后的今天，建立在对外直接投资基础上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已多达6万家，它们控制的海外分支机构有50多万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12）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

由于国际垄断资本把配置资源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全球，所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以承受一定的剥削为代价来获取短缺资源（如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经济。这虽然仍体现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二重性，但国际垄断资本毕竟主要是进行商业运作，不同于以往赤裸裸的殖民掠夺。资本主义的这一变化虽然加强了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但同时对世界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正是我们认识和评价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出发点。

5、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以及进步力量的壮大使世界经济体系架构发生历史巨变。

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架构是指世界经济体系各个组成部分所处的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和组合。

1917年以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架构是一个体系、一种制度、一个市场、两类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蒸蒸日上同疯狂的殖民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无主土地”。1900年，大洋洲100％、南洋各岛98。9％、非洲90。4％、亚洲56。6％、美洲27。2％均沦为殖民地。(13)另外，西方列强在亚洲还有1450万平方公里的半殖民地。(14)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和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造成了上述架构，即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世界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两类国家。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其经济都属于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所以，它们属于一类国家。

1917年苏俄的诞生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发生的最伟大事件。此后至二战结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体系、两种制度、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打破、三类国家并存的架构，即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三类国家。

二战后至80年代，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经济呈现一个体系、两种制度、两个市场、三种力量的架构。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成为民族独立国家。至1980年12月，已有91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它们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了阵营规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市场，在全球产生了强大而广泛的影响。这样，世界经济体系中便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三股力量。

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崭新的架构，即一个体系、两种制度、一个市场、两种力量。之所以由两个市场变为一个市场，乃是因为，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两个平行市场变为一个全球市场。三种力量之所以变成两种力量，乃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两者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南北关系已成为当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核心，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支力量。

世界经济体系架构的演变从深层反映着人类进步力量的不断壮大。

6、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认识、把握和驾驭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能力有了相当的增强，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风险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

市场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至今它依然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而且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和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全世界的普遍化。但市场也有其先天缺陷。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屡屡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1857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英法德美同时卷入，这表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进程开始具有同步性。此后至二次大战，又发生了10次世界经济危机（1866、1873、1882、1890、1900、1907、1913、1920、1929－1933、1937），平均不到10年一次。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进程被战争打乱，再加上各国经济在战争中受损不同，二战后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曾一度消失。后来重大而又被公认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过4次（1957－1958、1973－1975、1979－1982、1990）。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国家干预的加强，使经济危机发生变形，危机进程出现了不同的特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各个阶段明显、完整，危机间隔时间均等，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与前相比则持续时间长、破坏性阶段空前严重、周期的各个阶段缺乏典型性。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大规模过度干预，经济危机波动时段拉长、破坏程度分散化、周期各个阶段的表现更加不规律甚至严重变形（如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带有全球性，并往往伴有虚拟经济的剧烈动荡和经济泡沫的瞬间破灭。所谓“新经济”虽然推动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增长，但它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只不过这种周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变形。

生产过剩危机虽然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内在联系，但在它反复发飙之后，人们对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二次大战后建立和形成了一系列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七国首脑定期峰会，等等，使人们把握和驾驭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二战前虽然也成立过某些国际机构用以协调当事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专门处理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1927年专门讨论贸易问题的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专门讨论货币稳定和关税减让问题的伦敦经济会议，等等，但这些机构不具备制度化特点，也没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所以难称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今天，令人闻风丧胆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仍不可避免。但是，假如人们仍停留在150年前对危机的认识水平，假如政府在危机面前仍像以前那样束手待毙，那末局面又会怎样呢？不难想象。

7、制度化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在全球遍地开花，把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这里所说的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是指在特定组织机构框架内开展的持续性的经济合作活动，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往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在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后，国际经济关系中仍时有武力征服、商品重炮轰击、彼此兵戎相见。至于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更是司空见惯。当时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毫无合作可言。即使是各宗主国之间，至多是彼此利益的暂时协调。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世界经济史上风风雨雨的各种教训，使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合作之风越来越吹遍五洲大地。这种制度化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地区或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实体，包括：自由贸易区，主要致力于消除内部贸易壁垒，但对非成员国仍保留各自独立的关税政策；关税同盟，主要旨在消除内部关税壁垒，并在对外关税政策上一致行动；共同市场，主要统一对内对外关税政策，并在内部实行商品、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使用统一的货币，并建有超国家性质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监督机构。这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欧盟。

目前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特点是：首先，与经济全球化相互推进，发展迅速，90年代以几何级数膨胀。目前这类组织众多，即使是权威国际经济机构的统计数字也各不相同：1996年，世贸组织说有144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有68个，日本贸易振兴会给出的数字则是101个。尽管口径与数字不同，但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火爆和加速度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成立的这类组织占将近70%。其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势头越高涨。如欧洲和南北美洲共占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总数的78·2%。再次，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数目增加，同时也在追求规模扩张。欧盟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力求向泛美自由贸易区演变，东盟不断吸收新成员等等，均为实例。最后，不同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开始寻求对话与合作。如欧盟频频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对话。另外，有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还具有多层次型和混合型的特点。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使世界经济运行主体除企业和民族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超国家机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盛行是世界范围内生产社会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表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把各国引入合作的轨道。众多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再加上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星罗棋布的跨国公司，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8、主导产业更替，产业结构升级，就业大军日趋知识化。

主导产业是指在gdp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强大辐射力、对国民经济有着拉动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往往成为一个经济时代的标志。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代主导产业是纺织、铸铁、铁路建设等。在英国，这些产业自工业革命开展后（铁路自1830年之后）开始扩展，至19世纪60－80年代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法德美各国，这些产业扩展和居于领先地位的时间大体比英国晚35－50年，但均构成了进入工业社会后的第一代主导产业。(15)第一代主导产业成为把人类推进工业社会大门的决定性力量。

