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1篇1

关键词:中西方;财务管理;比较;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F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167-02

1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关于企业财务本质、经济核算的实质、客观依据、考核指标体系、国民经济核算和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资金理论、成本理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从以下方面入手,并取得了了很大成就:

(1)对财务本质的继续讨论,提出财务本质“价值分配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

(2)关于财务的职能,提出财务的两种职能、三种职能、四种职能、六种职能等观点。

(3)关于财务调控机制。

(4)关于财务的主体。提出作为企业财务主体的,应当是企业本身。

(5)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

(6)关于财务管理假设。

(7)从产权角度对财务管理的研究。

(8)关于宏观财务或国家财务,即将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与作为社会管理者所具有的不同经济权利及责任的学说。

(9)关于财务理论体系,即讨论财务理论体系的构成。

(10)关于预算管理。

2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前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有效市场理论。说明的是金融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即证券价格能否有效地反映全部的相关信息。

(2)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这一理论给出了关于证券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办法。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理论用于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价值的评估。

(4)套利定价理论。该理论提出了一种比资产定价模型理论更为通用的定价学说和方法,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将资产的定价从单一因素模型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型,这样就更好地适合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5)资本结构理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负债所带来的节税利益,而节税利益的多少依所得税的高低而定。当节税利益与财务危机成本、成本相互平衡时,便是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6)期权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研究的是期权签出方补偿价格的确定问题。

(7)股利理论。股利理论是关于企业采取怎样的股利发放政策的理论,分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两类论点。

3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这表现在: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主要在市场上)和股利分配,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具有哪些规律,如何去做会更好。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从财务研究的客观环境看,建国以来我国财务研究的重点放在财务关系上。而西方国家财务研究没有过多地关注企业的财务关系,最近美国的会计造假,冲击了关国的经济,这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其制度建设的重新审视。当前西方经济学,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类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的主要是其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很少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这与其当前的财务理论研究是一致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初的经济学说,主要论述的则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

从财务活动的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的经济制度处于变动和建设之中,经济活动不稳定且无序,这使我国的财务理论研究不可能像西方的研究者那样针对一贯性的财务活动进行研究,这是中、西方财务研究对象和内容存在差异的另一个原因。

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提和惯性来讲,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紧紧结合其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与其经济、金融理论相辅相成,水融;这既是西方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其他任何国家财务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的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首先,我国传统经济理论主要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研究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其次我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很少有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实证的方法,我国财务理论研究则完全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

4未来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探讨的方向

(1)就研究方向而言,当前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关系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应当进行下去,但应有相当部分的力量转移到对财务实务的研究上来,以使我们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更多地结合,更好地指导现实财务活动,发挥解释和预测功能。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重了对财务实务的研究,比如对企业预算的研究即是一例。

(2)就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为什么实证研究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较为可靠的依据之上,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可验证性。应当说,我们并非没有进行财务管理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的量和研究面较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也越来越具备了开展财务实证研究的条件,这种研究方法的大规模推广不应该太迟。

(3)财务管理中加入量化方法。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做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4)加大推行财务预算管理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克服过去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消极依赖心理,要根据多变的市场状况,从企业战略目标出发,进行财务预算管理。财务预算管理通过编制财务预算表来规范和矫正企业的经济行为,把企业内部各部门,生产经营各环节有机联系起来,其目的是以预算求平衡,以平衡求发展,使企业经济行为更科学、更合理,从而实现财务目标。

(5)建议用资本代替资金。资本是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垫支的资金,它从货币资金垫支开始,经过运用、耗费、收入、分配几个阶段又回到原垫支的货币资金形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资金的增值。资本与资金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增值是资本内在的本质要求;而资金只有在成为资本后刁有增值性。其二,资金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产物质的货币表现,其外延过于广泛。

(6)将资金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关于资金,有这样一些定义:“资金是国民经济中物资价值的货币表现”;“资金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资运动的价值形式”等。这两种表述虽略有不同,但以财产物资形态作为资金存在的物质内容这一点是相同的。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知识、人才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着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如果我们这时还把资金概念限于是财产物质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资本作为财务管理客体,就不能包含上述内容。这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现实不符的,也是缺乏解释力的。因此,这里认为,资金的内涵必须进行拓展,我们把资金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在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以专利、专有技术、商誉、商业秘密、人力资本投资入股的现象都能迎刃而解。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变化致使资金范畴扩大,而资金概念理论上的突破又进一步推动财务管理对象的扩大。

(7)风险管理成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筹资还是投资,都必须重视风险管理。在融资方面,筹资渠道是日益增加,其品种将丰富多彩,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将成为主要的筹资渠道。企业财务管理者应首先识别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再对各风险因素进行估计和评价。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例如敏感分析法,盈亏平衡分析法,概率分析法等,确定不同风险的存在,估计风险的大小及今后发展趋势,结合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比较、分析、权衡得失,选择最佳方案,以较小风险取得较大收益,并采取一系列防范、保全、补偿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桂芝,朱洪友.财务管理国际化新动态[J].森林工程,2004,(3).

[2]黄菊波.新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发展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2

我国财政学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依据，今后仍然是财政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数学者同意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观点，它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大家都知道，分配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同生产、交换、消费之间既有区别又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不能孤立地研究分配问题；同时，财政不能涵盖全部分配问题，而财政同其他分配问题也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也不能孤立地研究财政分配问题。有人广义地理解分配，主张以社会总产品为对象研究财政问题，而有人则狭义地理解分配，主张以国家的集中分配或以剩余产品价值为对象研究财政问题。然而，两种主张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都不否认或不忽视财政同其他相关经济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共同的。因而两种不同主张虽在设计财政理论体系时有所不同，但对许多实际问题分析的结论，往往是殊途同归，趋于一致。

应当指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对社会再生产的高度抽象，对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体制都是适用的。因此当前面临新的经济体制研究财政问题时，不能否定或者说仍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一根本的方法论，同时，也不能否定或者说也要继承依据这一方法论所得出的仍然适用于当前现实的研究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学界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理论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足以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然而，继承与发展又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实际，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绝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

2.在新的体制下对“分配”概念要有新的认识

当前，研究财政问题面临的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这是更新财政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因而要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来从新认识“分配”的概念。

马克思在界定分配时，首先是将分配作为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这里的分配是指社会产品的分配，“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从分配与生产的联系上看，分配包括内在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由此可见，对“分配”概念可以狭义理解，也可以广义理解，而广义理解则有资源配置的含义。在英文中配置（disposition）和分配（distribution）是两个词，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可以通用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计划决定一切，区分配置与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配置方式的转变，那么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问题时则要求将两个概念相对加以区分，确立“资源配置”的概念，它专指资源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分配，而分配则专指生产成果的分配，即个人收入的分配。

3.不同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实行直接的物资调拨，由政府规定计划价格，当时财政虽然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基本上是按计划办事，也就是钱跟着物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与市场并行或交叉配置一部分资源，同时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这时政府不再实行指令性计划，价格基本放开，钱跟着物走转为物跟着钱走，资金和收入的分配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发挥导向作用。

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分配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下，GDP分配的起始阶段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要素分配或功能分配，而后才是在要素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我国明确实行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要素分配要求要素收入与要素投入相对称，因而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政府依法保护法人和个人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政府则主要通过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

4.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是计划决定一切，忽视甚至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基础性作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确定政府的职责范围，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段话说明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就是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而需要“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就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干预就更为重要。但是，国家干预并非总是有效的，国家干预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职能越位或政府职能缺位，都是国家干预失效的表现。因此，科学地确定政府的职能以及各级政府的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到位的重要一环，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决定因素。

5.财政概念的一般表述

我国财政学界有不同的界说和不同的观点，自然对财政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即使观点相同的作者对财政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比如，许多人表示赞同“国家分配论”，但对这种界说的基本论点和财政概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不过，有两点似乎可以取得较多数人的认同：一是如果不追溯财政的起源，现代财政是一种国家（确切地说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二是如果广义地理解“分配”，则包括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两重含义。如果同意这两种观点，那么就可以认为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但这个概念没有说明财政的目标或目的，我个人一向认为财政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那么定义就可以扩展为财政是国家（或政府）通过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

6.社会公共需要

由我主编的于1991年出版的《财政学》首次提出“社会公共需要”的论点，关于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以及提出这个论点的依据和用意，在这里再作简要的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所以满足社会需要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应是财政学的核心命题。市场也好，政府也好，财政也好，它们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过去我们认为财政是分配问题，为什么而分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现在我们广义的理解分配，包括资源配置的含义，为什么而配置资源？也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因此，我认为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财政的最终目标和核心命题，是合乎逻辑的，是科学的。但是，财政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它不是满足所有的社会需要。人类社会的需要尽管是五花八门，而从最终需要来看无非是两类需要，一是私人个别需要，二是社会公共需要，或简称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满足私人需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满足公共需要。

