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国学者科技史研究思考

中国学者对科技史做了近百年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专家回顾了这种研究的过去，展望了它的未来[1][2]。近几年，科技史学科的建设受到了较多的理论关注[3][4][5]。1999年10月，国内部分科技史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代表在北京商讨了科技史发展战略问题[6]。会后，又有进一步的讨论[7]。本文归纳了作者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就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的估价和改进所做的粗浅的思考*。

一、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起因

如果说西方科技史的早期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为科学事业作辩护的话，那么，始于本世纪初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动机则是为中国及其文化作辩护。

19世纪中期起，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国家弱于列强，国人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洋人的轻视。随着妄自尊大的优越感的破碎，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中国传统文化、失望、自卑甚至崇洋的心态。对此，那些自尊、图强的科技专家和文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开始研究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古代科学典籍中找出中国人曾经做出的发明创造，从而说明中国是对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这种对科技传统的辩护有助于捍卫国人的自尊、激发进取精神，也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应。

本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爱国主义，以树立民族自信心。抗美援朝初期，《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文章，“对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8]这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阐述了研究科学史的理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三十年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估计：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他这种有偏见的主观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整理我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科学资料，综合分析，做出总结。“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研究发明创造的来历，“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

“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9]

这种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科技史倡导者的见识，促进了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不过，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辩护欲逐渐衍生出一种倾向：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

“”结束后，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在中科院和少数大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但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的急切的功利心态给国内科技史学者带来了一种生存危机感。

二、构想与实践

1．从分散研究到建制化

科技史是地域性较强的领域，中国人熟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要为她辩护。因此，他们自然是首先研究中国的传统科技。

科技专家出身的科技史倡导者既受到专业化的科技训练，又有扎实的汉语功底。他们从本专业入手，在中国开创了学科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松散的第一代科技史家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王振铎、钱临照、王庸、李涛、刘仙洲、梁思成等分别研究了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化学知识、物理知识、地理学、医学、机械工程、建筑等[2]。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中国古代有关科技的典籍，按照现代学科划分标准，摘录史料并做考证；把古代知识翻译成现代的科技语言或进行复原；开展专题研究，撰写学科史[1]。

1949年11月，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决定搜集和整理中国科学史料，翻译和刊行近代科学论著，以纪念过往并策进将来[2]。1954年，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组。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了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集方案：中科院于1957年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计划在1961年扩大为研究所），并在地理所内设中国地理学史组，在考古所内设中国工艺史组；建议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文化部分别成立中国医学史、农业史、水利工程史、古建筑的研究机构；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合作在该校成立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室；“酌量调集现在只能以一部分时间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干部，使能全力从事科技史的研究。”[10]1956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讨论远景规划。

按照《规划》，中科院如期组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下设学科史组，招收研究生；中医研究院、建筑科学院、水利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和几所高等院校也成立了学科史研究机构。1958年开始出版专业期刊《科学史集刊》。1975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后，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大、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陆续组建科技史研究室或研究所。198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此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和其它专史学会也相继成立。

专门研究机构和学会的成立、专业期刊的出版、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研究生的培养等，标志着科技史学科的在中国的建制化和科技史研究的职业化。

2．定位与工作构想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明确地将科技史工作的主要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它所强调的“中心问题”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应注意到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的改进是如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还应该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史。

“应先着重于专史的研究，而农学史及医药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应该用现代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深刻地研究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宝贵经验，“以求总结出科学规律”。也应该着重研究中国古展甚早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含炼丹术、冶金、陶瓷、火药等）。

在专史的基础上，再写综合性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它“更应着重地指出各时代的主要科学思想及各学科间的关系。”[10]

《规划》就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医学、地理、建筑诸学科，提出了以下研究任务：1）撰写学科史和通史；2）编写医学史、建筑史和通史的教科书；3）编辑《中国天文学资料选编》、《中国古代重要医书提要》、《中国古地图集》等资料集或工具书；4）翻译外国的科技经典著作或学科史名著，1961年开始研究世界科学史；5）整理中国古代的科技经典著作；6）中科院在12年内共招100名研究生。

竺可桢在为《科学史集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进一步说明：

“科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要记录某一时代的科学成就，而且还必需指出这种成就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以及为什么这种成就会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里，而不出现于别的时代别的社会里。”[11]