资本主义的第二代主导产业是钢、电、汽车、硫酸等。由于各国工业化阶段不同、各个部门兴起的时间前后有别，这些产业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美德法日相继成为主导产业。(16)与第一代主导产业不同的是，这类产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更具有基础作用和装备能力，成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二战后，科技和经济发展极为迅速，新兴产业不断崛起，许多部门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其中石化、电子、电讯、原子能、宇航、高分子合成等工业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但直到80年代之前，无论从影响来看，还是从比重来看，它们还算不上主导产业。8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产业的确立以及生物技术、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兴起，新的主导产业正在形成，并由此引发了众多关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话语。有必要指出，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产业的没落甚至绝迹，往往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老一代主导产业与新一代主导产业并存。在工业化进程中处于赶超地位的国家尤其如此。

与主导产业的更替相适应，世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直接从自然获取产品的第一产业必然逐步萎缩，而对自然界产物进行加工改造的第二产业则急剧膨胀；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出现了第二产业的萎缩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无论在gdp构成中还是在就业结构中，均是如此。每个工业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大体来看，欧美国家在19世纪末出现了第一产业的大萎缩，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从80－90％降到50％以下；20世纪50年代后又出现了二产萎缩、三产扩张的进程。(17)近年来发达国家一产就业人口降到了10％以下（在gdp中的比重更低），有的甚至不到3％；三产就业人口高达70％左右。从三类产业在全球gdp构成中所占比重来看，1869－1879年，一、二、三产业分别为20－12％、38％、54－59％；1950－1962年，分别为10％、37％、50％；1995年分别为5％、33％、63％。(18)

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要求就业队伍中的知识员工不断增加，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已高达80％。

9、大国俱乐部组成保持基本稳定，但内部排序与组合屡有变迁。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酝酿新一轮的排序，绘制新的大国组合版图，出现新的多极均衡。

据有的学者估算，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1820年，世界大国组合版图还是另外一种模样：在世界gdp总量中法英美分别仅占5。4％、5。2％、1。8％，而中、印则分别占28。7％和16。0％。(19)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和资本主义疯狂的殖民扩张迅速改变了原有的大国组合版图，建构了一个完全由资本主义列强组成的大国俱乐部。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多年间，资本主义大国俱乐部保持基本稳定，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内部排序与组合则有变迁，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美群起称雄－美国成为西方的“救世主”－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历史演变。

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和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英国曾长期充当“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中心。1850年，它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9%、世界贸易总额的22%。(20)19世纪中叶，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其中，销往国外的棉纺织品高达80%。(21)此后，由于美法德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初和20世纪初超过英国。但是，综合国力超过英国并非易事。大国惯性和制度原创者的优势使英国在世界上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14年英国占领的殖民地多达3350万平方公里，是法国的3倍多，德国的11倍多，美国的111倍多。(22)当时，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尚不具有英国原先那种独尊地位。在经济大国俱乐部中，美德法仅仅成为与英国平起平坐的伙伴和对手。直到二次大战前，这些经济大国仍未形成层级，在综合国力方面一直保持群雄并立的态势。1906-1910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英美德法分别占15%、35%、16%、6%。(23)美国虽然占比重很高，但它对世界经济的制度影响力和控制力并未达到堪称霸主的地步。

由于德英法在二次大战中深受重创，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骤然提升。1948年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高达53。4%，德英法则分别为3。6%、11。2%、3。9%。(24)此时，滚滚“美援”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救世主”。随着美元成为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垄断资本大力进行国际扩张等重要新因素的出现，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遂拉开档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独一无二的一流强国。但随后经过经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欧盟的问世和日本的崛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俱乐部呈现出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

150年来世界经济大国俱乐部的组成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也并非没有新成员入会。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成就姑且不论。在资本主义内部，日本通过自我革新和对外掠夺，由闭关自守的落后封建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加入了大国俱乐部。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案例。此外，还发生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由殖民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过程。加、澳、新在成为英帝国自治领后其经济虽然仍属殖民地性质，但它们与亚非拉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不同。由于宗主国控制较松、本国民族资本具有较为有利的成长条件，它们逐步走上了自主经济和工业化的道路。

盛衰浮沉，世事变迁，没有永不衰落的帝国。在20、21世纪之交，在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由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腾飞，正在酝酿世界经济大国新一轮的排序，绘制新的经济大国组合版图。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的版图几乎是向1820年大国组合版图的回归。经济大国的重新排序同世界经济中心的变迁往往是一致的。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必将出现新的地理分布。变局将带来多极化均势。

10、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主题。虽然道路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日益走向对话与合作。但是，对于右翼势力猖獗带来的危险也必须备加防范。

《共产党宣言》虽然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但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方式使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必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相互依赖、进行合作。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把共产主义当成了幽灵，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甚至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另一方面，当时的共产党人也开宗明义地宣布，其“最近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25)共产主义从单纯的运动变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之后，资本主义更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扼死在摇篮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个阵营之后，资本主义仍念念不忘封锁它、围堵它、演变它。《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近100年来，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如何，一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事实证明，在现时代，社会主义想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衰败后取而代之的，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却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共同历史生存空间还十分广阔。