提出公共需要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首先是来自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关于个人消费与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区分，他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消费和一般的社会需要改用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来表达更为确切一些。另外，大家对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一词十分熟悉，其实在西方财政学中也使用公共需要（Publicwants）一词，而且并不是把二者看成是对立的。比如，美国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就曾谈到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这种区分，他说：“一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传统区分相适应，在这一概念下，公共部门的规模是以政府所有并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GNP的份额来度量的。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的研究所注意的中心，而且我们所关心的是它跟财政职能有关的方面。另一个概念则以资源利用的决定为转移并以私人需要与公共需要之间的区分为基础。这种区分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这是财政职能的核心。公共需要是那些必须由预算来提供并且使用者可以直接免费得到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部门的规模取决于产出中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份额。”（注：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7.关于公共物品理论

中国的经济学者甚至实际工作者已经十分熟悉公共物品一词并且经常引用，为何不采取拿来主义，又何必标新立异提出一个公共需要一词呢？应当承认，公共物品一词在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一个成熟的用词，而且已经形成系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如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分标准、公共物品均衡模型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对发展和更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和财政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对于如何借鉴，则存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商榷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公共物品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当中的地位。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篇章体系安排看，公共物品理论是属于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效率，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不可能实现帕累托的最优状态，“这种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事例之一发生在存在外在性的时候”（注：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解释外部效果的概念，我们考虑公共物品这一极端例子。”（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中译本第570页。）由此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一词是在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在说明“外部性”时应用的一个概念。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给出“公共物品”以完整的定义，随后在西方财政学中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自从公共物品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财政学之后，支出理论则逐步占据财政学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的内容，而且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财政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物品理论并非财政学整体的基础理论，而应视为财政支出的基础理论。上海财经大学蒋洪等编著的《财政学教程》一书就是将公共物品理论作为财政支出的基础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准确的。

8.关于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

大家都知道，西方财政学名曰“publicFinance”，我国一般直译为公共财政，这种译法含有把公共财政作为财政体系或财政学体系的一种类型的意思。可是后来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又出现一门公共经济学或称公共部门经济学。那么公共经济学是否就是财政学？一般理解公共经济学就是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公共财政理论即公共部门经济学。”（注：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第24页。）我认为简单地把二者划成等号起码是不准确的。如果把公共经济学看成财政学（下面将对这种提法提出疑问），那么也是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的深化和发展，实际上从公共财政到公共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带有历史性的变化。当年恩格斯曾说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了财政学。大家都十分熟悉斯密的经济思想，主张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市场经济，政府少加干预。当时财政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税收理论和公债理论，对财政支出特别是对公共工程只有略加说明，所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财政学命名为公共财政是名符其实的。随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经历了30年代大危机以及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凯恩斯革命”，政府的经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公共财政”越来越不能充分解释当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就是公共财政转向公共经济学的时代背景。至于在理论方面，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福利经济学和随后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是，直到50年代末在马斯格雷夫所著《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才首次引人公共经济学概念，之后冠以公共经济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当然，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在内容上主要是充实和增添了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的支出理论，如公共物品的均衡模型、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成本—效益分析、公共定价，还有社会保障和财政政策等。

看来，西方经济学家共同察觉到“公共财政”这个概念不能令人满意，试图以公共经济学来替代公共财政。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国有些人在文章或讲话中提倡在中国实行公共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提法似乎是把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类型为我国的所谓“吃饭财政”寻求理论依据，殊不知这意味着我们拣起了人家要抛弃的东西，意味着将中国财政和财政学退回到19世纪，也是违悖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的。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以公共经济学代替财政学，为什么不是解释为公共财政或财政学的深化和发展，而是另冠以新的名称，用这个新名称代替财政学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否有令人信服的依据？起码这里给人们带来一些“迷惑”，在我看来连西方经济学家也不认为已经十分成熟了。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有这样一段话：“尽管财政学由来已久，尽管近年来不少理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但许多重要问题仍然处于探讨阶段，更谈不上得到解决了。”（注：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页。）

首先，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共经济学的任务是怎么说的。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1）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2）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3）评价各种政策。从这段论述来看，所谓公共经济学就是政府经济学，但能说公共经济学就是财政学吗？这是“迷惑”之一。第二，既然名曰公共部门经济学，就要界定什么是公共部门。最近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译本第7章标题为公共部门，而实际上讲的是政府。我国近期出版的财政学中，有的也仿效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写法，从界定公共部门开始，有的说“公共部门，就是由政府出资进行经济活动的诸如国防、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福利规划等等经济领域”，有的说“我们把一个社会中属于政府所有，并贯彻执行政府方针政策的经济实体（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的总和称为公共部门”。显而易见，财政部门只是公共部门中的一个部门，而不是公共部门的全部，如果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代替财政学，岂不是张冠李戴！第三，公共经济学的对象问题。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二人曾说，公共部门经济学主要是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我国有的著作认为“西方的公共经济论，是以公共产品为其作用对象的”，而“公共产品论研究的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和消费的整个过程”。（注：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第47、50页。）我认为张馨对公共经济学对象的界定是正确的，因为按公共物品的定义政府部门就是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部门。但问题在于，上面已经指出财政部门不等于全部公共部门，那么公共物品构成公共经济学的对象，是否也可以作为财政学的对象呢？在前面我们提到财政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满足公共需要最后要落实到公共消费上，这就要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可是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门既不生产公共物品也不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从货币形态上为公共部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财政部门是通过本身特有的运行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职能，最终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样看来，以公共经济学替代财政学，也就模糊甚至取消了财政学的特殊对象，最终是取消财政学。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种“迷惑”，说出来向各位同行求解。新晨

依我看来，目前的公共经济学名不符实，它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的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的范围，应还名为财政学。同时，我赞同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这门学科要切实地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深入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各个部门，研究这些部门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这样一门公共部门经济（管理）学，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是财政工作者的必备知识。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所有权交易费用

一、产权在双方著作中的表述

（一）概念出现的形式

马克思虽然并未在其任何著作中对产权做出专门的问题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独立理论。一般的观点是他使用了其他与“产权”类似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产权的含义，这一含义即包含在所有制理论中，因此所有权与产权的含义是相近的，也可以说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就是其产权理论。

相比之下，西方产权学者对于产权的论述具有专门的系统著作，并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属于制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产权理论的起源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而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马克思认为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来研究产权起源的。他们认为，产权就是私有产权，因此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

（三）产权理论的定义

1.产权的分解——财产权利的分解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观点认为，完整的产权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其中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处理权等。从而确定产权的分解是产权理论分析的必要前提。

同样，马克思认为产权的分解即是财产权利的分解方式，即所有权概念是一个融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于一体，并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分解和分离的科学范畴。

比如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提出了土地所有、占有和利用三个概念，并明确指出土地占有和所有是可以分离的，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并不一定是土地的所有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分工，这种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更加彻底。

此外，马克思在对生息资本和利息的论述中，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发生了分离，在对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所具有的委托制的特点，指出股份公司制度中的所有权是所有、、管理三权分离的构造，包含了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克思并不是把私有制或公有制单纯看作是生产资料或产品的归属问题，而是从经济运行过程来考察，把它同企业和生产部门的支配权、交换权、分配权和经营管理权联系在一起，成为产权范围的问题。

马克思对各种权利在所有制关系、方式和特征经整理可见表1所示。

2.一个补充：所有制和所有权

上文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概念范畴中，与产权十分相近的概念就是财产所有权。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与之易混淆的所有制的概念。

尽管在对于财产的分析上，马克思指明财产具有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两种属性，但他指出财产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对物的排它的占有关系。其与所有制的演变关系如表2所示。

所有制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所有制是一个事实，是一种经济存在，反映是人与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一种法律范畴。因此，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所有权的性质——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所有权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

3.产权理论的基础和着眼点

西方的产权理论的着眼点是在对传统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批判性考查中发展起来的。认为资本主义私有的还不够纯粹，主张通过调整和明确地界定产权，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马克思着眼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和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阻碍着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因此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的观点彻底否定了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性市场机制是自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完美无缺、天然合理的传统观点，因此他并不像西方的理论那样是出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是要资本主义制度。

4.产权的定义

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所有权是一种以私人间的排他性来界定的、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并在交易运动中不断增值的财产权。

西方产权理论主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及其结构和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作用和影响。由于西方关于产权的定义大同小异，这里以诺思的定义为例：产权是个人对其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可见，在西方产权理论中，法律形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意味着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5.产权的社会关系界定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4

关键词：反古思潮反古逻辑国势衰微民族复兴

甲午、五四之际，中国弥漫着疑古反古思潮，至今余波不断。为什么要疑古反古？更重要的问题是：反古逻辑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疑古反古？这里的“为什么”有两个维度：一是“因为什么”，二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是对生活的回溯，在生活时间上指向过去，是过去的生活境遇产生了生活困境，并因困境而形成生活问题，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问题”。“为了什么”是对生活的展望，在生活时间上指向未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决生活问题，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解决）什么”。“为什么”实际上是这两个问题的一体化：“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也就是因为问题而展开的行动（事情）的旨归所在。生活问题总是对当下生活的疑问，过去了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它乃是生活的当下展开并呈现为当下的生活境遇。因此，无论“因为什么”还是“为了什么”，发问者总是处身于当下的生活境遇之中并由此而得以发问。那么，反古者们究竟“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反古呢？这就需要回溯使反古思潮得以涌现的生活境遇。

