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降碳工作总结范文篇1

关键词：人均能源碳排放；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结构；LMDI

中图分类号：F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6-0014-06

一、引言

自从18世纪中期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IPCC的四次气候变化报告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特别是占温室气体主要成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影响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重新审视以能源消耗为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经济增长方式。于是，低碳经济自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承诺到2023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动关系，探讨减排二氧化碳的影响因素，对实现减排目标和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Lisakas等[1]利用代数分解方法研究了欧盟1973―1993年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JosepG等[2]研究发现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2000―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长速率从1.3%到3.3%，其中65.16%来自全球经济活动的贡献，17.6%来自全球碳强度的贡献，18.15%来自最近50年来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比例变化的贡献。JamesB[3]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产出的关系，认为三者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来看，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李艳梅等[4]以1953―2007年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数据估算了碳排放的变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碳减排效应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强度降低。徐国泉等[5]采用1990年为基期，利用1995―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变化，认为经济发展是影响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的调整作用不大，能源效率有效的抑制了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王迪等[6]利用Laspeyres分解技术，以1996―2007年的6部门终端能源消耗数据研究了江苏省的碳排放变动，认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解释了江苏省碳排放量变动的大部分原因，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明显，能源效率的提高对抑制碳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因素分解法被广泛的应用在研究能源和经济发展相关领域的问题，其有助于找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及通过理论的指导可以发现哪些因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尽管国内部分学者也应用因素分解技术研究了影响全国或者区域的碳排放因素，但有的分解因素不够完善，或者是数据期较短，研究的结论作为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1981―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量、人口数和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动状况为研究对象，利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aIndexmethod，LMDI）完全分解技术，从经济增长、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三个方面考察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

二、模型构建

（一）能源碳排放计算公式

本文根据IPCC[7]能源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将能源碳排放总量分解为：

Ct=Cit=••Et（1）

=••••P（2）

式中，Ct为t时期能源碳排放总量；C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能源碳排放量；Et为t时期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折算成标准煤，下同）；E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所消耗的能源总量；C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碳排放量；Y为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P为t时期的人口总数。

（二）因素分解模型

由公式（2）可求得，第t时期人均能源碳排放量为：

ACt==•••

=SitFitItRt（3）

公式中，Sit第i种能源第t时期所占总能源的比重，即能源结构；Fit第i种能源第t时期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即能源排放强度，也就是能源的碳排放系数；It第t时期单位GDP消耗的能源量，即能源强度；Rt为第t时期人均GDP量，作为经济发展指标。

相对于基期的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量为：

?驻AC=ACt-AC0=SitFitIitRt-Si0Fi0Ii0R0

=?驻ACS+?驻ACF+?驻ACI+?驻ACR+?驻ACrsd（4）

D==DSDFDIDRDrsd（5）

式中，?驻ACS，DS分别为能源结构变动因素；?驻ACF，DF分别为能源碳排放强度变动因素；?驻ACI，DI分别为能源强度变动因素；?驻ACR，DR分别为经济发展变动因素；?驻ACrsd，Drsd分解余量。

需要注意的是，?驻ACS、?驻ACF、?驻ACI、?驻ACR分别是各因素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有单位；DS、DF、DI、DR分别是各因素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率，无单位；

根据Ang等[8]人1998年提出的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aIndexMethod，LMDI），结合式（3），把影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各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驻ACS=L（ACit，ACi0）ln（）（6）