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有过辉煌，也都有过失误。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超过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但是在几次大危机中，资本主义几乎全线崩溃，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调控手段。1917年，俄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初旧俄国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德国少4/5，比美国少9/10；(26)文盲占全国人口的3/4以上。十月革命后苏联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国际环境，二次大战中又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辉煌成就。同1913年相比，1937年苏联工业增长了7·46倍，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仅为49％；(27)1950年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为美国的31％和30％，而1982年分别上升到67％和80％。(28)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和航天工业、军工产品方面，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然而，制度的僵化和改革的步入歧途终于使它解体。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使世人再次对社会主义刮目相看。当然，两种制度都有不完善、与形势不适应的地方，所以也都在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革。在今天的时代，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创造全球经济繁荣方面都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都负有重大历史使命，谁也代替不了谁。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国际分工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是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声，是历史的必然。这正是处理两种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最佳模式。妥善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只有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中充分表现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才能赢得历史对自己的选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各国总有些右翼势力时而兴风作浪，对当代和平、发展与合作潮流形成掣肘。对右翼势力的发难首先应力争化解，同时也须备加防范。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酝酿、形成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而且还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经济学的理论经典。至今，其中许多名句仍被广泛引用，并越来越被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乃至经济全球化所证实。

世界经济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简单相加，不是各国国民经济运动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简单延伸，它是一种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体系。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不断出现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也不断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建树。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创新和突破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和社会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和伟大的预言，这被后人视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等所做的精辟分析和论述，为世界经济学的逐步形成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由于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马恩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世界经济的大致轮廓和世界经济学的初始原理，当时还不可能创建一门完整、成熟的世界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当时正值囊括全球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新的形势不仅对世界经济学的创建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基本条件。列宁完稿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又为研究垄断资本时期的世界经济提供了理论武器。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两重性的理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分析；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学术界，世界经济体系一形成，就有人提出了与“国民经济”不同的“世界经济”这一概念，有的学者甚至开始对“世界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30年代日本学者还出版了《世界经济学》专著。以布哈林为先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陆续对世界经济体系开展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创建做出了贡献。实行改革开放后，以钱俊瑞为代表的我国学者开始对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了多部专门著作，带来了我国世界经济学术界的空前繁荣。其中具有开拓意义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钱俊瑞的《世界经济概论》，褚葆一的《世界经济学原理》，宋则行、樊亢的《世界经济史》，李琮的《世界经济学新编》等。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在过去的150多年间变化巨大，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依然有效。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读《共产党宣言》，不仅未有丝毫隔世之感，反而为其分析的精辟和预言的准确而折服。它仍然是我们统览世界经济全局的经典。同时我们从历史发展进程中也确实感悟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这不仅表现在它对历史空间和时段具有广阔而强大的涵盖能力，而且还表现于它具有难以估量的传承机制与创新力量。在这150年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原则主张被一代一代人传承发扬。今天，仍有千千万万的人把它作为理论旗帜和理想目标。对于这些原则主张，不同时代的继承者往往又都是发展者和创新者，因为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9）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要不得，不随着形势环境的变迁而发展和创新，同样有违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宝刀不老”，正在于一代一代人在基本原理基础上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

今天，我们不仅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而且人类历史还翻开了以追求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一章。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正以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契机，处于迅速崛起和伟大复兴进程之中。面临历史性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也要发展。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任何大国的崛起不仅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根基，还要有权威的理论体系做支撑。19世纪的英国如此，20世纪的美国如此，全盛时期的苏联也是如此。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0）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是对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我们有了这一理论武器，就可以科学地认识世界经济，有效地把握其走向。在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直面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它的指导，也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它的发展和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前引书第228页。

（3）前引书第2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ш，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的278页。

（5）安古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安古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7）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第34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65页。

（9）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第19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安古斯。麦迪森：《世界经济200年回顾》第15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1）王诵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第138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12）《王洛林、余永定：《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16页，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

（1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

（15）参见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04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16）米歇尔。博德前引书第173页。

（17）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第1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见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1991，1999／2000。

（19）安古斯。麦迪森：前引书第11页。

（20）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第19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

（21）宋则行、樊亢；前引书第214页。

（22）尼古拉。布哈林，转引自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81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23)w.w.罗斯托，见宋则行、樊亢：前引书第238页。

(24)宋则行、樊亢：前引书中卷第37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4、267页。

(26)《列宁全集》第19卷第287页。

(27)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四册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第100页。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5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语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

2009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同时，cpi和ppi双双呈现负增长。中国2009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是目前国内外关注的重点。对于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变动不仅实际影响着处于衰退的世界经济整体，更影响着各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信心；对于中国来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经济预测都不断调低各国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将下降0.5％到1.5％，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3％到3.5％。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下降1.6％，世界贸易量将下降9％，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被看作是20世纪以来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大衰退，在许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曾指出，近代以来一般经济衰退会持续12个月，随之出现的是至少持续5年的强劲反弹，但当前的形势却非常“罕见”，它很可能带来一个特别长和特别深的经济萎缩期，使衰退期持续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现复苏，而且其复苏过程还将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有可能最先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中国经济较早回升将影响世界经济较早走出衰退。

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和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长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长为9％。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数国家进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降明显。