这个生活境遇不是别的，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境遇。这个话题看起来很大，其实非常直截了当。从鸦战开始，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可以说屡战屡败，而这种失败在甲午战争中达到极致。作为天朝帝国的中国沦落了，成为列强欺凌的对象。国运衰微并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当然不甘沦落，而是发奋图强，复兴中华。

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必须追问失败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精英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文化，构造了反古逻辑，从而疑古反古，形成反古思潮。

人们对败因的追问，一定会采取某种分析逻辑。本文在分析清季民初的时人使用的分析逻辑以前，需要简单澄清几组概念。

第一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今天经常使用而不知其究竟的一组概念，是指社会的三个方面。这组概念蕴含了一套对社会的分析框架，社会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归于这三个方面（当然，其内部还可细分）。

第二组：物质与文质。人们逐渐遗忘了，在使用上一组概念以前，清季民初的学者经常使用的是物质与文质这一组概念，用以分析社会。这组概念相当于今天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第一组的三分法不同，此组采用二分法，但这两组之间却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物质相当于经济；文质相当于政治和文化。

第三组：器物与典章制度。回溯到鸦战之后甲午战争之前，人们表达物质、经济的含义时，常用的是器技、长技、器物，等等；表达政治、文化或文质的含义时，主要使用的是典章制度、法度，等等。

虽然三组概念之间有模糊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相当于”决不是“等同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技后来演变为科技。三分法中，虽然科技不是独立的，但科技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三组概念之间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逐步接受过程。第三组概念，是中国文化自行形成的。第一组概念完全来自于西方。这些概念的使用，各自都大有讲究。每组概念背后都蕴含着一套观念，都是各自文化系统的表现。[2]

鸦片战争后，人们首先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器技落后。鸦战以前，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当然失败过，虽然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失败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武器落后。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与以往的一切战争都不一样。中国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和英国的坚船利炮，两相对照，优劣胜败，一目了然。这种差距，只需一次鸦片战争就可以明确无误地检验出来，眼可观耳可闻，根本不可能容许任何辩解。

发现了器技落后，魏源应势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思路。第一，一个“师”字表明了当时中国人的开明、谦虚和进取态度。第二，一个“夷”字说明了中国人尽管战败，仍然保持原有的夷夏之辨的自尊和自信，认为自己是夏，西方是夷。第三，“师夷”构成了一种新的意味。中国人尽管自信，但是并不自封自闭，能够不耻下问而师夷。第四，“长技”说明中国输在物质文明上，这一点找准了中国失败之关键。对于这一点，直到今天的中国也还是走在这个思路上，[3]包括以后的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疑古、反古和改革，以及今天的政治改革，在根本上都要回到长技上来。第五，一个“制”字也意味深长。历史上汉族几多被异族打败，但最终都反过来战胜了其他民族，并让这些民族归化。因此，“制”字就有一种豪气。大清帝国难道就被一次鸦片战争摧毁了吗？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砥砺豪迈之气象。

接下来，平服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中兴，尤其是洋务运动，的确显示了清廷的积极努力。

但是，这种承认器技（经济）落后而保持典章制度自信心，也即保持政治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情况，在甲午战争之后陡转直下。甲午战败给中国以真正沉重的打击，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正是甲午战败才真正促就了中国整体转向。甲午之后的历史，可以说是甲午战败的展开。只有理解了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甲午之后的中国历史。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说到“改革起源”，梁启超又说：“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4]

甲午之后，人们重新反思：为什么发展了几十年的科技，却如此不堪一击呢？

国人继续向处于强势的敌人寻求成功秘诀。在西方的典章制度中，中国人很快发现了一样东西：民主政治。人们认为，科技的落后只是失败的表面的、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政治上。中国不仅缺乏先进的科技，更缺乏支撑科技发展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仅有利于发展科技，还有利于发挥民智，聚集民力，富国富民强兵。借助西方民主政治，精英们反观自己，用西方的政治观念重新解释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治，对专制政治持否定态度，并在语体色彩上赋予“专制”以贬义，赋予“民主”以褒义。

至此，某些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认为西方科技发达，是因为其政治制度优越。甲午战争之后的初期，精英们主要使用物质和文质这组概念来分析问题。这些精英们认为，西方的物质发达，而且文质发达。并且，精英们认为二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正是文质发达支撑起了物质发达。我们知道，因果关系的因为A，所以B，表达的是由A必然导致B的必然关系：有因必有果。

如果承认物质和文质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若由因推果，则可以推出文质之强弱导致物质之强弱。西方文质强，所以西方物质强；中国文质弱，所以中国物质弱。若由果溯因，则可以得出物质之强弱乃因为文质之强弱。[5]中国之物质弱，乃因为文质弱；西方之物质强，乃因为文质强。是故，文质与物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构成物质与文质的果因关系，并形成文质与物质的一一对应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基于物质和文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导致两种决定论。第一是文质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社会的一切都受文质决定，因文质之流变而流变。如果是这样，一切罪责都责无旁贷地归咎于文质。但是，文质决定论并不能坚持自身。它马上转换成另一种决定论——物质决定论。为什么呢？文质决定论必然面对这么一个追问：由什么标准来裁判文质之优劣呢？我们知道，人们至今没有找出裁判文化（或文质）的优劣的有效的客观标准，如果以文质裁判文质则会导致自己裁判自己而是非莫定。既然文质自己不能提供客观标准，标准马上推出文质，裁判权就不得不让给物质。而物质优劣之标准完全能够靠物质效用自行裁判，战争之胜败就是直接的不可质疑的标准。所以，裁判标准一定归结为以物质为标准。物质或者武器就成为“最后的断语”。[6]因为中国物质弱，所以中国文质弱。在中国当时的处境下，若还要认为自己的文质优越，马上就可能遭到这样的质问：你说中国文质优越，为什么老是败给西方呢？甚至可能遭到这样的质问：你这种文质优越有什么“用”呢？所以，若把物质与文质作因果关联，结果只能导致从承认物质失败到承认文质失败。是故，无论哪个决定论出发，最终都会推论出：中国文质虚弱。

若按照物质和文质这个分析框架，上述逻辑没有半点问题。但是，这个框架对物质尚可，对文质就粗略了，因为中国人把民主政治从文质中独立出来，从而使文质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和文化，物质则转换成经济。于是，社会内部就从文质和物质的二分关系转变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关系。

当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分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此，追问的事实前提是中国国势衰微，在经济（或器技）上失败了，而这个事实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追问的逻辑与追问物质和文质的关系一样。所以，这里的追问是乃是根据事实，由果溯因。由果溯因，国人认为中国虽然败在经济，但原因并不在于经济，而在于典章制度。“典章制度”这一词语，很快被西来的术语“政治”（实际指的是政治制度）所替代。部分精英认为，是西方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支撑了西方之经济。于是，败因被追问到了政治。但事情肯定不能到此结束，下一个问题马上前来逼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民主制度而中国却无？精英们答案是：因为西方有一套严整的学术体系，并且这套学术体系以哲学（philosophy）为核心。于是，对中国失败的原因就追踪到了文化。

当用因果关系分析经济、政治、文化之关系时，三者之间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因果链。这个因果链有三环：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文化。这三环构成一个单向循环，其中任何一方的强弱胜负都会导致另外两方的强弱胜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如下追问非常简单地获得。前提：西方经济强大。追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强大？答曰：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优越。再追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政治制度？答曰：因为西方文化优越，有一套严密完整的学术体系。结论：西方经济强大是因为西方文化优越——经济与文化立刻建立起因果关系。

如果三者的因果关系是循环的圆环，没有确定的起点，则仍然没有办法寻找确定性，从而无法裁判是非优劣，但现实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关系不是圆环，而是有始有终的链条。在这个因果链中，逻辑起点是有的，它不是假设，没有虚构的成分，而是一个事实起点，即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经济并不完全代表、更不等于国势，这里不作分辨。）这个事实就是精英们推论的前提。由这个前提溯因，就一定会推论出中国的政治落后和文化落后。推论的终点是文化，没有继续追究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反而仅仅成为一个中间环节。虽然政治也应对中国的失败负责任，但是不知是政治家为政治开脱还是反古精英们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政治，反正结果是政治很轻便地找到了挡箭牌，认为文化在自己身后起根本的作用，[7]把文化作为抨击的靶子。在这个因果链中，政治一定可能，而且应该、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否则这种反思反而是不彻底的。政治为自己辩护说：政治不过是舞台，文化是幕后指挥，是导演；政治是身躯，文化才是灵魂。只要设定三者的因果关系，就必定而且只能走到这一步：文化是逻辑的终结者。

在这种追问中，看似文化处于最崇高的地位，可以决定一切，文化的优劣可以决定政治的优劣和经济的强弱，但是，同文质决定论向物质决定论的转换逻辑一样，这种所谓的文化决定论的本质一定是对文化的最彻底的贬低，最终陷入经济决定论。道理很简单：判断文化优劣的标准何在？既然至今为止文化不能提供可以自行裁判自身优劣的客观标准，那么，它就不得不让出裁判权，把裁判标准交给政治。政治又能不能提供自行裁判自身的客观标准呢？也不能。因此，裁判权不得不进一步让给经济。经济能否提供自行判断自身优劣的标准呢？能。经济的强弱，完全可以直接判断，直接检验。经济的强弱，可以表现在经济交往的盈亏，还可以表现在战争的胜败，而这些都是经济可以自行检验的，不需要任何外在于经济的东西作标准。因此，如果我们要根据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就只有让经济来裁判政治与文化之优劣，最终陷入经济决定论。经济如何裁判呢？经济强大，则政治和文化优秀；经济衰弱，则政治和文化落后。所以，无论基于二分的物质和文质，还是基于三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要用因果关系处理它们的关系，国势衰微的罪责就不可避免地归咎于文化。