195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了一份面向全国的《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它应当是《规划》的细化和发展。除了极左的表述和措施以外，《纲要》的主要学术内容可大致概括如下[12]：

1）成立科学史资料中心，一到二年内编出全国收藏的中国古典科学书目和中国科学史论文目录，做综合史和学科史的资料索引。

2）搜集外国科学史期刊，了解各国科学史出版物和国际科学史研究动态，与国际科学史协会时常联系；经常和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交换刊物书籍及情报。

3）在中国古代科学史方面，1960年以前写出6种学科史和比较详尽的通史；编写断代史和科学家传记；研究各少数民族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写出有关专著；编辑科学家的经典著作选集。

4）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翻译外国科学史名著和古典科学名著；“对某些科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作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1962年以前编出“洁本世界科学史小册子”。

5）研究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史；研究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6）加强科学史的理论研究，使《科学史集刊》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地位的科学史期刊之一和全国科学史的指导性刊物；1959年出版《科学遗产》季刊；1962年出版《科学史译报》季刊。

7）科学史图书馆收藏中国古典科学书籍、国内外重要科学史著作和近代著名科学著作等。抄副和摄制珍贵科学史书籍及善本科学典籍。

8）研究生人数在1967年达到137-152人。

9）196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改组为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研究所。

从《规划》和《纲要》可以推断，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具有较宽的学术视野，提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恰当地把握了中国科技史创业的起点，考虑了事业的扩展前途。阅读他们的论著，感到他们的中文和外文功底扎实，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均有了解和思考。当然，他们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科技史的史学理论欠考虑，研究视角受到当时形势的制约。《纲要》的目标和进度反映了“”中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客观地讲，有些目标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就是在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里也是力不从心的。

3．构想的实践

《规划》应当是全国科技史工作的纲领，而《纲要》实际上并未变成国家的文件。40余年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这两份文稿，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多数目标。不过，在实践步骤和进度上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例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95%以上的成果都是在“”以后问世的[13]。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50年代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汇编和“古新星表”的研究。研究古代史的专家重视学科史资料的汇集和考释，并将文献研究、考古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传统[14]。80年代以来，明清两朝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历史受到重视。

基于专题研究，科技史家编著了学科史和通史。1959年已完成《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化学史》、《中国地理学史》等书的大部分初稿[8]。6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不幸的是，“”的十年浩劫几乎完全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1980年以后，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建筑技术、金属技术等学科史，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古代地图集》等才与读者见面。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全史》丛书尝试了断代科技史的编写。在翻译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时，中科院牵头编著了20余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包括十几卷学科史，以及通史、思想史、交流史、传记、词典、论著索引等卷，其中的几卷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古代史基本上遵循了第一代科技史家的构想，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开始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专家们及其部分弟子的学术成果、史学观念、研究视角和方法。目前，一些专家还在进一步撰写多卷本学科史“大系”，调查研究传统工艺。

忽视少数民族的科技传统，就写不出完整的中国科技史。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科技史专家在专题调查、学科史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15]。目前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出版按学科分卷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汇编的5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在90年代问世，完成了一项古代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另外，部分专家完成了若干种科技典籍的校释。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基本上不是发明发现的历史，而是引进和追赶西方科技的历史。这方面的研究未被列入50年代的《规划》和《纲要》，到80年代才开始起步。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技术史》、若干部学科史和部分近现代科技专家的文集和传记。

自50年代起，以西方为主要对象的外国科技史的翻译和研究逐步展开，但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较少。在几十年里，中国学者翻译出《历史上的科学》、《自然科学史》、《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古今数学思想》、《爱因斯坦文集》、《科学革命的结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宇宙体系》、剑桥科学史丛书中文译本等一系列著作。此外，部分学者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学术和普及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

一些专家注意到科技史的史料学、科技史的学科特点、科技史编史学等理论问题，撰写或翻译了有关论著。[16][17][18][19]

《科学史集刊》在1982年改为《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成为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史领域部级的多学科综合性刊物。1980年创刊的《中国科技史料》是以刊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史料和论文为主的学术期刊。[20]《自然辩证法通讯》则着眼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研究。另外，还有一些期刊专门刊载学科史文章。80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过《科学史译丛》，可惜后来停刊了。