?驻ACF=L（ACit，ACi0）ln（）（7）

?驻ACI=L（ACit，ACi0）ln（）（8）

?驻ACR=L（ACit，ACi0）ln（）（9）

?驻ACrsd=?驻AC-?驻ACS-?驻ACF-?驻ACI-?驻ACR

=ACt-AC0-L（ACit，ACi0）（ln（）

+ln（）ln（）ln（））

=ACt-AC0-L（ACit，ACi0）ln（）

=ACt-AC0-ACit，ACi0）

=0（10）

式中，L（ACit，ACi0）=（ACit-ACi0）/（lnACit-lnACi0）

即这是一个完全分解，不带有残差。

对式（5）两边取对数，可得：

lnD=lnDt-lnD0=lnDS+lnDF+lnDI+lnDR+lnDrsd（11）

由式（5）和式（11），可得：

=====（12）

假设为任意常数，设=

=L（ACit，ACi0）（13）

则有式（12）和式（13）可得：

DS=exp（L（ACit，ACi0）×?驻ACS）（14）

DF=exp（L（ACit，ACi0）×?驻ACF）（15）

DI=exp（L（ACit，ACi0）×?驻ACI）（16）

DR=exp（L（ACit，ACi0）×?驻ACR）（17）

Drsd=1

三、数据来源、处理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能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人口数据和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其中GDP数据已经由作者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能源碳排放总量数据依据式（1）计算得到；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据见表1，计算结果见表2。

（二）人均能源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本文依据Ang等[8]人1998年研究中国工业行业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分解因素，把影响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四个变量。文中假设Fit不变，即各能源碳排放强度不变，所以?驻ACF=0，DF=1，也就是说影响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因素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的基期为1981年，依据公式（6）―（9）和（14）―（17）计算可得表3的结果。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1982―1996年相对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较为缓慢，呈逐年较平稳增长，2002―2008年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显著。特别是2002年以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0.03%，略低于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0.6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从1996―1998年有一个下降的阶段，尽管降幅较小；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从2007年以后增幅开始显著收窄，2000―2007年，后一期比前一期的能源碳排放总量增幅都在1000万吨以上，但2008年仅比2007年多排放约400万吨。

经济发展与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引起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图1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曲线对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线的走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线的向上拉动作用显著，这也符合人们的预期。经济发展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呈现先增大、再减小，最后增大的趋势，这主要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有关，1990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7.1∶41.3∶31.6，2008年则为10.7∶47.4∶41.8，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导致了人均碳排放的快速增长。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影响先呈现正相关，而后呈现负相关，开始起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其拐点出现在1995年，但是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变化的影响有限，贡献很小，主要原因是非化石能源的供给总量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结构对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近来年有加大的趋势。能源强度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是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弱于经济发展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贡献，且其贡献有减缓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的趋势，我们将各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分为拉动因素和抑制因素，拉动因素为经济增长，抑制因素为能源强度的降低。由于能源结构在1995年以前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起到了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后开始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故能源结构因素贡献率数值在很接近数值1的上下微弱变动。根据经验可知，非化石能源在消耗的总能源中的占比越大，其总能源碳排放量越小，在人口数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能源碳排放也越小。综合以上分析，能源结构的变动也作为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因素考虑。为了方便观察，我们将抑制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取倒数，即为人均能源碳排放降低的贡献率（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拉动因素（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型增长，且各阶段的贡献率明显大于抑制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加上能源结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微弱，从而导致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趋势。能源强度在2002年以前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但是在2002―2004年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趋势，之后贡献率开始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25.8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26.02%；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开始了再次重工业化的趋势，对能源的需求量快速扩大，而能源利用技术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相反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催生出了盲目投资，经济结构调整有走回头路的趋势。2004年以后，能源强度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止跌反弹，逐步开始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得力于2004年11月国家出台了节能领域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3年）》；其后国家先后对焦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政策文件。在此期间，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照明器具等数十类产品的能效标准相继出台，《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一系列与建筑节能设计有关的标准与规范也陆续颁布，这些文件对2004年以后能源强度对人均能源碳排放贡献率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对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量随经济规模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2002年以后，由于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显著超越了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尽管能源强度的贡献在逐步增加，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值由正转负，即由加剧人均能源碳排放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可知，自1982年以来，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主要呈增长趋势，且增幅成指数型增长，其中1996―1999年增幅略有下降，2002―2007年增速显著加快，但2007年以后增速放缓，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而抑制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的降低，而能源结构的改变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先有拉动作用，而后出现抑制作用，但效果不显著。能源强度在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具有阶段性，开始抑制作用明显，中间有一个调整过程。近年来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不断放缓的趋势，但是其和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仍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拉动作用，故人均能源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