既然是经济决定论，文化的地位在哪里呢？文化根本没有任何地位，文化只能沦为经济的奴隶。因此，文化决定论的本质是文化罪责论。并且，按照文化决定论的逻辑，它必然导致它的对立面即经济决定论，所以，反古逻辑犯了理论建构中的自相矛盾的大忌，因此它是彻底失败的。[8]

回头看看“为什么”这个发问。人们为什么变法（等等）？是因为民族遭遇生存危机而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是当然的目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目的？即：如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有人认为应该通过反古－西化来实现，并形成反古思潮，继而在两个假设前提和一个事实前提之上经过步步追问形成反古逻辑系统——

首先，因为中国直接失败在经济（包括科技）上，所以必须发展经济，只有通过经济强大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发展经济就成了民族复兴的必要方式或者途径，这对于各派都无需争论。目的一旦公认而确定，下一步则是：第二，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强大呢？答曰：必须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障碍。第三，如何才能消除政治障碍呢？答曰：必须消除阻碍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第四，如何消除文化障碍呢？答曰：只有弃旧从新，否定自己过去的落后的旧文化（或古文化、传统文化），才能消除文化障碍，接纳新文化。接下来，第五，如何弃旧从新？答曰：显然，不能用自己的落后的旧文化，只有用先进文化来否定、摧毁自己的旧文化，替换中国本有的文化结构，实现文化的先进化。第六，先进文化在哪里？答曰：在反古者心中，西方文化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这已经在战争中得到检验，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证明，所以必须以西方文化来反对传统文化，也就是通过反古－西化来实现文化的先进化。[9]注意，在这个思路中，文化已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如果它落后，就是根本上的落后，而不是细末的、枝节的、部分的落后，故这里无需分别具体和局部。虽然反古者也并不认为传统文化完全一无是处，但他们的确对传统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并且必须对传统作根本性的否定，否则，反古就会因为没有可供反对的对象而丧失自身。（注意，这几个环节的言说方式都是“必须通过A，才能实现B”，这种言说方式表达的是A、B之间的必要条件关系。[10]）所以，第七，初步结论：文化先进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逻辑先决条件。进一步延伸的结论是，第八，只有反对传统、全盘西化，才能实现文化先进化。因此，最后的结论是：反古－西化就不仅成为文化先进化的逻辑先决条件，还成为文化先进化的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反古而西化。在这种思路下，疑古反古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因此，近代以来的轰轰烈烈的反古－西化思潮，此起彼伏的反古－西化言论，风卷云涌的打倒孔家店、打倒历史－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基于非常简单的反古逻辑——

前提1：对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关系。前提3：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三个前提的区别是：前提3是事实，前提1、2却是假设。

转贴于本文对反古逻辑的分析是否符合反古思潮的实际？这里详细引用几则时人对反古逻辑进行叙述的材料，以确证之，为下一步的分析作好准备。

梁漱溟说：

再其次，我们来看秉受东方文化最久，浸润于东方化最深的中国国民对于西方化的压迫历来是用怎样的方法去对付呢？西方化对于这块土地发展的步骤是怎样呢？据我们所观察，中国自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西方化才输到中国来。这类学问本来完全是理智方面的东西，而中国人对于理智方面很少创造，所以对于这类学问的输入并不发生冲突。直到清康熙时，西方的天文、数学输入亦还是如此。后来到咸同年间，因西方化的输入，大家看见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因为此种是中国所不会的，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将此种学来。此时对于西方化的态度亦仅此而已。所以，那是曾文正、李文忠等创办上海制造局，在制造局内译书，在北洋练海军，马尾办船政。这种态度差不多有几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几年仍是如此。所以这时代名臣的奏议，通人的著作，书院的文课，考试的闱墨以及所谓时务书一类，都想将西洋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产生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东方文化从来是不相容的。他们全然没有留意此点，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象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我方才说这些东西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们本来没有见到文化的问题，仅只看见外面的结果，以为将此种结果调换改动，中国就可以富强，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乃提倡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此种思想盛行于当时，于是有戊戌之变法不成而继之以庚子的事变，于是变法的声更盛。这种运动的结果，科举废，学校兴，大家又逐渐着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为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不单在办实业、兴学校，而在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于是大家又群趋于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宪论与革命论两派。……但是这种改革的结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虽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为中国人不会运用，所以这种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安设在中国。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使不从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书生。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所以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到了此时，已然问到两文化最后的根本了……[11]

牟宗三说：

新知识分子只感觉到国家不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反省到文化问题。但他们的反省是非常之外在而直接，是以浅薄而轻浮。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现成地检取其科学与民主，而对于中国文化……只是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态度。他们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化之全部，而此两者又是西方的，所以也是西方文化之全部，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文化没有这两者，所以中国文化全是老的，而“老”以封建来规定，所以中国文化是封建的，过时的，全当否定。而且以为要吸收这个新的，必须去掉老的，视中国文化与科学及民主为不相容的对立。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政府打败，继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是有弹性的，是随时滋长或转型的。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我们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两种物质力量相交绥，冲突便是打，谁强谁打败谁。把你的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打倒就算完，此外他管不着。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12]

梁启超也说中国人学西方有从制造（经济）转向政制（政治）再转向文化的发展趋势。[13]

清季民初，精英们以不同的言说把经济与文化联系起来，构成因果关系，认为“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乃至康有为戊戌之后游历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认为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惟在物质。[14]在这种思路下，逐渐形成反古逻辑。[15]

陈训慈后来说，“西国浅学之士，往往因吾国现时之不竞，忽忘其过去之事迹。此则吾人不能不一据事实，一溯其先哲之业，以与他邦之发达相较证”。其实早已不仅是西国浅学之士有此见，中国士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以近代“国家”之“不竞”而归咎于整体的传统文化不能救亡竞存。鲁迅引用他“一位朋友”的话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但后来的发展却是先认定既是“国粹”便“不能保存我们”，且有碍于“保存我们”，故必全面彻底打倒推翻……对五四人而言，全面反传统似成为国家民族得救的必须，这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充的进程。[16]

清季士人……承认中国传统有不如人意的一面，然多少还希望挖掘甚至重建出可以借鉴的正面思想资源……那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典型表述。民初人正相反……许多读书人越来越将传统视为“一家眷属”，出现一种负面意义为主的“中国整体化”趋势。[17]

通过引证，可以知道，上文对反古逻辑的梳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要知道，反古逻辑是反古思潮的理论必要条件，也是具体反古言论的理论必要条件，通常的反古言论都是建立在反古逻辑之上的。如果反古逻辑成立，则反古言论可能成立；如果反古逻辑不成立，则反古思潮和反古言论一定不能成立。如果要反驳反古思潮及其具体言论，而不在根本上予以驳斥，则很难真正驳倒。从梁漱溟、牟宗三等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发现了反古逻辑，但是，却缺乏对反古逻辑本身的质疑和反击，导致各种反古言论至今仍然甚嚣尘上。下文通过彻底证伪反古逻辑，从而对反古思潮以及反古言论进行釜底抽薪。

1、概念的进一步澄清

经济、政治、文化这一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太日常了，以至从来没有反思：这组概念如何能够成立？其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澄清概念，才能理解并驳斥反古逻辑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澄清概念。

经济、政治和文化如何定义，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不过，本文的论述并不需要以准确的定义为前提，只需要作模糊的界定。模糊的界定只给出种概念，而不给出属差，对三者的界定范围上要大于一般的定义。所以，这种讨论逻辑地包含了通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三者的界定，这里选择从文化切入。文化是三者中最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太多太乱，莫衷一是。所知的用来定义文化的更基本的概念（即定义时的种概念，下文使用的是“基本概念”一词）有两个：一是产品，二是方式或者活动方式。

彼得·伯格把文化定义为“人类产品的总和”，[18]苏联学术界通常定义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9]“产品的总和”总是某些东西（产品）与某些东西相加构成的总和，“总和”总是在区别的基础上才可能构成总和。两种定义都把文化定义为产品，并定义为产品的总和而不是产品的部分，其根本特征都是：产品和总和。但是，这两个定义的基本概念不是总和，而是产品，产品的总和仍然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定义的方式是一样的。E.B.泰勒把文化看作“复合的整体”，也是产品的总和的意思。

与之不同的是，把文化看成“方式”，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20]在各种定义中，大体没有超出用“产品”和“方式”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定义文化的，其他的定义都是在这两个基本概念之上延伸的。[21]“产品”和“方式”之间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并列关系、种属关系或者其他逻辑关系，因此，这两种定义方式是具有实质的区别。产品，是人把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看成现成的物，故它是现成化的存在者。产品总是存在者化的产品。[22]