经过多年的经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科技史专业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国内外科技史书籍、中文科技典籍、必要的工具书和部分国内外科技史期刊。

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技史家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指导了科技史专业研究生，他们大都成了职业化的研究人员。70年代末以来，若干家研究所或研究室培养了科技史硕士和博士。在自然科学史所，导师以类似于“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做研究工作，注重论文的撰写。

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理、工、农、医科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了解取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从而学会如何创造知识。目前，少数高等院校开设了科技史课。

改革开放使国际交流得到恢复和扩展。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为国外研究和关注中国科技史的专家和汉学家所认同和重视，中外学者共同营造了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并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

总之，40年多来中国学者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国内学术界和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

三、局限性与问题

在客观地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冷静地分析工作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1．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史料的发掘、考释和研究都是国际科技史界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释和一些专题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引入，西方科技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成就描述向多视角、多方法（思想、社会、文化）的分析和解释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受到重视。而我们的研究目前仍较多地集中在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西方科技史界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

内史方面，基本上限于中文史料的搜集、考证，以及将古代的发明创造作为进步的“成就”按照现代的学科体系分类排列起来。“甚少有人超出现代科学的框架，将中国古代科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独立系统，进行综合性的考察。”[5]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和宏观研究均不多见；将古代的知识翻译成现代的学问，有时可能把古代的知识和逻辑关系现代化了。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时，就可能发现我们忽视了不少基本问题。比如，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发生和含义的演变、科学思想的形成、知识的表达方法、作坊的状况、技术的传播，等等。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初衷和思想框框的限制，科技史家曾无法客观地对待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以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仍较薄弱。

当然，学科史研究是必需的。问题是，许多学者都只对一个学科感兴趣，不大关心其它学科和跨学科的论著和讨论。经线多，纬线少，终难织出联系紧密的知识体系。近20年来，一些学者在撰写论著过程中做了不少内容重复、方法雷同、观点大同小异的学科史选题，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席泽宗先生在1990年估计：“我们在某一学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远远超过李约瑟；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没有赶上李约瑟。”[2]李约瑟的成就对中国人是一种刺激。他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命题，正好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心态合拍。有些学者就象当年引用“语录”一样，拿李约瑟的观点当作权威的定论，而不注意或不知道国外对李约瑟观点的正确批评。

外史研究的薄弱，有目共睹。由于学术研究一度受到政治的限制，很多学者不能正常地探究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或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与匠人的社会角色等问题。在严厉的政治规范内，人们也曾热闹地对科技的发展做外史“讨论”。例如，按照“儒法斗争”的观点编排和解说科技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责任简单地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期间，学者们在分析科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不得不经常引用一些极左的“公理”，并据此选择和编排史料，为科技史“穿鞋戴帽”，真正的推理变得多余了。至今，仍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未摆脱空泛的公式化的解说模式。

科技史研究的解释和启发功能弱。这种境况增强了科技史与其它领域的距离感，或者说降低了科技史学科的开放性，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不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表明，外史研究出现了良好的趋势。

本来，中国科技发展及其文化、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为形成自己的史学、社会学或哲学学派提供了基石。然而，中国学者至今未创建出能够解释本国科技发展历程的理论和学派，科技史理论和学科规范性曾长期被忽视。

基于几十年的资料和研究积累，科技史专家在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里完成了许多论著。这一时期的编书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科技史学者花一点儿钱，编编书就可以了。实际上，科技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书籍只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要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往往须要设立项目，投入一定的研究经费。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项目，经费投入超过了千万，其成果形式并不是一系列的书籍。

2．对外国科技史的研究与语言问题

通常，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致力于写自己的论著，对外国科技史关注不够。专门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人数过少，力量不集中。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世界经典名著及其译本收集得太少。现有的世界科技史的译本大多显得陈旧。由于近一二十年新的力作进口较少，某些国内学者只能以比较旧的译作和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描述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

经费匮乏，交流的渠道没有开辟，出国研究的机会就少，这是我们开展外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困难。在国内，不易及时查找和搜集国外的资料。凭借部分第二手资料，去和国外同行对话时常会感到一种无奈的“不平等”。

