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例(12篇)

daniel 0 2024-04-25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引言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将出现劳动力、资本等经济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面临的要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环境稳定,改革发展任务已经相当繁重的情况下,我国顺利度过人口老龄化这一阶段,解决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艰巨。

面对下一世纪高龄化社会的挑战,从现在开始必须准备应付比目前多出四倍以上的老年人口,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如何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的物质、文化和各种服务的需求,而且还要科学地估计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年型。事实上我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发达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的转变。根据预测,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上升到14%所需的时间作比较,英国和德国大概需要45年,瑞典需要85年,法国需要115年,而中国只需28年。尤其是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长率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率。至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0%上升到20%,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

在老年人口增长的同时,14岁以下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迅速下降,2025年老年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2050年将接近少儿人口一倍。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根据统计,世界上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的国家已达70个。而其中只有中国等4个国家人均国民产值不足1000美元。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老龄问题与人口问题同时出现,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只有认真探讨,才能找到出路。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8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小于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北京、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目前的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城市;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由于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大致和西方国家老龄化程度相当;河南等我国的中部地区,在2004年前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偏远地区到2010年左右才跨入老龄化社会,可能还要更晚一些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首先会造成: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按照分析来看,由于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直接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降低社会生产的经济总量,于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武永生,2011);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抑制作用较大,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成为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决定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上。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要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做出调整,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其物质和精神需求增长,市场机制将引导社会资源向开发老年人生活用品、保健产品、医疗设备以及老年大学、老年旅游等产业转移。社会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大(齐传钧,2010)。人口老龄化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且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主体与直接承担者,社会的发展总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一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总是与这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对策与建议

(一)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以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也为将人口老龄化纳入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提供了良好契机。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期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长的深入,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有很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第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增长率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第三,在整体生产率稳步改进的同时,如果把环境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分别观察的话,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

(三)合理配置和利用劳动力资源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应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万美君,2010)。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更是日积月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报酬要求比较合理,工作经验丰富,一上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四)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与子女同住,老年人心态普遍较好,吃饱穿暖就很满足,对子女要求也不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绝大多数老年人还都将在家庭中度过自己的晚年,因此家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养老作用,家庭作为提供感情和心理需要的最基本单位,是养老理想的场所。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尽快建立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社养和家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

提高认识,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解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问题,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改变目前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筹资模式,实行部分积累式的基金制筹资模式。总之,解决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不能采取单一的保障办法,而应采取“大保障”的思路,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五)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收益低、政府相关政策缺位以及老龄市场需求不旺是限制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为此,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一是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对老龄产业贷款的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优惠,鼓励其实施规模经营,做大做强。二是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保障性收入。政府要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生动局面。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1篇2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来势猛,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必然加重国家的负担。人口老龄化还导致劳动适铃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改革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阵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倡和鼓励家庭养老,并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迟早会出现的人口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在人为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形成的,具有刚性特征。人口老龄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青年人口的比重就小,影响了人口出生率,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能缓解我国人口过多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在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更加严重,老年人口的规模继续增大,在2022年以后,老龄化的弊端就开始暴露,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量也增加,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用于退休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加重。老年人的养老主要是由社会和家庭承担的。我国城市的老年人口享有退休金和医保,在经济上社会养老负担大于家庭养老负担,但是城市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中,他们要面对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时四个老人中只要有一个生病,便显得十分吃力,如果独生子女夫妻双方面对的四个老人中有两个同时生病,夫妻双方就无暇顾及了;在农村,退休金和医保还没有普及,主要是家庭养老方式,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年轻人口的比重下降,而年老人口的比重上升,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老年抚养系数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1.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而劳动力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过多的国情,劳动力数量适当地减少,可以缓解劳动就业压力,缓和失业与下岗问题,但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迟早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人口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劳动人口的高龄化,我们习惯上把15一44岁的劳动力视为中青年劳动力,把45一59岁的劳动力视为高龄劳动力。高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技术熟练,但同年轻人相比缺乏进取心,创业精神,思想保守,这样社会的主导精神就会趋向保守,在科学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化社会,容易变得相对落后。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消费结构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消费需求影响着生产调整。不同年龄的人口对衣、食、住、行、用的品种、规格、数量、档次的需求各异。如老年人在吃的方面以方便、质软的食品为主,穿、住、用讲究实用和经济实惠。老龄化使得适合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某些专用于老年人的特殊项目趋于增加。社会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向老年人倾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医疗保健和劳务服务的需求急剧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老年人口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以适应老年人的需要。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投资内容和投资重点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社会投资的内容和重点,社会需要增加与老年人的需求有关的项目的投资,如养老院、托老所、老年保健中心,老年娱乐中心,减少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方面的数量投资,而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社会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使人们开始优虑经济能否良性运行,老年人往往重储蓄,消费倾向和投资意向趋于保守,从而可能削弱社会的经济活力。