但是，“产品的总和”和“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总分角度又是相同的，都是整体（总和）的角度。“产品的总和”是所有存在者（产品）的总和，而“生活方式”也是各种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总和。是故，二者都是整体。不过，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两个整体的构成部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具体产品这种具体存在者，一个是具体方式。具体产品与具体方式不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而是生存论上的派生关系，方式比产品更本源、更源始，或者说更本质。[23]是方式派生出存在者（产品），是具体方式派生出具体存在者（产品），而不是相反。所以，文化是“产品的总和”与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总和）”，其间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只是整体性地理解文化，那么文化就是无所不包的，在外延上也就等于社会了，因此，反而可能丧失文化对社会的解释力。所以，除了广义地把文化理解为整体，还有狭义地把文化理解为部分的文化定义，分别指某些存在者（产品）和某些生活方式。

这样，文化概念就以总分角度按照“产品”和“方式”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定义，构成文化定义的四个类型。[24]图示如下：

定义

基本

角度

概念

方式

产品

整体

方式的整体（文化1）

产品的整体（文化3）

部分

方式的部分

X方式（文化2）

产品的部分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

1.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于20世纪30年代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与公正，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必须对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规范会计理论。在规范会计理论的指导下，各国相应制定了规范会计实务操作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假设、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等。但是，客观经济环境对这些假设和原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然而，这些原则和假设是现代财务会计的基石，它们的动摇势必影响到财务会计这门学科的存在。

2.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一般不直接规范会计实务，因此，它作为普遍运用的理论框架似应高于会计准则。但是，其概念结构不够具体，在可操作方面不如会计准则。它所描绘的是一组概念，这些概念必须贯穿到并统驭着所有的准则，从而对财务会计的程序与方法起着普遍的规范作用。所以，在概念结构的文件中要有一致的看法，不能等同于学术著作，反映不同的观点或体现百家争鸣。我们可以看出，财务会计的局限性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约束有关，如资产要素的定义，美国FASB的定义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没有指出对未来经济利益如何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这个定义虽指出货币计量，但并未回答如何计量，是对资产形成过程的计量，还是对资产未来潜能的计量？又如，两个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理想的情况是二者都要保证，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哪个更为重要？因此，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最终的会计信息。

3.会计基本理论

再深入一步，我们会发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是受制于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是会计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构成会计学科最基本的框架，会计的本质、对象、职能、属性等，这些基本问题和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一一对应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概念结构是会计基本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如，会计本质和社会环境的研究确定了会计基本前提；会计职能对应会计的目标；会计对象规定了会计要素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财务会计实践中碰到的问题，用脱衣法层层追溯到会计基本理论问题。透过现象，我们注意到我们忽视了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会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或者存在很大差异，用含糊不清或者有争议的概念去指导会计实践，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

中国会计学会提出的我国会计理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介绍和引进大量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目的是为了消化和吸收其精华，结合我国会计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论应在研究方法、研究风格和理论内容三个方面体现中国特色。

1.研究方法

和其它经济学科一样，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三个层次：方法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石，这与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哲学背景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会计理论家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倡导有用即真理的务实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物质的运动性、矛盾性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实践第一的观点，中国会计理论的特色应来自于中国会计实践的特殊性。中国会计实践是中国经济实践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微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微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会计学属微观经济（管理）学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会计学研究向经济学（管理学）寻求指导的重要原因。

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西方会计理论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尝试了许多方法来研究会计问题，总括起来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经济的研究方法、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等。西方会计学界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走过了一条由归纳法演绎法实证法的道路，目前，实证法正方兴未艾。西方在基本方法的使用上往往走极端，采用一种方法而否认另一种方法，没有看到各种方法都有优点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强调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和互补。

2.研究风格

研究风格主要指理论的研究起点和研究路径，这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理论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有本质起点论、对象起点论、环境起点论、目标起点论等，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从假设原则准则模式转向目标质量特征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模式的原因何在？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否应和理论表述的起点相一致？这些问题需要我国会计界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途径，中西会计理论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西方的会计研究往往从具体开始，强调表面上的实，而我国的会计研究往往从一般开始，强调本。然而，具体与一般不是对立的，而是辨证统一。由具体到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理论上的具体，才是完整地把握事物的正确思路，也应是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特色。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6

2015-04-18[上午（09:00-11:30）]

2015-04-18[下午（14:30-17:00）]

2015-04-19[上午（09:00-11:30）]

2015-04-19[下午（14:30-17:00）]

020221工商企业管理（专科）00058市场营销学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6中国税制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41基础会计学

00055企业会计学

00145生产与作业管理00020高等数学（一）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44企业管理概论020223会计（专科）00067财务管理学

00157管理会计（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6中国税制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41基础会计学

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5中级财务会计

00156成本会计00020高等数学（一）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44企业管理概论020225人力资源管理（专科）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63管理心理学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64劳动经济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0165劳动就业概论00020高等数学（一）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0166企业劳动工资管理020229旅游管理（专科）00190中国旅游地理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82公共关系学00187旅游经济学030104经济法学（专科）00230合同法

00242民法学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5679宪法学00227公司法

00245刑法学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67劳动法

00243民事诉讼法学00226知识产权法

00233税法

00244经济法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5677法理学030112法律（基础科段）（专科）00242民法学

00247国际法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5679宪法学00223中国法制史

00245刑法学

00261行政法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243民事诉讼法学

00260刑事诉讼法学00244经济法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5677法理学030301行政管理（专科）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292市政学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07现代管理学

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49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82公共关系学

00277行政管理学

03350社会研究方法00040法学概论

00312政治学概论

04729大学语文040101学前教育（专科）00384学前心理学

00386幼儿文学

00389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00394幼儿园课程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385学前卫生学

00388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304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中级）00387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392学前儿童体育

00393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00396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397学前儿童音乐教育00012英语（一）

00383学前教育学

00390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4729大学语文050114汉语言文学（基础科段）（专科）00024普通逻辑

00429教育学（一）

00529文学概论（一）

00535现代汉语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6古代汉语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31心理学

00506写作（一）

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050207英语（基础科段）（专科）00595英语阅读（一）

00596英语阅读（二）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794综合英语（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22英语国家概况

00597英语写作基础00795综合英语（二）

04729大学语文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02183机械制图（一）

02230机械制造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2159工程力学（一）

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

02234电子技术基础（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85机械设计基础

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00012英语（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205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2232电工技术基础

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080701计算机及应用（专科）02142数据结构导论

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

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2198线性代数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30电子技术基础（三）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00012英语（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23操作系统概论

04729大学语文090622农村经济与管理（专科）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971经济学基础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1442乡镇行政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220市场营销学（乡镇）02541农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

04764经济法概论（一）02557乡镇规划与管理

04760会计与财务100701护理学（专科）00488健康教育学

02901病理学

02997护理学基础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2903药理学（一）

02996护理伦理学

03000营养学

03179生物化学（三）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13医学心理学

0286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2998内科护理学（一）02899生理学

03001外科护理学（一）

03002妇产科护理学（一）

03003儿科护理学（一）020106金融（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67财务管理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0076国际金融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77金融市场学

00078银行会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079保险学原理020114农业经济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27农学概论

00134农业统计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0128农业技术经济学（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9470创业理论与实务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0129农业政策学（一）00015英语（二）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130作物栽培学（一）020222工商企业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67财务管理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153质量管理（一）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020224会计（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0162会计制度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159高级财务会计

00160审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158资产评估

00161财务报表分析（一）020228市场营销（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39西方经济学

00185商品流通概论

00186国际商务谈判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5企业会计学

00184市场营销策划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00098国际市场营销学

00183消费经济学020220旅游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67财务管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11旅游学概论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200客源国概况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152组织行为学020228人力资源管理（独立本科段）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88管理思想史

06089劳动关系与劳动法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90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

06092工作分析00041基础会计学

00182公共关系学

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00015英语（二）

06091薪酬管理020230公共事业管理（独立本科段）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318公共政策

03312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261行政法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723非政府组织管理00153质量管理（一）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3331公共事业管理00015英语（二）

02382管理信息系统

05722公共经济学030106法律（本科段）00230合同法

00249国际私法

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78金融法00227公司法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57票据法

00259公证与律师制度

00262法律文书写作

0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67劳动法

00258保险法

00263外国法制史

05680婚姻家庭法00015英语（二）

00169房地产法

00226知识产权法

0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0233税法030302行政管理学（独立本科段）00024普通逻辑

00067财务管理学

00318公共政策

00320领导科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261行政法学

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319行政组织理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316西方政治制度

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1848公务员制度00015英语（二）

00034社会学概论

00322中国行政史

00323西方行政学说史040102学前教育（独立本科段）00398学前教育原理

00401学前比较教育

00881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399学前游戏论

00883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00885学前教育诊断与咨询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02学前教育史

0040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00882学前教育心理学00015英语（二）

00467课程与教学论050105汉语言文学（本科段）00037美学

00540外国文学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015英语（二）

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1语言学概论050201英语（本科段）00087英语翻译

00600高级英语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830现代语言学

00831英语语法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832英语词汇学00603英语写作

00604英美文学选读080307机电一体化工程（独立本科段）02194工程经济

0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420物理（工）

02240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2202传感器与检测技术00015英语（二）

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02241工业用微型计算机080702计算机及应用（独立本科段）02324离散数学