不过，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3月份增长30.3％)，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开始表现出来，投资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农村方面增长特别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至少在下半年发挥出来，使gdp增长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这表明，中国的社会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状态。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进口下降30.9％，顺差同比增加209亿美元。可以看出，与世界经济衰退同步，cpi、ppi双双下降，进出口下降极为明显，中国经济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外媒体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论。国外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能否保持消费，私人部门是否开始投资是经济是否开始获得前进动力的两个关键，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10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但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显地显示其效果，或许带来至少两个季度的投资增长势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能持续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国gdp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占较大比重，甚至超过30％，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许多评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衰退，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压力大。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上升的大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帮助中国走上健康之路，人们评估，中国经济现时遇到的问题是，主要来自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冲击，导致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从而使经济结构性矛盾凸现。政府推出一揽子的刺激经济计划，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信心的。国务院4月15日常务会议下达了第三批中央投资，认为目前有30％的计划投资进入了经济，其余70％的投入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年中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7、8月时，国家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形式下，人们已注意到经济增长有“过热”的倾向。因而国家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长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曾成为关注的重心，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许多人热烈议论的是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泡沫”。那个时候，许多人还认为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等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会保持在高位运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引发，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最初，人们还认为危机会控制在金融领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机不断扩展，并使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物价形势完全逆转。2009年的形势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成为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力争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变动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以来，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来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在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全部经济的10％，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的贫穷国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乡村人口从1949年的90％左右下降为82％。1978年工业产值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为2,411亿元，占56.9％，轻工业为1,826亿元，占43.1％。中国不仅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外国的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发展之后也仅占同期世界贸易额的0.78％。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从20世纪b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在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资源效率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从80年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逐渐形成，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间，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显示出发展的活力，已有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不断的发展、提升、扩展，国民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迅速转化。中国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当时提出“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重提，计划在1980年以前完成第一步，并在20世纪内完成第二步。实际上，1978年时，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具体化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这20年又分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000年中国gdp达到89,403.6亿元，按不变价格，比得1978年增长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国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别为18％、49.2％和32.8％，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分别从70.5％、18.3％和13％转变为49.8％、23.5％和26.7％。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1990年为1，155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000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4％，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3.9％，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联系的，在这一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经济才有条件，也必然与世界经济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是在与世界经济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发生、演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也受世界经济变动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21世纪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在感受外来经济震荡的巨大影响，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已实际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在90年代后期发展为“世界工厂”，与东亚、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各地区、国家结成了程度不同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贸易连接的某种经济关系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1世纪以来更获飞速发展，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几年来，对外贸易以两位数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很明显，世界经济的兴衰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变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关注的是抑制经济的“过热”，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出口结构的转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对外贸易局势剧变，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干预措施。而这种情况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内将会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才可能达到60％以上，使城镇人口达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讲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而且，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演变中进行，在与世界经济总体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世界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这个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不过，中国完成现代化第三步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在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建设所需资金，建设资金主要靠来自农业的积累以及中国工业自身的初步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除了靠自身积累以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引进外资，设立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将越来越多的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积累资金的来源。也由于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吸收了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流通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得以顺利开始新的不断的调整。“中国制造”、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格局被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国是主要消费国、中国是工厂、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更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国外汇储备1,65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以上。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万亿元，目前该余额在20万亿以上。中国已不再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用已积累的资金用于创造国内需求，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5万亿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1万亿为汶川地震重点灾区重建；0.4万亿为民生工程；0.37万亿为农村民生工程；0.37万亿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改造；0.21万亿进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0.15万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国家还扩大财政9,500亿元，新增贷款5,000亿元，以促进企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用于促进就业，投入1,461亿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央计划3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投入2,93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基金，投入7,161亿元用于“三农”建设。中国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拿出巨额资金刺激国内需求，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剧缩减的情况下，用加快国内建设、创造国内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一季度及中国经济今后走势的评估虽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受到冲击，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2009年下半年将率先复苏等观点是大体上符合现实的，或很可能是会得到验证的。在这里，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继续发展的足够的空间。第一，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西部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构成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4.5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引发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在中国可以由内部需求弥补。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部分是把原计划将来做的事提前拿到当前来做。这可以保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有用于关于医保、社保的改革部分，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改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在现仍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上更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包含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容，包括不断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大空间。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

世界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对中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结构看似稳固，实则蕴藏着很多矛盾：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经济衰落与美元一家独大形成矛盾，造成国际货币体系混乱；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体，造成全球贸易失衡，全球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美国，其他几个国家长期盈余；中国和金砖国家经济大幅度增长，但没有权力，造成权力结构失衡；美国欠下很多外债，只能吸引国际货币进入，导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中国成为最大债权国。这些矛盾导致美国次货危机爆发，并波及到世界各地，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制约。

21世纪初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产业转移息息相关，但转移过程却受到阻碍。从贸易方面来讲，中国和世界经济严重互相依赖。可以说，中国对贸易依存度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大国。从增量来讲，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已经超过美国。目前，中国只是全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主要表现为内部失衡、外贸失衡和金融失衡。这三个方面的失衡，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经济增长都不可持续，因此必须进行经济转型。

世界经济结构制约我国经济转型

首先，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就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并不由我们自主选择。其次，发达国家掌握着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对国家金融体系及国际贸易体系的控制力，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它们希望维持目前这个体系。中国经济要转型，就会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和制约。最后，全球产业转移遇阻，中国无法将产业顺利转移出去。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出现变化：美国开始再工业化，海外投资回流；美国储蓄投资率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有了话语权；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提出。这些变化都是积极的，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并不足以改变世界经济结构。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8

然而，在会计方面，20世纪却也留下了一些值得会计界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及一些很值得深切反省的历史教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记取历史教训，方能端正未来会计发展的历史航向，为21世纪会计的发展扫清障碍。同时，站在历史的基点之上，也须认真审视世纪之交会计环境的变化，分析与预测新世纪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以明确新世纪会计改革的历史使命。

一

百年往事并非过眼烟云，它经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对会计世界发展变化的认识方面，人类的会计思想通常滞后于会计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会产生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思想认识方面所出现的偏差，会造成会计工作与会计问题研究方面的限性；而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又自然而然会在会计工作与会计问题研究方面产生失误，最终必然形成为一种必须认真加以反思的历史教训。

（一）关于财计组织构建与运行中的"官场病"问题

历史地考察，官僚组织体制在企业中长期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包括这种组织体制中的财计部门在内，在企业经济管理中也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同政府组织机构中所出现的问题一样，企业的官僚组织体制又确实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患发"官场病"，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官场病"的危害越来越大，它已严重约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阻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及至严重影响到企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与效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通过企业管理组织体制改革及财计组织改革，在克服官僚主义病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20世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官场病"问题，也未能在主要方面消除"官僚主义"对财计组织的不良影响。具体讲，（1）在正确处理集权与民主、集中与分散关系方面，错位现象依然严重；（2）在企业上层组织机构中，真正以具有现代管理能力的专家、专家集团取代企业中身兼数职的财阀；（3）在解决大型企业上层的以集体领导取代过度集权的个人独断专行问题方面，还需要经历一个艰巨的深化企业组织体制改革的过程；（4）当可何将"受托责任"的管理精神充分体现在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建设方面，在责任中心、责任层次与责任环节之间形成系统的经济控制关系，尚需进一步调整与改革原有组织布局；（5）在财务、会计组织改革方面，尚须解决决策行为控制系统、决策速度、决策准确性及提高决策成效问题；（6）在企业财计组织进一步改革问题，尚须考虑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系统协调一致的问题等。