此外,人口老龄化如果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转向静止型甚至是缩减型,使人口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性。因此,应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现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调整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如果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行,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样人口老龄化过程会更加迅速,并将在本世纪30年代进人高度老龄化社会。为了平稳地把人口年龄构成调整得比较合理,现在就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调整政策时一定要慎重,否则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人口迅速增加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又突显出来,就得不偿失了。

(二)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保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受保障的人数和规模都迅速增加。但是养老保障存在很严重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在城市中的老人退休金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享受退休金的面却很窄,乡村95%的老年人口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因此要逐步扩大老年社会保障范围,使更多的老年人口在离开工作和劳动岗位后享有一定份额的退休金,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它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继续努力,致力于建设全民全社会健康医疗保险制度。

(三)提倡家庭养老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

1.继续提倡家庭养老。在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时间差”的影响,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适应老龄化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社会供养体系,因此,应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老人。另外,即使老年人经济上有了保障,但也未必能适应随着身体老化带来的心理老化和精神老化,还需要子女的关心和照顾。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2.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社区通常是指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共同心理因素和一定的内在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生活在一个社区内的人具有比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相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交往、文化生活等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同时老年人又行动不便,因此,社区是他们活动最多的场所。实践表明,加强社区建设和发挥社区功能对老年人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3

【关键词】退休年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

退休年龄,是指一个国家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根据人口的平均寿命及劳动力供应状况等因素,对劳动年龄所作的上限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将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至55周岁。后来除个别有微调之外,这一法定退休年龄沿用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退休年龄偏低这一问题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我国退休年龄问题再审视的必要性

2009年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十周年,随着新中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我国将出现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延长退休年龄这一策略的悬而未决,让退休年龄的设定问题再次升温。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881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据预测,2050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总数将达到3.36亿,占到总人口的24.3%,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均寿命正在不断延长,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

老龄人口规模膨胀,养老金供需矛盾尖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养老金的需求速度超过了养老金的供给速度而导致养老金供需的严重失衡。①而低龄退休更是加剧了这种问题。从养老金的收入来看,低龄退休意味着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减少,养老金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从养老金的支出上看,低龄退休意味着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中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大量增加,养老金的支出也会随之增多。这样就造成了养老金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直接冲击着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

当前延长退休年龄,将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学术界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这一应对策略。但是当前延长退休年龄虽然会缓解养老金供需矛盾,但同时也将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首先,当前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供过于求的局面,延长退休年龄将会增加就业压力;其次,近几十年内处于黄金劳动年龄的人仍将保持较大比重,这是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延长退休年龄将会使这一优势转化为社会负担;最后,对大部分体力劳动者来说,延长退休年龄将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心理稳定乃至生活和谐带来一定的冲击。

我国退休年龄设定所存在问题的再审视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限定退休年龄,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平衡协调。退休年龄的设定涉及不同职业群体的利益协调问题。目前具备享受养老待遇资格的人可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这大致上包括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工和下岗、失业人员。②一般来说,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数可能是愿意延长退休年龄的;而对于下岗、失业人员来说,只要参加了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纳了保险费的,一般都希望早点退休,因为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领取养老金,这比他们靠打零工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所得的收入可能要多得多或者稳定得多。国家统一设定退休年龄,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无法满足不同职业人员的实际需求。

忽视老龄资源,不利于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开发。当今世界,科技和知识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客观现实对劳动者体力的要求相对降低,而对劳动者知识和智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基于此,在不少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大多设定在65岁及以上。因为老年人在多年的工作历练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对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其他年龄段的劳动者不可比拟的。当前我国依然存在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主要有培养、引进国外人才和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等。其中,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成本最低、收效也最快。退休年龄设定偏低,对知识素质和工作积极性都较高的老年人实行强制退休政策,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低于世界水平,不符合当今时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处于世界平均线下,尤其是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岁,是目前世界上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龄。③在国际上,一些国家有法定退休年龄,一些国家实际上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如提供一个倾向性的退休年龄,或规定一个法定的最低养老保障年龄。最低养老金年龄包括最低退休年龄(特殊职业)和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一般情况下,只有到了正常退休年龄才能够领取退休金,不过有一些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规定了最低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有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是面向全体国民的,即无论在到达正常退休年龄之前是否有固定收入,只要按规定缴费,在到达最低养老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由此可见,调整退休年龄势在必行。但是不是只有“延长退休年龄”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面临当前人口老龄化严峻而紧迫的挑战,除了延长退休年龄之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思路?