02331数据结构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2326操作系统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4737C++程序设计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2333软件工程080709计算机网络（独立本科段）02331数据结构

02335网络操作系统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49网络工程02379计算机网络管理

04751计算机网络安全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3142互联网及其应用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2通信概论080806建筑工程（独立本科段）02439结构力学（二）

02440混凝土结构设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420物理（工）

02198线性代数

02446建筑设备

03347流体力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404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2448建筑结构试验00015英语（二）

02442钢结构

02447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100702护理学（独立本科段）03006护理管理学

03202内科护理学（二）

03203外科护理学（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008护理学研究

03009精神障碍护理学

03200预防医学（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82公共关系学

03005护理教育导论

03201护理学导论

04435老年护理学00015英语（二）

03004社区护理学（一）

03007急救护理学

03010妇产科护理学（二）

03011儿科护理学（二）030401公安管理（本科段）00369警察伦理学

00372公安信息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235犯罪学（一）

00370刑事证据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015英语（二）

00371公安决策学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7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转贴于论文联盟

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转贴于论文联盟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8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组织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StudyofOrganizationModeDesignofCase

TeachinginWesternEconomicsCourse

YANGJing

（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Nan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jing，Jiangsu211167）

AbstractTheintroductionofcaseteachinginwesterneconomicscoursecanmakestudentshavebettereconomicthinkingway.Usingthreekindsoforganizationtypesofcaseteaching：caseteachingofknowledgebackground，caseteachingoftheoryexplanationandcaseteachingoftheoryapplication，thispaperexploredtheorganizationmodeofcaseteachingfrompointsofthegoalsettingofcaseteaching，casedesign，organizationandimplementationofcaseteaching，theeffectevaluation.

Keywordswesterneconomics;caseteaching;organizationmode

0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它所涉及的原理，定律和理论，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反映和描述，是其它相关专业经济理论精华的浓缩，它集实证理论分析和规范理论分析为一体。所以，学习西方经济学，不仅是规范学生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标准用语的基础课，也不仅是服务于以后专业经济学理论学习的工具课，而是致力于培养学生具有现代经济思维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作为一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课程，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愈发凸显出它的战略意义。①然而由于该门课程包含较多的抽象概念和数学模型，理论晦涩、抽象并复杂，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公式、图表和图形加以分析和论证，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许多学生都是死记硬背这些理论的结论，但仍然觉得生涩难懂，不明白这些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价值。②针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以经济生活中真实的情境与事件为题材，将晦涩的理论以生动、鲜活的事件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

现有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中，从经济学思维方式培养角度探讨相关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比较匮乏。③所谓经济学思维方式，就是经济学者研究将经济现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在100多年前，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AlfredMarshall）就说过，经济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具体的真理本身”。近半个世纪后，凯恩斯又进一步肯定了经济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案例教学凭借其灵活和生动的案例背景，将学生带入模拟现实的情境中，更容易引发学生的思考和学习的积极性，适合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1案例教学的组织类型

案例教学（CaseStudy）最早于1870年由当时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郎道尔教授创立，是一种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和创新能力强的管理人才的教学方法。克里斯托弗郎道尔在他的《合同法案例》书中指出“……有效地掌握这些原理的最快和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那些包含着这些原理的判例。”案例教学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较为灵活。④根据教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组织类型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1.1背景知识型案例教学

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每一种经济学理论出现的背后都有其相关的背景。能够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有更为清晰的把握。例如在向学生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时，经济学家是如何从基数效用论发展到序数效用论的背景介绍。给学生举例对某人来说，一个苹果的效用是5，一个香蕉的效用是6。这种逻辑的背后是效用是可衡量的。然后就会有学生提出质疑，效用的界定是人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为什么是可以衡量的呢？然后顺着学生的质疑，指出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尽管效用没有办法准备的衡量，但是偏好是可以比较的。对于喜好的东西可以进行排序。有了这样的背景介绍，学生对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会有更清晰的把握。又如学生在学习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就必须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介绍。否则，学生很难理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因此，在讲授这类知识点的时候，需要对相关理论的背景知识进行相应的案例设计与介绍。

1.2理论阐释型案例教学

目的是通过案例让学生加深对该原理或理论的理解。在讲授边际成本概念的时候发现学生对边际的概念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举个小的案例，提问学生“为什么当今社会的社会财富增长速度要比以前快得多？为什么比尔盖茨会那么有钱？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过‘比尔盖茨’？”然后就会引起学生们的激烈讨论。这样的现象就可以用边际成本的概念来解释。由于软件类的产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只要规模不断扩大，利润的增长就相比传统产业要快出很多倍。所以，财富的积累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又如在宏观经济学中GDP核算的概念讲解时，学生不太容易理解进入核算的项目。合适的小案例讨论能够让学生更加清楚GDP的核算范围。“为什么从公司债券得到的利息应计入GDP？而人们从政府得到的公债利息不计入GDP？”“为什么人们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如购买股票和债权在经济学领域不能成为投资？”学生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使得对GDP和投资概念的理解更为深刻准确。经济学上所讲的投资是增加或替换资本资产的指出，即购买新厂房、设备和存货的行为，而金融证券交易活动不是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不产生真正的价值，只是一种产权转移活动，因此不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不能计入GDP。

1.3理论应用型案例教学

目的是提升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其创新能力。该种案例教学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综合性要求较高，比较适用于课程大部分内容已经掌握阶段。例如在讲授完宏观经济学的AD-AS模型和IS-LM模型后，让学生结合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来讨论目前我国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依据和可能产生的效果。学生根据自己的掌握和理解进行积极的讨论，更加深了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

不同的教学内容可以辅助以不同的案例教学类型，那么究竟该构建怎样的案例教学模式才适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际呢？

2案例教学模式的基本构成

2.1理论基础⑤

（1）迁移理论。莱文（Levin）的迁移假设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提出和检验一系列的假设，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考顺序和假设范围。⑥（2）格式塔学习理论。韦特默认为，学校学习的目的，把掌握到的知识对比到社会情景中。通过机械记忆习得的内容，只能被用于非常具体的情境中去，即应用于类似于最初学习时的情境中去;只有通过顿悟理解的内容才能成为学生知识技能的一部分，随时可用于任何情境中的类似的问题上去。⑦（3）情景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当学习发生有意义的情境中时，学习才是有效的。情景为学习提供组织框架，而内容则决定学习的真实性。知识及其对情境的索引是镶嵌在环境中的。⑧

2.2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对真实事件的剖析和对具体情境的推断，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道抽象理论归纳，并从抽象理论知识演绎到真实情景，锻炼学习者的逻辑分析的思维能力。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在于对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掌握，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经济分析能力和对经济现象本质的洞察能力，便不能进入经济学大门，也很难说其余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⑩

案例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内容，设计与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通过对具体的典型案例分析和解剖还原一个理论本来的事实依据，从而使得理论变得鲜活，便于学生理解与记忆。

2.3操作程序

2.3.1案例设计

案例设计是案例教学成败的关键。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设计与选择合适的案例，并按照学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方式，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提高学生参与案例学习讨论的积极主动性。案例选择方面需要遵循四个标准：一是针对性。所谓针对性是指案例的选择与所学知识点的高度吻合。二是典型性。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示范作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现象，不能是过于特殊的个案。三是启发性。好的案例要启发的思考。因此，设计好的案例问题是学生思维的起点。四是亲近性。案例的选择最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事件，并且尽可能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靠近，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情感特征和认知特点，才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思考，促进参与案例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

2.3.2组织实施过程设计

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教学准备阶段：此阶段由教师完成案例的设计选择与任务设计工作。第二阶段案例分析阶段：可以采取授课过程的穿插案例思考和即时讨论与课前准备分小组讨论两种方式。对学生知识综合能力要求较低的背景知识型案例和理论阐释型案例，比较适合采用授课过程穿插的方式来进行案例讨论。而对于综合运用能力要求较高的理论应用型案例更适合采取教师提前布置案例背景、学生课后讨论并准备、课中进行讨论结果展示的方式来进行。第三阶段学结。学生对自身案例学习的效果进行总结，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反思，加深理解，在理论应用型案例讨论结束后撰写案例分析报告。

2.4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的评价可分为相对评价和绝对评价、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由于案例教学更多地是启发学生的思考和培养创新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难完全进行量化或单一地进行评估。因此，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可以采取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以评语和客观题目测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3结论与讨论

当前普遍存在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缺乏足够的兴趣的现象，关键原因在于传统的理论授课方式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经济学，无法培养出学生对日常经济生活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案例教学方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通过对背景知识型案例、理论阐释型案例和理论应用型案例的讲授与讨论，让学生真正开动脑筋，参与到经济学的学习当中。当然，案例教学的组织模型需要在不断地摸索和实践中推进，如何恰当有效地将案例与理论讲授穿插在一起，需要不断地尝试和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择与设计，进一步建立与完善案例库是将案例教学引入西方经济学课堂的基础。

注释

①王艳霞.经济学案例教学方法探析[J].科教文汇，2014.1：44-45.

②邢丽娟.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改革研究[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4：46-49.