减少人均能源碳排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出发，将节约能源，降低能源强度，即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作为减少人均能源碳排放的长远战略方针。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首要位置”的能源发展方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实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节能减排政策，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加大非化石能源总量的供给，逐步提高天然气、核电、水电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重。考虑到中国人均水资源紧缺，在水电开发的时候，要注重统筹利用，加大太阳能、风电的开发力度，同时大力发展核电，增大核电能源的供给，有效改变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

第三，应大力发展60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大型联合循环机组，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加快建设百万千瓦级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建设，推进高温气冷堆、核中子增殖反应堆、核聚变反应堆等技术的研发应用，真正实现零碳排放。

第四，加快技术升级，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在高效利用煤发电技术、建筑节能、清洁生产等方面组织科研攻关，攻克消耗能源总量大和高耗能领域中的关键节能技术，重点发展冶金、制造、水泥、化工等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

第五，转变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遏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第二产业不合理的增长，坚决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转变国民经济再次重工业化的不合理趋势。充分利用财政和税收等手段，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和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效地引导国民经济走上低碳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K.Liaskas，G.Mavrotas，M.Mandarka，etal.DecompositionofindustrialCO2emissioms:ThecaseofEuropeanUnion［J］.EnergyEconomics，2000，（22）：38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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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mesB.Ang，CO2emissions，energyconsumption，andoutputinFrance.EnergyPolicy，2007，35（10）：4772-4778.

［4］李艳梅，等.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与减排途径分析［J］.资源科学，2010，（2）:218-222.

［5］徐国泉，等.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1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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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WAng，F.QZhangandK-HongChoi.Factorizingchangesinenergyandenvironmentalindicatorsthroughdecomposition［J］.Energy，1998，（6）：489-495.

FactorDecompositionandEmissionReductionApproachesAnalysisonChina'sPer

CapitaCarbonEmission

ZhuMingxu,HuangShaopeng,SunNa,XuGuanyu

（ResearchCenterforEconomicDevelopment,AnhuiUniversityofFinances&Economics,Bengbu233041,China）

Abstract：Basedontheenergyconsumption,populationandGDPdatainChinafortheperiodof1981-2008,andthroughempiricalanalysisonthecontributionoffromeconomicdevelopment,energyintensityandenergystructure.,theresultsshowthateconomicgrowthcanleadincreaseofpercapitacarbonemission;reductionofenergyintensityrestrainsemissionincreaseofpercapitacarbon;andchangesinenergystructureplayadrivingroleonincreasingcarbonemissionbefore1997,thenplayaninhibitoryactioninemission,butthecontributionisnotsignificant.Inrecentyears,thecontributiontrendoftheenergystructureisgraduallyincreasing.

节能降碳工作总结范文篇2

关键词碳减排；经济因素；关键指标；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5-0027-05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和世界政要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与博弈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着力点，从1992年的里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11年的“德班增强平台”，围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形成的相关国际制度正在朝着“目标量化、规则细化、约束硬化”的方向发展，并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空间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另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而且积极探索将培育低碳技术产业、发展绿色经济作为促进能源结构与经济结构改善和刺激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碳排放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有合理的增长，从长期来看面临巨大的压力。压力也孕育着机遇，权衡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使之互为促进，必将确立未来排放约束下的发展竞争力。