（二）关于企业财计组织工作行为准则建设问题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在认识到市场经济建设是以市场为中心运作的经济这一实性问题的同时，也逐步认识到财务与会计两项工作都是具有深刻社会性意义的工作。为体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根本精神，政府与会计界也正是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有的放矢地从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与财务、会计行为着手，来解决市场经济管理问题的。尽管20世纪已开始将财务会计规范的制订引入系统化建设阶段，并初步解决了由"人治"化管理向"法治"化管理这一根本转变问题，然而，在系统化、法治化管理方面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首先，在处理根本法--相关经济法--财会专业法规这三者之间关系方面尚缺乏深刻认识，在理论上还缺乏一体化安排，因此，不仅在实现由"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的转变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且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显然，这一问题将是未来适应经济全求化要求相应推进会计全球化工作方面的一个障碍。最后，尽管自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建立，在具有国际性意义的会计规范建设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并且它的影响已逐步扩大到80多个国家，然而，从总体上讲，国际性会计规范的制订与执行依然停留在初期阶段，它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对进行会计国际协调所提出的要求，故改变国际会计准则制订与世界统一应用的停滞后状况是进入新世纪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关于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向国际惯例靠拢，确定一国之内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

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已不可逆转，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确定改革方针，切实进行经济与会计改革，以解决本国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问题。然而，必须注意，要端正本国经济与会计改革的航向，其关键在于端正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防止产生负面影响。从主要的方面讲，（1）应当认识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是不平衡的，其中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不平衡；（2）必须明确会计作为一项工作是严格存在国家界线的，客观上国与国之间不仅存在各种差异，而且因所处会计环境的不同会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进行会计国际协调只能建立认真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注重维护与保障本国的经济权益；（3）应当明确，即促进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从宏观方面讲国家依然是经济利益的主体，而从微观上讲，企业依旧是经济利益的主体；（4）应当正确认识国际惯例，所谓会计的国际惯例既不是仅仅体现某一些国家的特点或会计发展的成就，也不是仅仅体现某些国家的会计制度及其政策，而它应当是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交互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被国际经济界与会计界共同确认的、具体体现在会计方面的基本思想、基本规范、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技术与方法。20世纪后半期，无论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在一些力求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均在会计国际协调认识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诸如在会计准则制订方面的照搬现象、会计教材编写方面的西化现象，盲目强调本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现象，以及超前提出实现会计全球化的现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负现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面向新的世纪必须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关于会计教育与会计教育改革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是缩小国与国之间知识差距、经济发展差距，及至会计管理差距的一种国家战略，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已成为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已成为每一个人终身的"脚手架"，而通过教育与再教育所取得的知识则如同人体流动着的血液，因而，教育也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存价值及社会地位。就会计教育而言，尽管会计教育在20世纪已取得显著进展，它也改变了人类以往数千年会计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然而，从大的方面考察，在进入20世纪后半期后，会计教育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形势下已处于停滞状态。（1）会计教育投资相对不足，它还不能适应会计人才更新换代的要求；（2）会计教育采用新技术不足，它已影响到现代会计教育的质量；（3）会计教育计划与课程设置具有一定局限性，会计教育的专业面向狭窄，它已不符合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对综合性较强会计人才培养的要求；（4）会计教育较为严重地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今后急需实现由会计教育课堂化过程向社会化过程的转变；（5）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趋支配下，现代会计教育已成为会计工作者毕生的过程，然而，事实上就大多数国家而言，政府与学校在支持后续教育方面十分不够，对于会计工作者终身教育的投入也十分有限，并且有不少已开展手续教育的国家，其教育进行过程尚处于不规范状态。

（五）关于经济信息与会计信息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当今人们已从两基本方面认识到，一方面信息是每一经济发展时期的生命线，是企业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要素，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知识会发生丧失，信息也会产生失真与失灵。并且由于这种信息的失真与失灵现象是世界性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人们面对这种现象既不应惊慌失措，也不能一般性对待，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既从当前，也人长远解决这一问题，以防止因信息失真与失灵带来整个市场经济的失录与失控。就会计信息失真与失灵而言，20世纪之所以依然严重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1）经济法律制度不健全与执行不力，或无法可依，或有法却缺乏威慑力度，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过各中"人治"凌架于"法治"之上；（2）经济体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的国家，极易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方面产生漏洞，最终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与失灵；（3）社会经济监督体系健全或监督配合不力。对财务会计信息的管理与控制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客观上需要实行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密切配合、协调一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建立与健全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形成科学的内部控制组织制度，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健全包括财政、税务、审计及证券机构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可以讲，在20世纪大多数国家尚未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故在这方面还存在着相当艰巨的改革任务。