③⑩蒙丹，姚书杰.基于能力培养的案例教学目标设定及实现路径――以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为例[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13.26（3）：109-111.

④李梅华.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9.7：308-309.

⑤⑨王源.创业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模式[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27（3）：114-116.

⑥韩进之.教育心理学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32.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9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超级秘书网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1篇10

关键词：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成因

中图分类号：G52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275-02

一、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政治安全，所以加强青少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国青少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存在诸多问题。

（一）概念化认同

对教育者来说，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仅仅注重了知识的传授，却疏忽了概念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相互结合，对受教育者主流意识形态掌握情况的考核也仅仅是对书本概念囫囵吞枣的记忆复述，忽视对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对受教育者来说，概念化认同意味着只是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符号去简单地学习。这种认同又称符号化，往往就会成为一种对知识简单僵硬地学习与敷衍考试的工具，这样就缺乏价值认同和思想形成的作用。

（二）书本化认同

书本化认同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只注重从书本概念知识本身去僵硬学习，而不是灵活地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起来，而忽视从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角度去灵活地学习理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然后去解决生活中遇见的问题。这种认同，容易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实际相脱节而使思想道德教育失去它应有的效果。

（三）边缘化认同

一些青少年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价值，不重视、疏忽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学习，而把它的学习当作课堂作业和生活中的负担来对待，进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个人生活的边缘。边缘化认同，是由于青少年对自身情况缺乏正确的认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被疏忽、不重视。现在有些学校在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上处理得不好，存在着把智育放在教育体系中的第一位，而把德育教育放在次要的位置，这种避重就轻，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

（四）反向化认同

反向认同是指青少年去接受吸收西方文化，认同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疏离、排斥本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向认同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常常以追求创新、崇尚现代的旗帜来疏离、排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常常以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来发展强大我国的旗帜，或以西方国家的强大实力的优势来否定我国的文化合理性，或不顾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历史，盲目借鉴西方文明来冲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教条化认同

教条化认同是指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作僵硬的理论教条，仅仅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概念学习和简单的逻辑推断，却忽视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忽视了理论本身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忽视运用实践得来的理论知识来灵活分析和解决青少年生活中遇见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教条化常常使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陷于空洞说教而缺乏实际用途。

上诉这些问题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脱离社会及其发展实际，脱离人们的实际需要和生活。概念化认同、教条化认同、书本化认同、边缘化认同、反向认同是一种文本认同，即以书为本的认同。这种认同只知道概念，忽视内容。因此，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该是从知道再到悟道最后是体道的过程，

二、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使社会充满了生机活力。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种不好的消极的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有些市场主体急功近利，而且扰乱了政治秩序，导致了青少年的道德下降。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的不够完备，导致一些主体往往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决定事情，使得市场竞争陷入了一种无形的、具体的因素干扰中，无形如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因素，则容易被忽视。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关系上不平等，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平等，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引导并推动了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因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当前青少年乐于接受国外的新事物，以致拜金主义和崇洋的不良习惯滋生，甚至对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曲解和反感，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承性带来挑战。

（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国家文化和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碰撞交融越来越激烈，社会文化多元化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和客观存在。在社会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的民族。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在大量输出西方文化，影响着我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播与输出是必要的，我国对西方国家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同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青少年的社会实践经验不足，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缺乏认识，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深刻认识，对国家历史了解也不多，所以对青少年来说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比较和鉴别是一种挑战。目前一些青少年因为年纪小，对待事情往往以一种好奇的心态去看待，所以对待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加鉴别地接受吸收，甚至对自己国家的优秀文化没有兴趣。这样接受吸收、认同西方国家文明文化，而去疏离本国文化的现象，如果超出限度，就会对我国本民族的文化安全产生威胁。对加强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种挑战。

（三）价值多元和个体特色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我国主导价值观念，但是目前价值取向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就目前有学者把我国的价值观念概括为八种价值观，也有学者把我国的价值观念概括为五种价值观并存，但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和不同取向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对加强我国主导价值观念产生冲击和影响。

当前，我国青少年正在迅速成长，个性发展千姿百态，社会多样化发展，促使青少年个性的特色化发展。青少年不仅受到地区、家庭和政策等因素制约，而且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因而会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念，如崇尚大众文化、宗教文化等。目前青少年的个性发展使他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有积极与消极、高尚与低俗之分。

（四）社会信息化的影响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数据库的普遍应用，进而促使人们慢慢融入信息化的时代。青少年从这个加速发展的社会信息化时代中去获取想要的信息，渠道和方法不断增多、同样从这个时代中获取的信息量也比以前空前增大。社会信息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开放的环境中，教育者很难把握青少年受到了哪些信息的影响，使教育者很难针对差异进行教育，以至于有时正面教育与受教育者的想法相矛盾，使教育效果下降。社会信息化冲击着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价值，目前青少年因为年龄小、涉世未深而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并且因为西方文化的涌入，青少年对各种信息难以去辨别、选择，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会在网络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交织碰撞，内容良莠不齐，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网上不良信息的影响，走上歧途。

（五）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

社会腐败现象随着社会而产生，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各种腐败现象。尽管在我国提倡“公正廉洁、廉洁从政、从政为民”的价值观，但是我国的腐败现象还未能完全避免。青少年作为社会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而社会中的各种腐败现象都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带来影响，社会腐败现象会使青少年对一些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丧失信心。道德观念、传统文化、优秀的新生文化都受到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影响。这样，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很难得到准确的理解与有效地传承下去。

（六）陈旧的教育方式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陈旧的教育方式仍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不可能马上消失。当我国青少年慢慢融入这个开放的信息化社会环境中，开展多样化的活动时，需要正确的实践理论作指导，但国家的有些教育工作者自身缺乏对实际理论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所以当遇到与受教育者相似的实际问题时，就很难从理论和实际不能分离而应相结合的角度去解释和处理受教育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是僵硬地讲理论知识本身，僵硬地讲课堂的书本知识理论。目前我国在青少年的教育中仍然存在对知识教育的形式化倾向、教条化倾向和概念化等不良倾向。这样不仅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且削弱了我国加强青少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应该是相互配合、共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应以德育为主导，智育、体育为主干。但是，一些受到封闭孤立思想影响的学校，仍然存在德育与智育相分离的现象，出现了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影响了青少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参考文献：

[1]石国亮.西方国家选择青少年作为意识形态渗透重点的原因透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8，（2）：43.

[2]高中建.论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念的培育[J].福建论坛，2008，（2）.

[3]余双好.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健全措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6.

[4]罗金平.强化当代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J].社会科学论坛，2008，（4）：187-189.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概念；宏观调控；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范式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99—06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是相当一批理论研究者矢志不移的追求。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探讨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很多研究者的努力方向。宏观调控就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潜在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中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有六轮完整的实践，第七轮也正在发展之中。透过这长期的实践，中国宏观调控无论是目标选择，还是实施手段，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论述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外生的，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被中国党和政府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其次，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并不针对结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在强调结构的优化；第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行政手段。

这种来自实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理论界在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理论界目前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存在着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三类观点。广义论者将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干预，把政府针对市场失灵采取的所有经济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以马洪（1993）[1]197曹玉书（1995）[2]2、（2004）[3]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狭义论者则将宏观调控简单地对应为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宏观调控仅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以黄达（1999）[4]2、张鸿岩（2004）[5]100、许小年（2007）[6]和汤在新（2006）[7]86-92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特色论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行为，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衍生的理论概念，从目标选择到手段选择都不能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只有少数学者持特色论观点，其典型代表是刘瑞（2006）[8]等。比较上述观点，广义论的缺陷在于将政府规制等微观措施也纳入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混淆了宏观和微观的差异；狭义论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被众多研究者所接受，但无法解释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特色论虽然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成果，因而成为少数派。这些分歧说明，解读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的宏观调控行动，更提升了中国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在宏观调控的理解和认知方面给予合理的解读，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

二、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概念

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直接面向企业等生产者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理方式也在转型，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概念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形成和发展链条。宏观调节的提法最早见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提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1985年8月13日，针对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这是宏观控制首次正式出现在公开报刊上。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治理经济环境。1988年9月26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从此，宏观调控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到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党和政府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该文件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文件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明确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考察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宏观调控最初的一个认知框架：

首先，党和政府提出宏观调控是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问题结合到一起的，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宏观调控从时间逻辑上来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产物。其次，宏观调控不但具有总量调控的功能，也具有结构调整功能。第三，宏观调控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主体。第四，宏观调控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以间接手段为主，强调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显然，宏观调控对结构问题的重视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当中单纯针对总量进行调节并强调运用间接手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认识不断深入。

这首先表现在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给予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明确。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是从高度上明确了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对宏观调控承担结构调整任务的基本认识更加坚定。十五大报告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十六大报告虽然没有强调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任务，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主要目标”这样的措辞并没有将结构调整从宏观调控的视野中剔除出去，而接下来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但将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联系到一起，而且关注到了地区结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更是空前强调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逐渐成熟，形成了经济与法律为主，行政手段和其他政策手段相辅助的基本认识。199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200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

第四个表现是强调宏观调控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200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宏观调控要着眼于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中央政府将宏观调控作为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说明宏观调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