科技史是对语言能力有较高要求的学科。目前，语言是研究外国科技史的一个障碍。如果只掌握英语，探究近代欧洲科技就可能受到制约，因为不少重要的文献还没有合适的英文译本。用16-17世纪前后的文献，要懂拉丁文；读18世纪以后的第一手资料，就需要掌握法语和德语等语言。目前，在国内科技史的圈子内，能使用几门语言的学者还不多见，通阿拉伯语的职业科技史学者几乎没有。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在整体上很难在外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者说“还不具备与国外同行对话的能力”[5]。

中国人对外国科技史及其背景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应当尊敬那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充分肯定他们在了解世界和西学东渐方面的功绩。

研究中国科技史同样存在语言问题。比如，至今仍有大量用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资料不能被充分利用。

由于不具备用外语写作和交流的能力，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科技史和汉学的圈子内活动，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被国外同行广泛了解。某些懂汉语的外国学者吸收了中国人的成果，换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中国人的成果被“包装”成了别人的产品。我们无奈地看到，国外同行了解汉学家的文章和书，却较少地知道中国学者的工作。

3．科技史教育

虽然专业化的研究队伍早已形成，但我们在若干重要研究方向上仍然力量薄弱，甚至无人做工作。这和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与当代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不相称。面对浩瀚的史料和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批敬业的、有国际水准的学者。

规范的科技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科技史学的基本功。而现有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5]。我们积累了培养人才的经验，却未系统地加以总结。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教学内容的规范性不够，某些方面的训练欠充分。因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博士学位，故搜集资料、深入研究问题和写论文的时间偏少。

文理的过分分离造成了视野狭窄。为了培养既通晓“科技”又有“文化”的人才，我们不能再忽视科技史等学科的教化功能了。

4．科技史界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界的关系

科技史属于历史学，但它的研究对象却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它是既有人文科学特征，又有实证科学特点的“交叉学科”。科学史研究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创造知识的历史。技术史着眼于人类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改造自然或创造人工自然。这表明，科技史家应该在研究中探索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用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方法认识科学技术活动。事实上，每个历史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某种哲学观念去研究历史的。

在目前的中国，科技哲学（或称自然辩证法）学者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提倡者和研究者。他们将西方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介绍给国人，为中国学术界引入了新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不过，这些泊来品的运用还不充分，尤其是很少被运用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去。

科技史学者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学者似乎缺少共同的学术基础或兴趣，处于彼此不认同的状态。两者在非正式场合相互指责对方的短处，而很少在正式的学术活动中共同讨论问题。前者认为后者不熟悉科技史的基本资料，对后者的观点不屑一顾。后者对西方的了解较主动，批评前者只看重史料考释。这种状况不利于两者的健康发展。

公开而客观地指出他人的不足是需要勇气和学识的。现在国内的书评大都是表扬为主，有时还不乏大胆的吹捧。由于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准确的反馈，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作者或抄袭者自我感觉良好。

四、改进的建议

关于如何搞好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同行们已经就学科的建制化和规范化等提出了一些好的构想。但笔者以为，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引进新理论和新方法

科技史是基础研究中的一门学问。做这样的学问，就该向国际一流水准看齐。

我们须要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进展，尽快引进国外的科技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要积极开展学科史研究、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及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释功能和启发功能。有了足够的思想积淀，才有望形成自己的学派。

2．拓展研究领域，跟踪国际前沿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学术积累，以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国际学术界努力“争先”。在古代科技史领域，应更多地引入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较宽的视野里研究不同民族的典籍和考古资料，调查和抢救现存的传统科学知识和技术，认识中国科技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意义。为此，须要了解其他古文明的科技传统，介绍其经典论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史和比较史研究。

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发端于西方。我们必须“放眼世界。”[2]但目前我们对近现代科技在西方的发展了解还很不够。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我们可能主要以“跟踪”国外的研究为主。首先是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新论著，购买或复制基本的经典著作。其次是创造和争取条件，力求在少数专题上取得国际水准研究成果。认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机制和落后国家成功地追赶先进科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近现代科学技术自17世纪特别是自19世纪开始传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或者说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是个十分薄弱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迫切。一些行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必须从基本史料的搜集和梳理开始，从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开始。

3．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巩固与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圈子和汉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加快融入世界科技史大家庭的步伐，使我们的科技史研究进一步地国际化，提高中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声音。基于共同的兴趣，与国外科技史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交流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多参加或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争取到国外做访问研究的机会。鼓励青年学者到科技史的发达国家留学，直接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取得新资料。同时，须吸引那些学有所成的科技史学者回国从事研究。