（六）针对举世发起的绿色革命与世界性的绿色回归运动进行反省，20世纪会计工作失控与会计研究工作不力方面应当进行检讨的问题

20世纪经济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危机，最为严重的便是生态环境危机，它日趋严重的后果将是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乃至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已采取部分措施力求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人们未能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及在经济发展实践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故生态环境危机依然越来越重。从会计方面加以反思，尽管有有关生态环境危机方面的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不以这一职业群体的意志为转移，不少关键性问题也不是它所进行的管理工作可以单独加以检讨的问题（1）人口失控中的会计责任。在成本控制方面，涉及对活劳动消耗的控制，会计界未能始终坚持"尽可能节约劳动时间"的基本准则及在成本计量中未能坚持"必要的活劳动消耗"控制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本失控问题，而任何一个企业也未能完全解决好优化劳动组合与优化管理组合这一根本性问题。（2）能源与资源消耗失控中的会计责任。与上述原理相同，在成本中的物化劳动构成方面也普遍存在着失控问题，在这方面会计界应负有一定责任。（3）在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责任。当今，面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人们从中悟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污染对其他人有不利影响，污染者一般不必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即使对环境危害造成损失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软弱的、不可补偿性的，它在成本控制方面几乎无法得到体现。会计研究人员尚未能从企业与社会相关联的重要方面寻到建"绿色会计理论"的支点，也未能解决"环境成本控制中处于被动状态。故应当讲会计界在这方面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4）客观上会计控制是实现与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面，这个高尚的职业群体也是未来"实行双重战备，实现发展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解决发展与环境的同一性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性方面。然而，在20世纪，国际经济界与会计界却缺乏一致的行动，因而，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未能在协调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一性关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见，为担负起"环境成本"控制责任，国际会计界应当组织、有纲领地采取一致行动，拓宽会计控制的范围，改变会计控制的历史局限性。

二

当然，百年回首在需要审视与反思的一些大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故要解决这些问题便须得从总体上加以分析研究。一方面应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起来进行会析，、总结，以提示共历史运行规律，让历史的光辉照向未来。另一方面又须针对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会计环境变化，对未来会计发展的基本态势作出分析、预测，让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会计问题研究融会贯通，以据此切实作出新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规划，让国际会计界从历史起向未来。

（一）走向宏观经济世界--21世纪会计全球化发展态势展望

自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便开始了经济全球华的历史进程，到19世纪末便形成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而自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以及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便出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从而打破了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由于20世纪后期信笺与知识经济出现，专家们认为旧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知识经济化了的全球社会"，新的经济全球化将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向前发展。

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支配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总体上已实现了由民族史向世界史发展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又在20世纪突破了经济发展界域，使全球化扩展到其他方面。如就文化发展而言，"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转向信息文化"，"文化主体正从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再如政治上已逐步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与霸权主义的模式，而在"多元化"并存状态下，将世界引向和平与发展。从经济方面讲，20世纪也已在基本的方面实现了由民族经济向世界化经济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在世纪之交处在更加迅速的进展之中。从发展趋势考察，21世纪世界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将是在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支配之下进行的，而且这种一体化或曰全球化又将是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与世界性文化发生撞击为基点进行的。而无论如何未来在信息与知识经济发展推动之下的"知识经济化了的全球社会"，都地强有力地改变着未来的会计世界，而这种改变首先又集中体现在适应"全球化"发展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方面，它促进新世纪会计的发展迅速向宏观经济世界推进，其发展方面在于：（1）依据会计控制的历史空间必然与经济扩展的历史空间相一致的运行规律，在21世纪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会计的发展将必然要体现"以大制大"的管理战略，相应地，逐步地拓宽其控制领域，并通过建立健全宏购会计控制体系，使会计的发展向全球化推进；（2）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国际化格局逐步形成的情况下，专家们不仅已有了建立世界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而且已从多方面考虑如何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社会"来解决全球性经济管理的问题。固然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在"经济国际化趋势与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同步演化的情况下，有关建立"全球社会"的构想尚属一种超前性的思想与行为，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解决全球性经济控制问题确实已迫在眉睫，故当今类似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性组织应切实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应着手解决筹建一种具有代表性及权威性作用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并在其组织系统中确定会计、审计管理部门的组织地。从国际会计界方面讲，也应当相应考虑构建国际会计控制体系的问题，以在宏观方面实现对全球化经济的基本控制。

（二）建立健全"绿色会计"控制体系--21世纪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最重要使命

当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突破国家界域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早已超过国家界限，因而，欲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便必须全球采取一致的行动。当今，人类所感受到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未来，人们深感忧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与他的同事罗姆班德在题为《21世纪我们必须谈判解决的问题》一文中官道："人类能够度过21世纪吗？"提出这样惊世震俗的问题，意味着下世纪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界在下世纪肩负着重要使命。（1）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下世纪制订一种适合于全球的衡量环境状况的指标体系，其中又建议围绕着对环境质量的监督建立包括多种指标在内的"信息框架"，而建立"信息框架"，实理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便落在会计界的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中，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2）针对21世纪生态环境控制，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还提出建立"绿色GNP"的切实设想，有鉴于这种构想所设定的目标在于把"与自然资源损耗和污染成的环境有关的成本从GNP"便成为会计工作者与统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3)由于建立有效的环境体现制改革与财务、会计组织体制的改革都应服从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要求；（4）除以往已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之类的文件外，还须围绕生态环境管理建立不同的管理规范，诸如国际生态环境控制专门准则、生态环境保护公共道德准则，以及建立适合未来宏观会计管理与微观会计管理两方面要求的特别环境会计准则等。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1篇10

世界金融一体化的积极影响主要有：

1.促进了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提高了世界生产发展水平。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之下，全球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全球跨国公司因此而迅速发展和壮大。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跨国公司数从1986年的12000家增至1995年的39000家，国外分支机构从11万家增至27万家，分别增长了225%和145%。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个国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日益融合，形成相互依赖的态势，全球的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理流动，生产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了世界生产水平。

2.推动了国际投资的发展，促进了一些新兴市场的迅速兴起。今天，由于可以便利地进行国际间资金的划拨和结算，从而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金融市场一体化也使一国的资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围内调配，闲置的资金可以转变为盈利的资本，使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储蓄和资金的积累。这就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为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收入创造了机会。当今世界上许多战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起飞，离不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甚至，金融一体化也为开发一些投资巨大的工程项目提供了便利条件，如英吉利海底隧道工程得以实施和国际范围内的资金筹集渠道是分不开的。