解决我国退休年龄问题的另一种思路

基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国情以及退休年龄设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退休年龄逐步淡化,养老保障年龄法定化”。

逐步由限定退休年龄转变为退休年龄基本淡化、退休制度弹性化。基于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我国应逐步淡化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一方面,可以减轻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缓解尖锐的失业问题,协调老年劳动者与青年劳动者的关系,还可以减轻在提前退休背景下国家必须负担的巨额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通过逐步退休或部分退休的方式,老年劳动者能够逐步适应退休生活,也满足了老年劳动者继续参与社会工作的愿望。

逐步由法定退休年龄过渡到退休年龄单位自主化、养老年龄国家法定化。退休年龄的设定应该根据劳动者所从事的行业以及自身的情况,调整制定退休年龄上下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情况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决定退休时间。针对某些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本着双方自愿原则,在达到退休年龄后,有工作能力又希望能继续工作的,应放宽退休年龄限制;而体力劳动者特别是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劳动者,由于其本身工作性质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损伤,可以考虑暂不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淡化退休年龄后,要建立法定养老保障年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保障老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基于此,设定法定养老保障年龄,即达到一定的法定年龄,不选择继续工作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养老保障金;同时允许老年劳动者在具有养老金领取资格后自由选择领取养老金的起始时间,并根据领取养老金时的实际年龄对养老金待遇标准进行相应调整。选择继续工作、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国家暂不给予养老保障金;对那些有工作能力却不愿意继续工作的劳动者,在其没有达到养老保障年龄时,不能领取退休金和任何补贴。

合理利用劳动力供给变化时机,实现由法定退休年龄向养老保障年龄转轨。目前,我国实行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是20年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也是我国老年保障制度发展的方向。我们要继续围绕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两大重点,推进“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上渐进式提高领取养老保险所需的最低缴费年限。同时,继续完善基本养老缴费激励机制,鼓励职工通过在职时多交费来提高自身养老保险的待遇,进而促进我国养老保障体制的完善。从养老与就业的博弈来看,目前采取全面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还不合时宜。到2022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后,将出现首次下降,那时才是全面延长退休年龄的最佳时期。当前要加紧清理提前退休,严格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在此基础上,逐步淡化退休年龄,推进退休年龄单位化、企业化、养老保障年龄国家法定化,为未来平稳过渡作好准备。

总之,我国退休年龄的调整,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遵循适时、适势和适度的基本原则。再次审视我国退休年龄设定所存在的问题,“逐步淡化退休年龄,法定养老保障年龄”对于解决当前问题乃至未来的退休制度重构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作者单位分别为: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注释

①柳清瑞,苗红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推迟退休年龄策略研究”,《人口学刊》,2004年第4期。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践行30余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看,2013年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与之相差的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低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可谓“未富先老”。人口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这是一种致命伤害,不仅不能化人口资源为优势,而且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一、“未富先老”现象的基本概况

未富先老,这是一个新锐词语,是专家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提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提高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在我国今年的《社科院蓝皮书》指出: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个数据已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属于成年型,而短短20年左右,人口年龄结构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三是地区老龄化差异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约16.38%;新疆最低,约为5.43%。东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比西部地区严重。四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才达到6000美元。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更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老化。社会的运行需要充足的劳动力来维持,而老年人所占比例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年龄较大的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年龄的增长,导致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反应能力变慢,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变得更加弱,劳动效率也跟着低下。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繁琐,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新的知识,显然青年劳动力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中老年人过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需要家庭提供更多的赡养功能。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的家庭基本是独生子女。子女结婚的另一半很可能也是独生子女,对这个家庭来讲,基本是由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这样家庭的赡养功能就显得更加突出。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父母更是与子女同吃同住,对自己后代的依赖能力也是更强的。家庭赡养能力的突出需要子女更多的付出,这样无形中加重了下一代的负担。然而大量的独生子女赡养老年的能力一般,急需社会养老功能的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裕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政府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的负担。现如今社会上涌现一批“啃老族”、“蚁族”,他们本身生存都是比较艰辛,有很大一部分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政府需要对社会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予以帮助,因而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的责任愈发重。

三、对人口老龄化几点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许多专家预言,我国人口问题会在2030年到2050年迎来最严峻时期。目前,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准备的还不足。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爆发的高峰期前,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做好各种的准备。以下是对缓解人口问题的建议:

(一)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年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产生效应的政策,无法一时看到成效,所引起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能做的只有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缓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从宏观政策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切实落实到行动上来才可以,不能只说不做。