1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历史回顾

1.1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与节能减碳成效

2001-2011年间，我国GDP持续快速增长，GDP增长率始终维持在8%以上，年均实际增长10.5%，其中“十一五”期间，年均实际增长11.2%，比“十五”快1.4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水平高8.2个百分点(见表1)。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由2001年的14.39%降至2010年的10.1%；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由2001年的45.15%升高到2006年的47.95%，之后降低到2010年的46.67%；第三产业比重由2001年的40.46%升至2010年的43.24%。其中，2003-2007年我国第二产业比重持续升高，这与我国加入WTO后新一轮重工业化和出口高速增长带动经济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由2001年的14.3亿t标煤增加到2010年的32.5亿t标煤，年均增速8.94%，其中“十一五”期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以较低的能源消耗增长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煤炭依然是主要的能源，始终维持在总能源消耗的70%左右。2005年我国的万元GDP能耗从1.28t标准煤降至2010年的1.03t标准煤，累计下降了19.1%，基本上实现了降低20%左右的目标，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累计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而非化石能源比例稳中有升，由2001年的7.9%提高到了2010年的8.6%［2］。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3］，我国CO2的排放量从2001年的31.8亿t增加到2009年的68.3亿t，年均增长4.7亿t，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是我国当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2］。

1.2碳减排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我国能源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以及可能面临的国际压力来看，控制CO2排

放、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任务［4］。“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将继续发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节能减碳技术和政策手段不够全面，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与其质量和效益不协调，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上升使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困难重重，这对我国完成2023年的40%-45%的碳强度减排目标构成了严峻挑战。

2影响碳减排的关键因素分析

无论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历史状况，还是近十年我国发展历程，都清楚地表明温室气体排放取决于“速度和结构”两方面因素。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系统梳理这些要素与碳减排间的内在关系，可找到我国碳减排工作的关键所在。

2.1GDP增速

有研究表明，1995-2007年中国因化石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量增加了29.75亿t，其中61%可由经济活动或者经济规模扩大解释［5］。我国GDP高速增长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多是依靠现有技术的简单复制，GDP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耗能产业的拉动。从这个意义上，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

GDP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这种关系可由“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的变化以及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能耗强度下降幅度予以进一步证明。一方面，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反映了能源消耗的增速与GDP增速的比例，系数小于1则意味着能耗强度降低。“十一五”的前四年，我国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分别为：0.83，0.60，0.81和0.83，呈先降后升走势。另一方面，从“十一五”能耗强度下降趋势来看，2006-2008三年间能耗强度分别下降2.74%、5.04%和5.2%，下降率呈上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保证了经济平稳增长，但2009年能耗强度却仅下降了3.61%。以上这些数字表明，“十一五”期间，在GDP增速较高的头一年和经济刺激政策实施的第四年，能耗弹性系数高，能耗强度下降率低。

2.2投资、出口与消费结构

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

长期以来，投资始终是推动我国GDP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机场、住宅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将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同时产生大量碳排放。

2000年以来，总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率的贡献程度一直保持在1/3左右。但过分依靠出口带动的高速增长会导致“结构畸型”，即第二产业比重和高耗能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同时，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以2007年为例，出动产生的增加值仅占我国GDP的27%，但产生的碳排放量却占全国的34%［6］。目前情况下，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耗与碳排放。

2.3产业结构

关于我国能源强度的研究中，普遍认为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高是我国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因素，结构因素普遍小于效率因素的贡献［7-10］。然而在2002-2005年，中国能源强度反常上升，在这几年中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由41.5%下降到39.9%)，能源强度较大的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由44.8%上升到47.5%)，且工业中能源消耗高的重工业比重也一直呈上升趋势(由60.9%上升到69.0%),这使得在总能源强度变化中结构份额为负并且超过了效率份额,从而导致总能源强度上升［11］。应当看到，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否则我国高碳排放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扭转。

2.4能源结构

我国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平衡,即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

（1）资源禀赋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油、少气的国家，煤炭一直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的70%左右。由于煤炭的碳排放因子远高于其他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高煤炭消耗必然导致高碳排放，而高耗能行业对煤炭的密集使用更是加大了我国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压力。

（2）供需分布不平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能源、资源的种类、数量各不相同。总体来看，西部欠发达地区是能源的主要供应区，而能源的消费则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分布状况的不平衡客观上引发了我国节能和碳减排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3）消费种类不平衡。我国资源禀赋、能源供给不平衡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种类的不平衡，且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同时，基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依赖石油、天然气的大量进口亦不现实。在此情形下，煤炭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8.0%，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为23.4%左右，而水电、核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仅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6%。