第五个表现是中央政府作为唯一的宏观调控主体被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进程逐步发展，中央政府曾经认为地方政府也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伴随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出现，中央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的观点，宏观调控的主体也就被明确为中央政府这一唯一主体。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强调“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随即，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再次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

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过程中宏观调控概念清晰的形成和发展链条相比，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却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考察西方经济思想史，尽管关于宏观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熊彼特认为早期宏观经济学说发展的线索始于威廉·配第，[9]327但“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尔·弗瑞希在1933年提出的，而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基本建立则以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学辞典当中始终没有出现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经济学家们只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概念来描述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实践。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目标的表述就是一个真实写照。萨缪尔森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提高效率、增进平等和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减少失业和降低通货膨胀，政府依赖于税收、支出和货币管制等政策工具以实现上述目标。[10]7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宏观调控概念的认知框架。

第一，宏观调控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中国经济特有现象，因此，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在现代经济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

第二，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民经济运行形势的基本判断，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这些新问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未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中没有的。因此，宏观调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中国特色表现在：除了市场失灵这个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外，宏观调控还存在两条中国式的逻辑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因此单纯针对总量的需求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第二条线索是政治和文化线索，即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的特殊逻辑。在中国，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集权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必然要遵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传统。党和中央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宏观调控强调操作性和功能性，是一个由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和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所谓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所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所谓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必要的手段。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意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中国范式

基于前文对宏观调控概念形成和发展脉络的分析，中国的宏观调控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既不同于西方式的政府干预，也不同于西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行动，宏观调控的上述差异性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某种范式特征？如果是，围绕宏观调控的研究和相关观点将丰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构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提供理论支持。

范式的概念源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探讨什么是科学的命题，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规科学、范式危机等概念，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库恩认为，科学是由某些特定的“范式”支配的，形成所谓常规科学，科学家们围绕常规科学努力扩展此时的主流“范式”；在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法用主流范式解释的现象和事物，当这些现象和事物不断出现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出现当前范式的解释危机，最终导致科学的革命，出现一个新的主流范式，而新的范式又如同前一个范式形成类似的发展过程。通过范式概念的建立和表述，库恩回答了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他认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科学家集团（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范式的特点是：其一，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二，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其三，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在库恩范式概念的基础上，什么是科学这一命题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即一门学科能否成为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领域的学者对过去和目前的成就能否取得共识，能否拥有共同的范式，如是，则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科学。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科学中到底有没有“范式”进行了激烈、持久的争议，而在科学哲学领域以外，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科学性的关心和建构，积极地运用“范式”的概念对各自学科进行着方方面面的分析。范式概念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自然也被经济学家看到，从而被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的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例如，樊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11]

具体到我们目前的研究对象——宏观调控，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差异性，为形成一组能够凝聚研究者共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奠定了逻辑基础，换言之，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范式特征。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认知路径。不论对宏观调控概念持有怎样的观点，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尽管市场经济的理论源于西方经济理论，但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实践当中，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发展链条，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总结。

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行为植根于东方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条中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线索决定了宏观调控通过目标和手段体系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首先，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与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忽视结构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不同。其次，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有其特殊逻辑。在中国，党和中央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能够发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强调的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这套理论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教训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是其中的最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转型已经30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继续完善，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第四，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差异性。长期以来，尽管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就是否应该对宏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以下几个隐含的假设[12]38-41：其一，制度是外生的或中性的，对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熨平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原因导致的经济周期，并且主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其三，假定市场是同质的，将研究定位于总量层面，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上述隐含假设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在发达国家没有制度变迁的问题，也没有结构性问题，于是制度中性假设和市场同质假设保证了在不同时期推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相似的效果和可比性，成为宏观经济学通过大量计量分析找到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检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逻辑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调控研究而言，由于上述隐含假设根本不存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因此，充分认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些隐含假设并因此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在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时进行合理的扬弃至关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所有显著的差异性都是无法从现有的理论框架中直接得到解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还是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都无法得到答案，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新范式特征：

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在实践中，宏观调控形成了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目标、任务，以及多元化的手段体系这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如前文所述，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其目标是短期经济运行的总量平衡和长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优化。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其他必要的手段。

我们认为，以上述认识为圆心，足以形成中国宏观调控范式的内核，进而形成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较为一致的认知。事实上，从目前的文献看，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在某个方面与上述观点相近，这说明一个关于宏观调控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从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个范式。当然，任何科学范式都是在实践发展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理论界的争论正是宏观调控研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体现，随着相关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必将形成相应的范式。我们也希冀本文对宏观调控的分析和观点能够为构建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流范式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马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2]曹玉书.宏观调控机制创新[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3]单羽青.为宏观调控“正名”松紧结合组合式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04-11-29.

[4]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张鸿岩.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规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N].经济观察报.2007-12-22.

[7]汤在新.为宏观调控正名[J].经济学家，2006（1）.

[8]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5）.

[9]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4版）[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11]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

[12]王静.转型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基于实践的探索和反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责任编辑张海波]

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aChineseParadigminMacro-EconomicManagement：OntheTheoreticalValuesofChina’sPracticeinMacroeconomicRegulation

ZHANGYong

（DepartmentofEconomics，PartySchooloftheBeijingCommitteeofCPC，Xicheng，Beijing100044）

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12

【关键词】中国话语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创造性最强、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话语，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原点。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原点，应该从什么地方集中突破与提升，才能融通中、西、马话语资源，构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体系？用列宁的话来说：“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①语词是话语言说的基本单元，概念以语词的形式相对稳定地凝结了话语的本质规定性，话语体系不外是概念（语词）之间通过判断形成命题（语句），又经过推理得出结论（语段）。

在成熟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不变项，命题、结论等表述方式是概念的组合项。可以说，概念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话语使者，中、西、马之间的话语对接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西、马之间语词可以直接对译，不存在概念转换问题，但和汉语无法直接对译，几乎等于概念再造。这种语言张力不仅没有阻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反而成为中、西、马融汇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是另造新概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利用拼义文字使语词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赋予新含义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概念基础。通过词素组义是语词、概念得以流行的绝妙方式，事实上，西方拼音文字词素组义的空间有限，其容纳知识爆炸的基本方式是另造新单词，现代英语基本单词量已逾百万。汉字自甲骨文以来数千年没间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三千到四千个常用字，可以自由组合新词汇新概念，无限量地容纳新鲜经验，同时又贯通历史智慧。

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上千个新词汇，其中有上百个变成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分析性概念，诸如“国家”、“科学”、“经济”、“实践”、“价值”、“发展”、“生产力”等，现在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广泛使用，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涌现的话语表述，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大多是由这些分析性概念组合而来，当然还转用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古典词汇。概念是话语的基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界定和组合，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现实经验，提炼科学、准确、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智慧―中国表述”。

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历史上每次外部思想文化输入，都伴随着一场话语变革。在中、西、马的对接转换中，传统的经学话语体系不合适，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承认西学科学性而又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经验存在的理论，改造并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同时又使这些概念有可能容纳东方本土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静态的语词结构，更体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列宁指出：“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真理，必须使之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从而能够走出书本，在实践意义上“自为”地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产生并非移花接木，而是投桃报李，以取之中国的语言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概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已经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系统，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巧妙、最恒久的载体。可见，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方“话语逆差”，很多分析性概念存在对西方的“话语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解释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争论和疑惑，都跟一些概念的话语含义模糊有关。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最实质性的工作，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话语转换的规律和机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哪里来、怎么来、哪里用、怎么用”，通过正本清源，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经验说文解字，对其话语含义做出时代化大众化的界定。

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过去一般把思想路线看作哲学上的认识路线，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路线大家都有，但全世界先后出现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思想路线系统化、有序化、操作化了，“十二大”通过的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归结为三个步骤：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中央党校“5・16”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环节不能减少，次序不能颠倒，组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实际上摸着原典概念的石头过河，这其中有的石头被打磨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社会”、“人民”、“民主”、“劳动”、“生产力”、“公有制”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以及一度被抛出社会主义范畴的原典概念，如“市场”、“资本”、“价值”、“竞争”、“生态”等，重新定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循思想路线，考察这些概念容纳中国新鲜经验发生的意义再生产，从中科学地提炼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话语权不是直接从概念到概念，打造话语体系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实际出发，方法是从调查研究中探明概念的经验来源，把概念纳入中国语境。1983年春邓小平同志苏南调研，发现不吃计划饭的社队企业反而比国营企业效益好，由此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③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第二个步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就是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典型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发现概念的实践基础。苏南调研一年半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执行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④“市场”作为经济学概念，可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范畴，留待实践检验。第三个步骤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方法是归纳政策执行中反复出现的结果，这种规律性即是最终凝结在概念中的客观真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政策八年后，同志总结出规律：“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⑤这一规律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市场”概念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的基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结语

理论体系、价值体系都要由特定的话语体系承载并发生作用，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汉语言文字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字拼义容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石，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考察核心概念的意义再生产，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创造―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同时，以核心概念为桥梁和中介，实现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概念兼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概念对接，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话语创造进行意义再生产，努力使消极话语转化成积极话语，粗俗话语转化成高雅话语，反面话语转化成正面话语，从而把非主流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系统当中。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人选、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研究”和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D710032、2013JGB115】

【注释】

①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149页，第181页。

③④《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