(二)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多种合作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医保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要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和他的家庭不会因为看病而变得贫穷。社区还要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均国民收入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不够发达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以说是富与老同时或者是富先于老。而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比较少,所以我们是“未富先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把改革和发展,作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又好又快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同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突出表现是“未富先老”,这说到底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不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多方的努力,本文的见解还是比较浅显,无法找出一条能明确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还是需要个人,集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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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验对策;借鉴;发达国家;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4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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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1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57-03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到1996年提前全国4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的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一、辽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高龄化趋势日渐显现。2007年,辽宁省0-14岁人口约为544.99万人,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2.68%,比2006年增加了6.42万人,所占人口的比重增加了0.0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为3296.1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6.69%,比2006年减少了13.88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比重下降了0.1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456.88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6.7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63%,比2006提高了0.09个百分点。

伴随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是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渐显现。从“四普”和“五普”的统计数据看,分年龄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和85岁以上的年龄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五普”比“四普”分别上升了0.73,0.86,0.39,0.11和0.11个百分点。

2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辽宁省0-14岁人口比重逐年下降,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并呈进一步加快的趋势。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在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间,全国提高1.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了0.14个百分点,同期全省提高了2.1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21个百分点;2001年至2007年间全国提高1.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16个百分点。同期我省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39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辽宁人口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由5.68%(1990年)提高到7.88%(2000年)只用了10年的时间,这一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3有三成左右的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辽宁省约有30%左右的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1人独居或与老伴同住),有超过四成的老年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因此,在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健全,居家养老仍作为主要养老形式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特别是精神赡养问题亟待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广泛重视。

4老年人口收入水平普遍不高,需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随着辽宁省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人口的日益老龄化,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抽样调查的情况。辽宁城市老年人口的收入主要来源包括:靠养老金的约占68%,靠配偶的占6%,靠子女赡养占12%,“低保”、“特困”占4%,其他占10%,而在农村,约有近60%以上的老年人口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或帮助。

分城乡看,城镇与乡村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别。城镇中约有60%以上的老年人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其次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农村老年人口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超过60%,其次为劳动收入,约占1/3。可见,农村的家庭养老负担比城镇更重。

分性别看,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别。有60%以上的老年男性人口靠离(退)休金生活,而靠劳动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相近。各占1/5左右。而女性老年人中约有近60%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这说明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女性老年人比男性更多的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

二、人口老龄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辽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多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建设,使全省老龄化事业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辽宁老龄化事业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象征。

1人口老龄化给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目前,辽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后期,“人口红利”主要从三个方面获得:(1)劳动力供应较充分,价格较低廉,但这种优势已逐年减弱;(2)劳动力年龄结构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3)老、少抚(扶)养比较为合理,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目前我省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阶段,少年和老年抚(扶)养比仍较为合理,社会保障的负担还不十分沉重。尽管辽宁的就业压力很大,但只要处理得当,仍可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对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夯实必要的物质基础。

2人口老龄化给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主要通过劳动力的供给和消费需求方面体现出来。

在社会关系中,人不仅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更是社会需求的主体,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同年龄的人在提供劳动力和消费需求方面存在极大差异。从深层次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加快,预计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仍会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对辽宁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现实的,又有潜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产生深刻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会增加消费基金、使投资减少,加重总人口的消费负担。这是因为,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条件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将促使消费基金的扩大和积累基金的缩小,从而加重总人口的消费负担。而积累缩小就意味着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的供给关系发生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必然要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就需要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间

进行转移和流动。而劳动力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安于现有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不愿改变现状,会给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压力。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大量中老年下岗职工转岗。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压力。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导致新增劳动力减少。而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培养原有的中老年劳动力相对较困难。其后果就是失业率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由此,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三是人口老龄化使消费需求相对减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其次,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辽宁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已从2005年的37.2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73.9亿元。如果说全国是3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而在辽宁就是2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职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长期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城乡之间老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城市离退休老人由国家养老,农村老人是活到老、干到老。改革以来,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使社会福利需求增加,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使老龄事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速解决三农问题,把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障事业向农村、农民倾斜。

第三,人口老龄化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我国家庭规模正在缩小,供养老人的能力在减弱。同时,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加剧,导致空巢家庭增加,使得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模式面临困境。

第四,社会养老面临许多新困难。一是社会养老机构不足,养老的供需矛盾突出。据统计,2007年辽宁有各类养老机构1093个,养老床位仅75700多张,根本无法满足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二是社会养老机构存在着支付能力低与服务价格高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社会养老机构是按商业模式运营,收费较高。而老年人口收入水平较低,难以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因此,使经费本来就不足的养老机构,床位大量闲置或亏本经营。调查显示,仅有6%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在养老机构安度晚年。我们认为,这一方面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受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较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养老资源与现实需求,服务价格与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但无论哪方面的原因,都会使养老事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辽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据估算,到2016年前后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580万,首次高于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到2039年前后,辽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可能达到1300万人以上,约占总人口比重的30%左右。