3实现2023年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指标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实现到2023年单位GDPCO2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必须从控制GDP增速、调整产业结构、降低高耗能行业比重、优化出口结构、改善能源结构等入手，并且针对这些关键要素提出约束性的量化指标。

3.1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

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GDP增速应控制在适度区间，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创造良好环境。如果保持“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能耗强度下降16%和13%不变，将GDP增速调低至7%和6%，则4045目标和15%非化石能源目标都可实现；如果达到11%和10%的高增长，则两目标都无法实现［12］。

若“十二五”、“十三五”GDP均保持11%的高增长，能耗强度均继续下降20%，将能够实现碳强度下降51%目标，但2015年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将突破43.6亿t标准煤和96.6亿tCO2，2023年将分别达58.8亿t标准煤和128.5亿tCO2，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总量上将无法承受。综合考虑，建议在2023年前将我国GDP增速控制在6%-8%之间。

3.2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

在经济结构调整层面上，落实碳强度减排目标对我国出口率和出口产品结构比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述GDP控制区间为依据，到2015年我国出口率应下降到18%，2023年应下降到14%左右，同时加工贸易比重由2011年的45%降低为2015年的38%、2023年的30%左右。大力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我国服务贸易中的金融、保险、咨询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力争到2015年服务贸易比重达到25%，到2023年达到30%左右。同时，加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3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刘卫东等研究［13-14］表明，若2023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0%（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高耗能工业比重下降到20%（每年下降0.4个百分点），则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50.52%。若2023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7%（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耗能工业比重下降到22%（每年下降0.2个百分点），则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1.43%。因此，建议到2023年前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47%，且高能耗工业比重下降到22%以下。

3.4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

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在4.82亿t标准煤左右，2023年非化石能源供应量为6.88亿t标准煤左右，对扭转我国高碳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意义。CO2排放强度取决于能源消耗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两个因素，经验上来看，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大约等于能耗强度下降率与非化石能源比重增加率之和。2023年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量达到7亿t这一较为可能的上限，2023年能源消费总量就必须控制在45亿t，年均增速必须控制在3.6%以内。从这一角度说，15%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指标对能源总消费量也同样存在重要约束作用。

综上所述，为完成2023年单位GDPCO2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需要切实对以上四个指标进行调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个指标是相互耦合、互为因果的，必须综合部署、协调推进，唯此方能产生积极效果。

4其它相关措施建议

4.1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认识，把节能和碳减排作为当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根据国家“十二五”期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部署，各地区、各部门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费与节能减碳的关系，推进科技进步，完善体制和政策体系，真正把节能和碳减排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4.2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造成了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区域不平衡，在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应充分考虑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减排模式有别于东部地区，结合国家在“十二五”期间为各省市设置的碳强度减排目标，考虑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各地节能减碳潜力的地区差异，进行分类指导，做到全国一盘棋，不搞一刀切。

4.3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

我国应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早谋划、早部署，以超常规手段构建低碳技术体系，有重点、有层次地统筹各项低碳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对高参数超超临界发电技术、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智能电网等重大技术，投入资金，组织共同研发和示范；另一方面，对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其排放水平正在逐渐上升，也需要加大建筑节能技术、电动汽车、燃料替代等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据估算，通过加大节能技术的推广力度，2023年我国工业、建筑和道路交通等三大领域可节能超过6亿t标煤。

4.4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

坚持节约优先，强化节能的政策和行动不仅强调生产领域也包括消费领域。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终端消费，不仅带动GDP的增长，而且能够带来比投资更低的排放，同时也应注意引导低碳生活和消费模式，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当重视地区差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倡导不同的绿色消费结构。如在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在IT服务、信息咨询、文化产业上下功夫，提高居民在这些产业上的消费比例；而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特色资源区，可以在农、林、牧、旅游、生态等产业上做文章，推动更大比例的消费，切实促进节能减碳工作。