鼓励用外文发表论著，在条件成熟时，出版英文学术期刊。利用互联网搜集资料和交流信息，各研究机构建设好自己的网页。

远离国际科技史圈子，守在国门里搞自我欣赏的研究是没多大出息的。

4．规范研究生教育与提高语言水平

好的愿望要通过那些敬业的、功底扎实的学者来实现。除了重视在职人员的进修之外，更应规范研究生教育，使学生受到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特别是科技史理论和方法的教育。

语言成了中国学者及其成果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为了尽快突破这一藩篱，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至少要掌握一种外语，具备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鼓励学习多种语言。

另外，应当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参加不同民族科技传统的研究。科技史家可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招收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大学毕业生作研究生，或者与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合作开展研究。

总之，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但是，就某一个研究机构而言，它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应当形成和发挥它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思想和理论。学术价值高的、有思想的成果需要连续的积累和稳定的潜心研究。浮躁的氛围不利于精品的生产。

参考文献

1．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3期，第1-4页。

2．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3．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8卷第2期（1999年），第97-114页。

4．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页。

5．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李劲松整理，“共商科技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简况及部分发言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第7-17页。

7．王洪波，科学史：踏上未来之路——关于国内科学史学科现状与未来的访谈，北京：《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文中观点属于刘钝、江哓原和刘兵。

8．《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近况》，1959年5月，共4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26。席泽宗起草，李俨在“全苏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宣读（莫斯科，1959年），由殷美琴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

9．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见《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80-282页。为了精练文字，笔者对原了重新

10．《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二次稿），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档案，案卷号56-3-8，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在《规划》中，“专史”指学科史，“总史”指通史。

11．竺可桢，发刊词，《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2页。

12．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15。

13．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2期（1997年），第101-108页。

14．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刊载的论文和夏鼐的《考古学和科技史》（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四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李迪，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卷第1期（1998年），第42-45页。

16．李俨，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十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页。

17．严敦杰，《科学史文献概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油印教材，197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存，卷号02657。

18．席泽宗，科学史和历史科学，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3-18页。

科学史的研究范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历史背景；科学哲学；科学史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其发展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它不再把科学看成是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体制来加以分析，而着重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向不仅造就了欧洲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社会研究领域的复兴，而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脱离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

事实上，70年代中期以后，在科学社会学日趋成熟的同时，它所遭受的批评和挑战也日渐增多。一方面是对默顿学派的两个基本理论：四条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系统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对整个传统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对默顿模式提出了批评。科学社会学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孤立的，这有着深刻的哲学和历史背景，也正是这种哲学和历史背景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科学史背景

科学史是最早出现的研究科学的学科，因此科学史的研究方向自然极大地影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20世纪近大半个世纪，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中，30年代是“外在论”占据优势，而二战期间和战后20多年，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内在论”。“内在论”者更多关注的构筑一幅前后一致的科学进步图像，而较少考虑，或即便是注意到了科学演进中的争论，也只是先人为主地肯定或否定了争论的某一方。虽然库恩提醒内在论者，“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科学家应当特别留意他的对象的明显错误，这不是因为错误本身而是因为这些错误揭示了更多的实际思想，而不只是给出科学家如何记录下现代科学家依然保留的那些结论和论据’。但实际情况仍然难尽人意。”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的“外在论”浪潮又重新占据优势。70年代以后复兴的“外在论”决不意味着简单“返回”30年代的“外在论”，而是对过去全部争论中所蕴含的概念意义进行一次彻底再思考，这个再思考导致了新型研究方法迅速进入“科学”(确切地说是进入“自然知识”)。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家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虽然对科学发现中的“优先权”之争进行了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科学争论来理解科学的运行过程，但其过多地诉诸于心理因素，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分析。这时，科学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的思想史转向复杂文化整体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英国科学哲学家海斯也谈论到这个问题，她认为，科学史界关于内史和外史的传统争论或严格界限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正在消失，科学史的研究注意到了科学理论信念体系的社会条件。