未雨绸缪,应对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认识,明确政府对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老龄工作作为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明确政府在老龄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要把老龄化问题列入辽宁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把它作为全省整体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使我省的老龄事业、老龄工作能够沿着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2加快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没有发达国家高,但老龄问题却如此突出,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养老的基础不够扎实。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逐步缩小并彻底消除城乡、地区和居民的收入差别,促进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医。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问题。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使他们有可能谋划自己未来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3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老龄化的关键,也是解决老有所养的关键。必须按照“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工作目标,不断健全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应开辟各种商业性保险,以满足全社会各种收入水平人群的养老需求。形成公平、高效、稳定和规范的现代社会保障的多支柱体系。

针对目前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应建立“全民参保”的社会保障机制,变“缴费”为“征税”。这样做一是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二是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将大多数的民营、“三资”、乡镇企业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同时也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社会财富再分配功能薄弱的现状。

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体现国家财政一体化与区域财政适度差异相结合,以社区为依托,坚持国家、集体、家庭等多元投资,积极提高农村养老的社会化程度,做到分类指导,分阶段运作,逐步消除城乡差异。特别要注重建立有利于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阶段,可先将独生子女、双女户和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逐步向其他计划生育户和全部农户扩展。

4建立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走中国特色的养老道路。一是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为此要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培训大批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老年服务者队伍,提高高龄养老的社会化水平。因此,建议建立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的家庭服务员制度,但应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收取一定的费用。以维持其良性循环:建立老年志愿者制度,由社区组织年纪较轻的老人为年纪大的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要加强对老年人的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及社会活动等的管理,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二是要加快构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要采取多元化的方针发展社会养老机构。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民营养老企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以弥补国家福利资金投入的不足。三是建设多层次的养老机构。兴建一批高档次养老机构,满足高端服务需求;发展一批中低价位的养老机构,以适应大多数老人的养老需求;整合乡镇敬老院,集中财力建设较高档次的综合性农村区域性的中心(养)敬老院,让更多的“五保”老人能够在这里安度晚年。

5加大投入,全面把握老年人口需求,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要力争把更多的健康人群带人老年型社会。延长健康期,缩短带病期和伤残期,并尽可能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是一项长期奋斗的目标。为此,要把促进人群健康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手,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开展重点人群预防和疾病的监测。要整合现有卫生资源,调整预防和医疗投入比例,重视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投入,开展农村贫困地区的医疗救助工作。要加强对老年期健康生活的指导,推进各项有益老年期健康的文体活动,发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运动项目。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在有条件的社区,可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或窗口),倾听和排解老年人的苦闷,增强其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条件具备时,逐步把老年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内容纳入医疗保险范畴。同时,要加大老年医学基础研究投入,进一步加强老年学的教育和科研,做好老年学的普及工作。要加强老年基础医学理论的研究,在医学院校设置老年医学和老年护理专业,在社会科学院校设置社会老年学专业。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7

20xx年山东省威海市居民养老金提至每人每月120元威海市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再提高!自20xx年1月1日起,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统一提高至120元,将惠及威海市37.6万老年居民。

日前,经威海市政府同意,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通知,自20xx年1月1日起,威海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统一提高至120元。此次养老金调整,各级政府年需增加补贴资金4500多万元。按照相关部门的部署,增加的养老金春节前便将足额发放到37.6万老年居民手中。

据了解,威海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8年来,政策制度日臻完善,经办服务能力显著增强。通过推进自助终端进基层、进社区等措施,将金融服务网点延伸到每个村居,安装金融服务终端设备2900多台,发放惠民卡90余万张,使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便捷周到的服务。截至20xx年底,威海市参保居民88.7万人,适龄人口参保率达99%。

与此同时,威海市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逐步提高,由试点初期的33元提高到了现在的每人每月120元,高于省政府确定的100元的标准,各级政府年补贴资金达5.5亿元。全市37.6万多名老年居民按时足额享受了养老金待遇,年发放养老金将达到6.3亿多元。

山东:日照五莲19个村推行互助养老聘贫困日照市五莲县在19个村推行互助养老模式,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聘用贫困妇女为贫困失能老人提供日常护理,解决了居家妇女贫和老年人口困的两难问题。

记者来到五莲县红泥崖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看到,院里桌椅、锅灶、床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十多位老人在这里做饭、聊天、打牌休闲,欢笑不断,和气融融。据介绍,互助养老模式用购买服务的形式,聘用本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妇女,为贫困失能老人提供洗衣做饭、起居照料等日常护理,能够同时解决居家妇女贫和老年人口困的两难问题。目前,五莲县共有19个村开展互助养老扶贫,聘请护理员33名,照料建档立卡贫困老人113名,不仅使贫困妇女有了稳定收入,而且解决了贫困失能老人的日间照料难题。老人不仅在互助养老服务站里享受养老服务,也可在自己家里享受养老服务。