致谢：感谢清华大学张希良教授、中科院地理所葛全胜研究员、刘卫东研究员等在本文成稿初期的讨论，感谢陈跃博士、张贤博士和王文涛博士在成文过程中的帮助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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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碳工作总结范文篇3

关键词：工业碳排放；情景预测；节能减排潜力

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4-0069-06

河北省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产业特征突出，节能减排压力较大。2010年，全省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80%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3倍。201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8%。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实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

国内学者关于碳排放情景预测的研究较多，例如宋杰鲲（2011）利用BP神经网络预测了我国的碳排放情景，张亚欣（2011）、马卓（2012）分别对吉林省2023年碳排放情景、碳排放峰值进行了预测，徐成龙（2012）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山东省的低碳情景，王志华（2012）对江苏省工业低碳化发展情景进行了展望。鉴于河北省是全国第一钢铁大省，所以，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预测工业CO2排放的目标情景，分析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排潜力，对于河北省实现工业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北省工业能源终端消费的碳排放量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包括9类，即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和电力。在计算工业能源终端消费的碳排放量时，采用能源消费总量乘以各自的排放因子或排放系数（排放因子来自于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公布的数据，焦炭的排放系数来自于《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CO2排放总量的计算方法见（1）式，E为能源消耗量，A为排放因子。[1]

计算结果显示，2005年～2009年河北省工业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量总量分别为33361.5、36908.7、41824.9、43163.7和45767.0万吨，占当年全省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量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4.94%、76.89%、78.51%、76.69%和76.70%。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以及总排放量在全国的排名情况见表1。

由于经济总量与工业总量较高、能源消费过分依赖煤炭、产业结构偏重、生产技术水平落后等原因，2005年～2009年河北省工业能源终端消费的碳排放总量“稳居”全国第2位（见表1），并占据了河北省CO2排放总量的主要份额，工业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量占当年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量总量的比重在全国的名次逐年上升。

鉴于工业节能减排面临的巨大压力，进行工业CO2排放情景预测，测算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对于科学估算河北省工业未来时期节能减排空间、合理选择适合省情的工业节能减排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工业CO2排放情景预测

在参考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本文从河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工业能效目标和环境目标三个角度对河北省2015年和2023年工业碳排放情景进行分析，三种目标情景分别称为E1（Economic）情景、E2（Efficient）情景和E3（Environmental）情景，统称3E情景。[2]

（一）基于河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目标的E1情景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15年末，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3%。本文基于这一速度，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设为13%，分析在不考虑技术革新、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河北省2015年和2023年的工业碳排放E1情景。

假设河北省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保持不变（按照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19996.3万吨标准煤、单位能耗为1.9吨标准煤/万元人民币计算），碳排放量亦将保持13%的年均增长率。2011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的碳排放总量为51790.4万吨，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为4.93吨CO2/万元，以此为基准进行2015年和2023年E1情景下河北省碳排放量测算，计算公式见（2）式。

E2015=E2011×（1+0.13）2015-2011

E2023=E2011×（1+0.13）2023-2011（2）

E1情景下河北省2015年和2023年工业碳排放量分别为84442.9万吨和155580.6万吨，分别是2011年的1.63倍和3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分别为5.63吨和5.19吨，分别是2011年的1.14和1.05倍。基于经济发展目标的E1排放情景估值较高，因此E1情景是最高排放情景。

（二）基于河北省节能目标的E2情景

E2情景假设节能降耗的手段是依靠降低化石燃料使用强度，所以CO2排放强度降低水平与节能降耗目标一致。根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采取多种节能降耗措施后，2015年河北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十一五”末降低20%，年均降低4%；工业CO2排放强度降低20%以上，年均降低4%以上。2010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总量为46925.4万吨，以此为基准进行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E2情景下工业碳排放量测算，见（3）式。