与科学史戚戚相关的科学社会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70年代中期开始了深刻的变化，如布鲁尔、巴恩斯、夏平等人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在人们以为最纯粹的理论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学领域仍然是社会力量在起作用，科学发展并不完全是靠它本身的理性力量，科学工作也与非科学工作一样是从无序到有序，科学并不先验地比其它知识形式更优越，科学的思维模式也可以与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行比较。因此，着重对科学知识进行研究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在这种科学史发展背景中滋生蔓延。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化解了科学史研究中内外史的矛盾，因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关注科学理性对知识的影响，也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作用。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也离不开更大范围的科学哲学背景。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科学哲学背景

实际上，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的哲学“搭档”是统治科学哲学领域40多年的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遵循l8一l9世纪理性主义传统，坚持知识“二分法”，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和线性积累的。理论的选择有统一的客观标准，判断知识是否科学应诉诸于经验证实。这种哲学观点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把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把对科学的研究局限在认识论的范围内，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这不但使社会学家从一开始便假定科学知识是“纯理性”、“纯客观”的，而且使科学社会学限于研究科学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关系，使科学社会学不过是“纯理性”科学家的社会学和科学职业的社会学。正是实证哲学的影响，使人们排除了对科学知识过程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这么说，科学哲学中逻辑学派的基本观点，渗入到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中来。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最初并非从社会学理论本身，而是从科学哲学的争论中引发的，更确切地说，是从打破传统科学哲学中科学知识的实证主义“标准”观点而开始的。

60年代初，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代表了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出现，随着波普一库恩的争论，库恩的著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库恩学说的核心——“范式”学说超过了传统的哲学概念的范围，除了理论学说和概念以外，它还包括了科学家使用工具、在科学活动中范例的选择等等内容，特别是他把“范式”概念与“科学共同体”联系起来，范式的内容包括了科学团体从事科学活动的一切内容。也有人认为库恩的观点是与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朗依的观点一脉相承，因为波朗依早在1942年就提出了“科学家共同体”的概念，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科学不是开始于观察和实验，而是开始于进入科学家集体，进入科学家组织。然而，无论怎样，库恩理论的影响结束了逻辑学派在科学哲学中的统治地位，以逻辑经验主义为科学哲学背景的默顿学派当然也就难逃厄运。

库恩理论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由科学活动的特定“范式”决定的。离开了“范式”，科学的评价本性不可能得到理解。库恩同时还提出了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就是在范式指导下解决难题，而科学革命则是以一种新范式取代原有的旧范式。库恩的范式学说、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的科学哲学思想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有紧密的关系，它们直接影响了70年代中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力图突破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局限，坚持把社会学的分析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本身，并且倡导了某些经验研究的方法。

应当提出的是，以后出现的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和劳丹)的工作，他们确有区别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地方：他们受到库恩的常规科学传统以及“范式”思想的鼓舞，提出了“方法论纲领”和“研究传统”理论。但他们认为科学家选择一种“进步”理论是理，无须进一步解释这些行为，而那些依赖着“退化”理论的科学家是无理性的，解释这类无理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任务。后经验主义的这一基本立场和逻辑经验主义如出一辙，因此，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有较大的冲突。

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在70年代中期首先是在英国出现，这与英国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爱丁堡学派，如巴恩斯、布鲁尔、埃奇等人。另外，巴斯大学的柯林斯、约克大学的马尔凯，他们的研究重点也都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如柯林斯提出了“相对主义的实证纲领”。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学术交流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形成了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而法国的拉图尔在70年代后期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美国一个科学实验室进行实地考察，对在实验室进行的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作了社会学的分析，著有《实验室生活》，在欧洲联盟和美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结束语

科学史的研究范文篇3

中文摘要：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李约瑟问题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1]，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可是过去的讨论，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比如在宋代，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一个文明的优越性，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因此，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李约瑟问题”的提出，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韦伯认为，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由此可见，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李约瑟的解答，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关于儒家官僚体制，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有些科学知识，如天文学，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同时期，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席文（NathanSivin）有尖锐的批评，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其严密性成问题，意义也不大[7]。[7]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DerkBodde)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这里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苏联学者黑森(BorrisHessen)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J.D.Bernal)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有些西方学者，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对立并不等于否定--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Geertz)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description)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Durkheim)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知识的结构和范畴，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Traweek)[20][20]、科勒尔(R.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科学界，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宋代学术特别发达，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23][23]陈寅恪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具有“有机论”的特点，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比如说，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and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活用也是创新，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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