五莲县有省定贫困村51个、市定贫困村4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3372户、贫困人口5434人,其中因年老体弱、因病、因残造成失能半失能的贫困人口占四分之一。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通过政策兜底等办法,贫困失能老人获得一定生活救助,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此,五莲县积极探索贫困户互帮互助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爱心捐赠等方式,聘请有劳动能力的居家贫困妇女与贫困失能老人结对帮扶,创新扶贫+养老模式,构建起互助养老新机制,同步解决脱贫和解困两个难题。

预计20xx年年底,五莲县互助养老将普及全县100个村,使全县贫困村互助养老全覆盖,同时动员和鼓励非贫困村也建立该扶贫模式,让更多的村通过互助养老这一崭新模式,使更多的老年贫困人口走出困境、安度晚年。

山东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56.97万人老龄化人口是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标志,随着老龄化人口占比的不断增大,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记者从山东省老龄办获悉,到20xx年底,山东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5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0.68%,65岁以上老年人口1307.98万人,占总人口的13.15%。也就是说,5个山东人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山东是全国老年人口第一大省。20xx年以来,山东省老年人口呈加快增长态势,每年净增老年人口80100万。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山东省属于全国解放较早地区,解放及建国后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使得全省人口快速增长,而现在步入60阶段老年人基本都是建国以后的这几代人。山东省老年人口突破20xx万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凸显了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和快速发展态势。

该负责人说,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不断缩小,未来社会可能出现两个在职职工供养一个退休职工的情况。未富先老等问题也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性影响,有关部门应该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8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着手养老保险的立法,比如德国首次进行养老保险立法的时间是1889年,英国是1908年,法国是1910年,意大利是1919年,加拿大是1927年,美国是1935年,而我国是在2010年。实践证明,法律法规建设对于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美国政府在经济大危机时期的1935年,颁布了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保障法案》,之后又通过并颁布《美国老年人法》、《老人志愿工作方案》、《老年人营养方案》、《老年人社区服务就业法》、《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保护病人和负担得起的照护法案》、《老年人正义方案》等法律,设立老年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等一系列专门的管理老年人问题的机构,从法律制度上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英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养老金法案》、《国民保险法》、《福利改革与养老金法》、《退休金法》、《退休金信用法》、《社会保障法案》等,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体系。

延长劳动力退休年龄

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由人口老龄化带来财政支付压力和政府养老压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劳动力资源供给会更加紧张,政府用于赡养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成本会加大,政府负担会加重。为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延长退休年龄作为首选对策。

据统计,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没有提高职工法定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和英国,而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进行改革的原因正在于它们的法定退休年龄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很高了,比如冰岛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在1958年就已经是67岁,而其他五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65岁,截至2010年底,在欧洲发达国家中,除了卢森堡等3个国家是60岁退休以外,其他国家的退休年龄大都在61岁以上。

日本政府通过借助企业力量很好地解决了延长退休年龄之后老年人的就业问题。日本法律规定60岁到65岁老年人的就业问题主要依靠企业协助解决,并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继续雇佣制度来实现,而65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就业问题则由地方政府通过老年人人才中心和福利服务形式安排解决。

发展养老产业

在国外,老龄产业亦被称作银发产业,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包括家政服务、护理服务、卫生保健服务等在内的老年人养老照料服务业;二是包括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在内的针对老年人开发的各类养老机构;三是针对老年人群体特别开发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如老年人保健用品、金融理财产品、旅游产品等;四是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要而开发的各类产品与服务,如创办老年大学、提供再培训项目等。

日本政府以开发针对老年人的医疗看护和健康保障产业所取得的成就而蜚声世界。2010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21世纪复活日本的21个国家战略项目,医疗和看护产业即是项目之一,其中针对在家养老人群的上门看护服务则是发展的重点。日本政府希望借此在未来10年时间里实现医疗和看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且借助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发展商业或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此举在短期内快速地带动了一大批老年人用品专卖、老年人餐饮专营、老年人管理咨询、老年人教育培训等行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以养老设施为核心的养老院经济产业体系。

倡导孝道文化

敬老爱老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良文化传统。1991年,第4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强调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应该有保障老年人得到照顾和保护的文化价值体系。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创立老年人专门节日的方式倡导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不但注重给予老年人物质帮助和支持,而且注重给予其精神理解和关爱,比如加拿大将每年的6月21日定为老人节,又称笑节;美国的老人节也叫祖父祖母节,定在每年9月劳动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日本将每年的9月15日定为敬老日,而且是法定节假日。