3.促进了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资金的流通效率，有利于降低筹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金融一体化也推动了金融商品的开发，各种衍生商品大量出现，并传递到世界各个市场，甚至金融创新还成了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此，世界各国投资者和筹资者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组合，不但获取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风险。

4.促进了世界各国金融体制的合作、调整和改革。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各国金融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都要求增大金融管理体制的透明度和灵活性，因而世界各国都重视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西方七国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财长会议，就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磋商和协调。尤其在今天，世界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也不得不对金融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

市场是一把双刃剑，世界金融一体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其消极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而深远。

第一，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目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为发展本国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相改善投资环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资金的争夺，从而导致巨额的游资在全球频繁流动。随着金融衍生商品的大幅度发展，据估计目前金融衍生商品多达1200种[5]，金融机构竞争日趋白热化，金融机构经营品种日趋多样化，银行外业务迅速膨胀，也导致了全球金融业务的膨胀。于是，整个金融领域越来越脆弱，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一点问题，即造成一国、地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如一位投机者的违规操作，竟然使一家拥有200多年历史的银行破产。而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竟然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美元危机。

第二，为世界范围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加大了金融市场的监管难度。由于金融市场日交易额巨大，而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系统已相当完善，使“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转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而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滞后，为市场中留下了丰富的投机空间。90年代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频频出现，而且频率不断加快：巴林银行事件、墨西哥金融危机、大和银行丑闻、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1997年7月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连续出现。可以想见，市场投机活动频频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本次金融危机，是由于投机活动引起的。马哈蒂尔的话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却也反应了国际金融市场投机盛行的事实。

第三，使国际金融业发展更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了业已严重的南北差距。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剥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马克思为此做了精辟的分析，祖籍波兰的美国经济学家保尔·巴兰也为此作过描述：“处于顶峰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剥削所有处在下层的国家，同样，处于任何一定级别的国家又剥削处在它下面的国家，直至我们达到最低一层没有可供剥削的国家为止”[6]。同样，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而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为在当前世界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数以万计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绝大多数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通过本国的银团和财团的资本渗透，能相当便利地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规模的商业性贷款又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对他们的依附性不断地加大，因而南北差距扩大也就难免了。据世界银行报告，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穷国家的30倍。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为60倍。

第四，使一国很难坚持自主的经济政策，为一国的经济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这首先表现在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削弱，如由于“溢出和溢入效应”的作用，干扰和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一国希望通过货币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结果由于其他国货币的同时贬值而削弱了效果。其次从贸易政策看，一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他们通过向所在国的投资来避开该国的贸易壁垒，从而使这一政策形同虚设。另外，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效益也影响了一国经济政策的执行。在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国希望保持独立的经济政策，发展本民族经济而不受世界经济的冲击，也就越来越难了。

四、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存在的问题及其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世界金融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已相当严重。1992年，国际超级投机者－－美国人绍罗什投入巨资与英镑较量，1992年9月短短的一个月里赚了15亿美元，打破世界记录[7]。但是英国政府为防止英镑贬值的努力受到了严重损害，最后不得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1997年，他又用数十亿美元的力量，加入市场投机泰铢，泰国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因而，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当资本的国际化程度已达到全球外汇市场一天的贸易额是工业发达国家官方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倍时，国家经济或民族经济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也提出了许多尚待解决的新问题。

问题之一，南北差距扩大阻碍了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步伐。为在全球范围内一致对金融领域进行合理管理，对金融资源合理分配，这不仅要求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更要求彼此应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在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富国和穷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是极不平衡的，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体现更为明显：发达国家的银团和财团通过资本渗透，相当便利地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此，不迅速解决南北差距，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世界范围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也会增加。

问题之二，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为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在金融一体化之下，本来就实力雄厚的发达工业国的银团和财团，能够更多地筹措发展资金，再通过资本渗透，可以相当便利地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达国家经济为了在世界市场扩张，已不断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资金有限、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也非常欢迎发达国家来投资，甚至为了加大引资力度，导致了本国资产的流失。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95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增加了40%，达到315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1996年，则达到34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外资持股比例过大甚至完全被外资兼并的企业。发达国家不但通过投资控制发展中国家，而且向发展中国家借入的大量商业贷款也使它们陷入债务的深渊。目前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超过1.7万亿美元，单是每年还款支付的利息就已相当可观。照此下去，世界金融一体化越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越大。

问题之三，金融监管的不完善加剧了金融风险。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交易相当的便利，一笔数额达数亿美元的交易可在几秒钟内完成。而大量金融衍生商品的出现，使当前金融监管难度不断加大，但仔细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当前全球金融监管非常的不完善。一家拥有200年历史的银行，竟然可以让一位交易员里森从事期货投机时，集业务和监督于一身；而日本大和银行长期非法交易美国国债，导致了110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直至1995年11月才东窗事发。正由于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为市场留下丰富的投机空间，才导致投机盛行，，使世界金融领域日趋脆弱，反过来又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其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待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时，应渐进式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宏观经济环境不很成熟，经济对金融动荡的吸收能力和承受能力还很脆弱，一般处于改革开放、体制转轨、结构调整期，国内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刚刚起步。因此，在加快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世界银行1997年9月11日发表报告也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金融体系存在下列通病：银行资产质量亟待加强，对不动产融资增加过快，借贷双方关系缺乏透明度[8]。基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切实加速金融改革，加强对本国银行业的管理，消除业已存在的隐患。