E2015=E2010×（1+0.13-0.04）2015-2011

E2023=E2010×（1+0.13-0.04）2023-2011（3）

E2情景下河北省2015年和2023年工业碳排放量分别为72200.5万吨和111089.4万吨，分别低于E1情景下的84442.9万吨和155580.6万吨；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分别为4.81吨和3.7吨，分别是2010年的84%和65%。E2情景充分考虑了河北省各级政府和企业对能源供应和CO2排放量不断上升做出的反应，包括已采取的节能降耗措施，所以，可以认为E2情景是基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具有较高可实现性的未来情景。

（三）基于河北省节能与环境目标的E3情景

E3情景综合考虑河北省工业节能和环境保护目标。根据《河北省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力争比2010年下降22%以上，SO2和NOx排放量则分别削减25%和30%以上。考虑到工业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本文以2010年为基数，取25%与30%的算术平均值27.5%作为2015年河北省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降低的百分比，并设定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降低的百分比仍为27.5%，年均降低5.5%。2011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的碳排放总量为51790.4万吨，以此为基准，根据（4）式可测算E3情景下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量。

E2015=E2010×（1+0.13-0.04-0.055）2015-2011

E2023=E2010×（1+0.13-0.04-0.055）2023-2011（4）

E3情景下，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总量分别为59430.7万吨和70585万吨，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分别为3.47和2.24吨，分别是2011年的84%和45%。

（四）基于“斯特恩报告”的综合情景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师尼古拉斯・斯特恩领导的小组完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报告（又称“斯特恩报告”）认为，要使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小于或者稳定在550ppm（濒临危险的水平），则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以2005年为基准）10～20年达到最高峰，并且在此之后应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2005年水平的75%以下。根据前文的计算结果，河北省2005年工业碳排放总量为33361.5万吨，2006年为36908.7万吨，碳排放增长率为10.63%，在此基础上，若碳排放增长率以固定降幅降低，至2023年增长率降为0，设定2023年前碳排放增长率的递减率为x，则有：

0.1063×（1-x）150（5）

如果取0.1063×（1-x）151×10-4，则（5）式变为0.1063×（1-x）15=0.0001，

可得2023年前碳排放增长率的递减率为x=37.16%，根据（6）式计算可得综合情景下的工业碳排放量。

E2015=E2011×（1+0.13-0.3716）2015-2011

E2023=E2011×（1+0.13-0.3716）2023-2011（6）

综合情景下，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7133.4万吨和4298.7万吨，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分别为1.14和0.14吨，分别是2011年的23%和3%。

（五）情景比较分析

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CO2排放情景预测结果见表2。

基于河北省工业发展和节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E1、E2和E3情景以及基于“斯特恩报告”的综合情景可以分别看作是河北省工业未来高排放、中等排放和低排放情景。基于工业经济发展目标的E1排放情景是一种经济上激进、环境上保守的排放情景，将导致河北省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资源风险。基于提高能效、保护大气环境目标的E2、E3排放情景则是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与提高工业发展水平相结合，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情景。基于“斯特恩报告”的综合情景是从“斯特恩报告”中所选择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对于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大省河北省来说，体现了环境激进思想。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河北省工业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处于环境保守的E1情景和环境激进的综合情景之间，并与E3情景接近。

三、河北省高耗能产业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从河北省工业行业内部来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其能源消费量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的比重高达89%以上，2011年则达到90.48%，是工业碳排放和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推进并顺利实现“河北省工业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处于环境保守的E1情景和环境激进的综合情景之间”的既定目标，关键是加快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排进程。

（一）高耗能行业2005年～2011年碳排放现状

河北省六大高耗能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且每年位于六大行业之首，远高于其他行业。位于第二位的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变动幅度较小，在稳定中有所增长。其他四大行业碳排放量比较稳定，所占比重较小，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所占比重最小，见图1和2。

“十一五”期间，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能源碳排放强度基本上呈现下降状态，但是从绝对数量来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能耗高、碳排放量大，并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

（二）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中国科学院《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研究组的研究成果（2010）表明，我国工业尚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单位综合能耗水平比发达国家先进水平高20%-35%，如果综合使用技术节能和结构节能手段，2015年和2023年存在一定的节能减排空间。[3]