此外,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熏陶的东亚各国,如日本、新加坡等国往往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明确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和赡养义务。新加坡政府于1995年颁布了《赡养父母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赡养父母法》明确规定,如果子女未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那么法院将判处其罚款一万新加坡元或者一年有期徒刑。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规划应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颇多关注,各国都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积极应对是中国“城市化水平、速度”向“城市质量、内涵”转变的重要方面,加强城市规划中老龄化人研究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和内涵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城市地区老龄化格局及其进程

当前我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城市社会学等领域。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国家层面特别是省际等层面的研究比较多。由于我国处于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家政策等原因,人口老龄化将会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需要不同学科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大多数城市进入到“老龄化城市”,

“老年人空间残留”特征明显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在调查取样的344个城市中,有280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7%,有80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图1,图2)。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是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如成渝地区、关中地区、苏北地区、东北边境地区;速度较慢的地区是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走廊等地区。除了部分地区,尤其是严寒地区(如漠河等)居民的人均寿命提升造成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外,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大多是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了“老年人空间残留”现象。

图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图22000——2010~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2老年人口的需求与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老年人空间残留”的一个表现是各种学术文章和新闻媒体所提的“留守老人”。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郊区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城市空间要素及社会构成等发生急剧革。在变革过程中,老年人口在居住、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变化。例如,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北京市60岁及以上来自外省(市)的流动老年人口约为5万人,其中,到北京务工或经商的老年人比例仅为4.17%,其余的大部分是以养老为目的的。这一结果容易造成大城市周边的“养老型”住宅和住区建设日趋升温,如北京和上海周边已形成了各种“养老房产带”。人口老龄化在城市中心城区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与老年人的社会公平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统筹与优化。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0年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都突破了12%,其中,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2.51%,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达14.37%。2000年~2010年,虽然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放缓(上海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临近中心城区的“功能拓展地区”(如北京的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和闵行区)的老年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图3,图4)。我国城市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过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图3北京各区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图4上海各区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二面向快速老龄化的规划应对理论和方法

虽然人口老龄化对城市规划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我国的城市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要性,意识到“城市规划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研究老年型城市社区规划的迫切性”“城市规划必须在思想方法、政策法规、经济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调整”。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规划对老年人的研究仍缺乏深度和广度,城市规划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都有诸多空白。

1系统评估中国老龄化问题特征和趋势

(1)空间特征和机制须进一步探讨。在国家层面,人口老龄化水平主要取决于整体人口生命周期的变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而在地区层面,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地区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包括老年人口的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关系、老年人口空间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等。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关于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的系统研究。城市规划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密切合作,以了解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集聚格局、过程和深层次的机制。

(2)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可能进一步加快,年均增长率将突破0.5%(图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后,从1982年开始明显增长。2000年~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增长了约3062万,年增长率约为3.5%;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上升了1.9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日本1970年~1980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综合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快,每10年的人口老龄化比重增长可能突破5%,预测到2030年可能突破15%,老龄化人口将高达2亿~3亿。因此,需要全面进行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空间分布的可能性预景分析。对于老年人口而言,关键问题是“就地养老”和迁移两方面。受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城市文化和社区的景观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迁移的富裕老年人集中在可以提供各类住房、娱乐和医疗服务的区域;不愿迁移、贫穷或独立性较强的老年人则可能留在设备简陋的社区。在我国,年轻人口流出所引发的“留守老人”“空巢村”现象较突出,同时一些相对富裕的老年人口开始集聚在一些气候和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

图5全国老年人口增长及老龄化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

2老龄化城市规划应对的“两个面向”

(1)面向老年人口居住、医疗、交通等行为和需求规律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

老年人在居住、交通、医疗、休憩和购物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传统上,许多老人更倾向于家庭成员的照顾而不是正式的服务,但这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老人对服务更敏感。

①居住。

Haldemann和Wister认为传统的老年人口住房研究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主要是制度化“专用住房”的研究,特别集中在“疗养院”“住宅护理”“养老院”方面。然而,这些住房只涉及相对较小部分的老年人口。建造集中居住社区的目的是减少当地人口的流动性、提高医疗水平、减少设施以外的后续投资。城市规划或地域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关于养老院的选址,往往需要拟定一个选址原则,而这个原则通常并不适用于所有老年人口住房的形式。例如,养老院通常不靠近服务方便的地方,而是位于远离其他社区的地方。第二种方法被称为“住房及替代品的选择最大化”,认为老年人口是需要用多种解决方案解决其需求的特殊人群。因此,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完全解决老年人口的住房问题,也没有一个居住模型是完全得到公认的。研究人员需根据老年人口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广泛的居住选择。第三种方法研究的是“就地养老”,包括在家养老或不在以前的家庭、但在同一社区养老两种类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家养老作为解决老年人口居住问题的方案,变得越来越流行。就地养老在政策上是一种解决老年人口对昂贵设施需求不断增加的方案,同时,被看作是减轻替代性住房成本上升的方案。