启示之二，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合作，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投机，基本上是一种“零和游戏”。就连此次在泰国金融领域投机得手的绍罗什本人也指出：由于投机而得到的收益，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从他人的手里集中到自己手里而已，社会不仅没有增加任何财富，而且会在交易过程中浪费许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会严重影响甚至摧毁一种本来可能合理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首先，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差距，发展经济，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提高金融市场的承受能力。其次，可考虑在世界范围设立一个监管各国中央银行的机构，制订统一规范而且适合于世界利益的法规体系，以对世界金融领域进行有效监管。其三，区域性金融监管合作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中东欧银行监管官员集团、阿拉伯国家银行业监管员集团等，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对于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不但要加强调查与研究，更重要的是应该制订统一规范的、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规体系进行监管。其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早期金融警报系统，并建立一种能迅速缓解金融危机的系统。

启示之三，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反投机的机制。目前，世界金融领域对日益猖獗的投机活动束手无策，而市场中的漏洞又促使投机活动不断。本次泰国金融危机，泰国政府没有及时抵制国际投机商对泰铢的炒卖，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也反应了市场反投机机制的匮乏。如今全球外汇交易额如此巨大，如果不迅速建立一种反投机机制，就可能如绍罗什所说：“下次金融危机肯定还会到来，问题只是什么时候”[9]。当然，怎样扩大反投机力量，对全球外汇交易进行有效的监管，是摆在世界金融领域的难题。

启示之四，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之下，我国应该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积极利用世界金融一体化为我们带来的机遇。但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政府手中，一定要适合中国国情和改革进程，不要在各项措施准备不足、条件不具备时加入WTO或承诺开放汇率、利率和实行资本自由化。香港的回归，为我们利用国际金融市场、适应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场所。同时，我们也应对金融风险有深刻的认识，因为香港市场直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受到金融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还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金融市场制造混乱。因此，如何对国际性金融危机进行防范，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加速培养适应国际金融监管的人才，提高监管水平，迅速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进一步发展中国金融业，并为世界金融一体化做出贡献。

注释：

[1][3][9]《国际经贸消息》,1997年10月6日；1997年7月1日；1997年10月6日。

[2]高连和、崔金辉:《试论国际金融自由化问题》,《世界经济文汇》,1997年第3期。

[4]钱荣方方土:《国际金融》,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5]魏健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临的三大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4期。

[6]唐庆华:《如何投资---华尔街理财实践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11

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动因，最根本在于改革开放的实行，同时也归功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宏观经济的调整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正是这些，才使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1.改革开放的实行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即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同时也推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具体表现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应有的作用，实现双赢；毫不夸张地说：外贸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在执行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做出了许多贡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正因为如此，中国便能够充分利用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态势的扩张，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这样，中国便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实现“双赢”局面。

2.经济体制的转变

这次经济体制的转变是指1978—1992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慢慢尝试着引入一点市场机制。正如邓小平指出：“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此外，还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具体表现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93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3.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具体表现为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政策，及以产业政策心的供给政策。这种调整的思路是要尽快扭转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基础背离的趋势，让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反映市场化的微观基础，确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1978年实行改革至今，短短28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飞速稳定增长为世人所共睹。中国经济今后要继续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持续稳定增长，就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在经济危机下，内需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4.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关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原因是合理优化产业结构。在农业结构中，使农业结构产业化，并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新农村建设；在工业结构中，对不合理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及产品结构进行调整重点解决短线产业供给不足，基础产业仍然薄弱的问题，将重点放在解决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瓶颈”制约的能源与原材料发展上，加大力度减少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现象，提高投资效益。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施品牌战略；以及对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趋严重。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都是稳步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他国家都进入了经济低迷时期，仅有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仍将会是增长的，并且在新的方向延伸。

1.经济转型

（1）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突出，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末端治理经济范式逐渐为循环经济范式所代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迟早要由“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换。当前全球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就是以此为标准，由纯粹的产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成为新一轮革命的契机。

（2）宏观经济形势

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基本判断，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回落，但是仍然将保持平稳且较快的发展。得出该基本判断的主要理由有四：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使我国经济被迫有个缓冲期；从经济周期和经济三大构成来讲，经济存在继续下滑的可能，但是恢复时间相对其他国家较短；从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看，经济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不大，在原有基础上稍有轻微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同时政府也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市场会趋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也会持续增长。

（3）微观经济形势

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流通货币。将来世界最大流通货币应该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分天下；“新地主”将在中国出现。如果土地流转得到大力提倡，中国农村将出现“新地主”阶级或可称之为“庄园经济”；房地产业拖累其其他行业，房地产萧条影响最大的是银行，即使中国的银行不会出现“倒闭”，但当银行无法回收巨额的房贷时，势必要克扣、挤压其他产业的贷款额度。而其他同样对银行贷款依存度极高的产业、行业，如加工制造业、外贸出口等，在无法及时取得贷款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了。他们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房地产业的拖累。

（4）资本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际资本、知识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都获得快速增长，自然资本损失则大幅度下降，因此总资本达到世界上相当之高的水平。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有持续高增长。因为中国不只是某一类资本、而是五大资本同步增长。支撑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来源则是五大资本的加速积累。中国已进入了自我维持、自我投资、自我推动的良性增长轨道。除非国际国内出现突发性重大事件，这个进程会自己维持下去，经济增长与广义资本形成互动，即经济增长越快，广义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就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2.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影响

（1）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然而只有中国保持着高速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4年，中国GDP平均增长为9.4%，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1980-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1%，仅次于美国的29%。因此，史蒂芬?罗奇高度评价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虽然总量占全球的4%左右，但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高达17.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出口贸易增长促进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来自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9-2004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长对国际商品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8.4%，远远大于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有率；美国的贡献率为18.4%。世界贸易组织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商品贸易和第九大服务贸易国。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确实很快。中国的国内进口需求十分旺盛,这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

（2）中国经济对世界政治秩序的影响

世界经济体制范文篇12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