根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采取多种节能降耗措施后，2015年河北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十一五”末降低20%，年均降低4%；工业CO2排放强度降低20%以上，年均降低4%以上。若六大高耗能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也为13%，2015年和2023年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CO2排放强度也按照年均4%的百分比降低，以2010年的数据为基准，则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高耗能工业部门的节能减排潜力（计算依据见7式）见表3，CO2排放强度预测结果见表4。

E2015=E2010×（1+0.13-0.04）2015-2010

C2015=C2010×（1+0.13-0.04）2015-2010

E2023=E2010×（1+0.13-0.04）2023-2010

C2023=C2010×（1+0.13-0.04）2023-2010（7）

（三）2015年与2023年工业碳排放变化趋势

根据河北省工业化和城镇化现状，到2023年以前，河北省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水平，平均保持在8%～9%，河北省能源消费与CO2碳排放还将继续增长。

1.产业结构演变与调整趋势

截止到2011年，河北省国民经济中服务业比重只有3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其中重化工业比重超过80%。根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及《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一方面，河北省服务业比重将不断提高，重化工业比重将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根据河北省经济发展现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工业主导特别是重化工业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不会根本转变，工业用能和碳排放总量仍将保持一定增长。

2.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空间

根据表5和表6的预测结果，可以确定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高耗能行业节能空间、减排空间、碳排放强度降低空间，分别见表5、表6和表7。

3.工业节能减排难度的行业差异

将“节能难度”、“控制碳排放难度”作为衡量指标，可以构建河北省工业节能减排状态矩阵图（如图3），用于衡量工业内部不同行业节能减排的困难程度。[4]

以2010年的数据为基准数值，根据2011年的数据和减排空间进行测算，通过技术手段和结构调整，2015年和2023年，河北省能够实现节能目标的行业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节能目标有一定难度；将碳排放总量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有相当大的难度、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也面临着巨大压力的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可以将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的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所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处于D难度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A难度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处于C难度区域，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处于B难度区。

四、河北省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路径

为了在2023年实现工业CO2排放的E3情景，根据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排空间，河北省需针对以上四类难度区，分行业采用不同的节能减排路径。

（一）BA和DA的单边突破路径[5]

河北省处于B和D难度区的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过渡到A难度区时，应以产业在节能和减排方面的“短边”作为突破口，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体而言，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更应注重结构节能、管理节能和技术节能，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更应注重从调整能源结构、采用低碳技术、削减过剩产能等方面减少CO2排放。

（二）CBA和CDA的渐进式提升路径

河北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处于C难度区域，在节能和减排两个方面均面临巨大挑战。首先，要加大原煤洗选力度，提高商品煤质量；其次，通过改进技术以提高煤炭的燃烧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降低燃煤污染物排放；第三，要综合利用遗留在煤炭生产区域的废弃物，消纳处理废弃资源。总之，在双重压力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应发挥优势、弥补劣势，经过B或D区域的过渡，最终到达A区域。

（三）CA的跨越式发展路径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要实现从C难度区到A难度区的跨越式发展，需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推动制度变革，具体包括：在制度上，形成中央节能减排政策与地方经济利益、地方政府政策与企业利益的激励相容机制；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机制改革，将能源经济效率和环境绩效指数作为考察地区节能减排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以改变现存的地方政府GDP目标与节能减排目标之间的博弈均衡结果。

（四）处于A难度区的自我提升路径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A难度区，需在现有的节能减排基础上实现自我提升，发展高效节能技术和装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

总之，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偏重等原因，河北省工业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量和单位工业总产值碳排放量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前，在淘汰落后产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经济增长需求”和减少碳排放量的压力同时存在，河北省应明确工业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兼顾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工业能效目标和环境目标，在保持工业增长的前提下降低CO2排放强度，实施相对减排。结合河北省六大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空间和工业节能减排状态矩阵图，不同行业应分别沿着“单边突破”、“渐进式提升”和“跨越式发展”等路径，通过调整结构、改进技术和变革制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下实现工业自我提升，强化生态保障功能，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推进科学发展和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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