Haldemann和Wister认为,以上三种研究方法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补充:a老年人口通过一种被称为“社会心理过程”的方式适应其环境;b老年人口的居住决定与其环境(地域)体验有关;c以“关心环境”(为老年人口提供关爱、关心的服务环境和氛围)作为社交的背景;d追求“场所感”,以环境经验和环境作为社交背景,探寻“场所感”的产生缘由和机制。

②医疗。

老年人口的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谁应该接受家居照顾服务(即标准是什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谁提供服务(非盈利组织、私营部门还是公部门)?谁为服务买单(个人、国家或是两者结合)?国外的一些规划者和社会学家认为,让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社区中是政策和规划的最终目标。

③交通。

交通是影响老年人独立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空间的变化性。虽然家庭环境对老年人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良好的交通可以提供老年人口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老年人口的住宅往往与可用的交通方式紧密相连,英美老年人口的住房也通常与公共交通靠近,既是为了增加出行方式的选择,也是考虑到这样可以减少迁移。因此,老年人口的住宅往往靠近城市中心。

(2)面向老年人口需求满足、城市空间和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

随着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转换,城市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研究应从城市空间资源的合理调控着手,实现空间利益的合理分配;既要满足老年人群的空间利益,又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要加强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指导能力,以人为本,将更多的研究成果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管理之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以减少贫困老年人口为目标,相继出台了一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国家养老金等。

在空间方面,以边缘地区为例,该区域的老年人口是否一定要高度集聚在土地成本较高、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中心城区?是否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划和制度措施引导老年人口迁居到生态环境较好、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边缘地区需要怎样的设施、政策才能吸引老年人口从中心城区疏散出去?如何从城市规划角度解决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老年人口的需求?如何解决好城市和乡村、小集镇的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要素方面,以交通为例,交通规划者是否要考虑改造现有运输系统的车辆和车站,以适应一部分体弱和残疾的老年人,并考虑为他们开发新的交通服务?这种服务要不要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分开?理论上讲,第一个问题强调的是一体化和公平性,而第二个问题则强调了隔离和效率。

参考文献:

[1]柴彦威.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10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战?

蔡: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问题。

开发人力资本保持增长

问:中国应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11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二、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2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根据此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

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总的来看,2030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

经过5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老年人口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亿以上,老龄化程度为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总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目前人口总规模仍然高达13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总人口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问题和建议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2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2022年,2.48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目前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2050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各种需求的巨大压力,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自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老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的战略和对策。200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敦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战略和对策,否则,将会丧失战略机遇,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年到2050年的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要充分利用25年战略机遇期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25年,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也是仅有的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重要。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中长远战略规划。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应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这一国情的老龄工作机制。

3、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人口老龄化的解决范文篇12

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认真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这样就由原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向老龄化发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而放松计划生育,以提高出生率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形成恶性循环;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违背社会道义来延缓人口老化过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到相对静止稳定状态。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要想达到相对静止稳定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要经过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口学专家研究证明,中国老龄化进程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英国老年人口从5.0%增长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长到7.1%,用了50年的时间,而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需要18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国将比世界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提前10年进入老年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将达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据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数比欧洲所有国家人口还多。

(三)我国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将增大,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3.2%增加到下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占老人总数的15%以上。

(四)我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按照人口学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

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诸特点来看,中国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国家,并排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之首。国家正处于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原来基本由国家承担的养老方式变得日益不适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发展新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将逐步消除“经济滞差”和解决老有所养两方面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养老金支出膨胀。有统计表明,1998年养老金缺口是50多亿,1999年是100多亿。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高达80%以上。然后是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还有“统账”结合导致完全的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出现空账。

三、解决的对策——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实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解决养老方式上重视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为社会贡献的事实,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

一般健康和生活优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积极倡导家庭养老模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务。同时,又重视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把养老设施作为老人们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保险年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保险。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一体化、定额支付的原则,基本养老保险并不是保障当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标准、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须要依靠企业及个人的自助努力,要协调好互助与自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内部决定,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遵循自愿原则。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积累筹资,后两者是完全积累筹资。

(三)逐步实现费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的交费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以解决养老保险的财源问题。在费税改革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将“费”变为税,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还可提高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

(四)倡导养老保障事业的社会化

在不少发达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尽快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给代际供养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和国家只能承担基础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劳动者一旦因风险失去收入来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期地提供保障。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具有优越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也应该把握和运用这种优势,统筹全局,缜密考虑,真正成为全世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华克伟.最新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实务全书.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6.

2、胡晓义.中国社会保障.北京: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1999-2006年.

3、马斌.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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